划分知识分子的一个最为悠久的传统尺度是脑力与体力分工的原则：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这一原则至今仍支配着流行的知识分子观念，它为各类辞典与教科书所承认。《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代表性的：
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和社会划分为阶级而产生。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是分属和依附于不同的阶级。历史上，各个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都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和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更加重要。在革命运动中他们往往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我国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党的依靠力量。
对这一定义可作出如下分析：
（a）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
（b）知识分子具有专业性知识，这些知识具有各自的效益或功能；其中多数功能同体力劳动一样，都是技能（技术）性的；
（c）知识分子依照各自专业而形成社会职业；
（d）知识分子是依附于阶级的不独立阶层；
（e）知识分子具有独特的“先锋”作用；
（f）知识分子与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有着特殊的关系；
（j）最后，可以阐释性地揭示的一个隐含判断是：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与劳动人民往往是对立的。这一状况在当代已基本改变，知识分子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上述命题，除过“a”（“脑力劳动”）与“j”（与“劳动人民”关系）之外，也基本上适用于其他社会阶层（尽管“f”项对于这里的知识分子定义仍具有特别的意义）。因此，这种知识分子观念所指乃是以脑力活动为形式特征的劳动者。除过劳动形式有区别之外，无论就其社会职能或劳动内容，知识分子与其他劳动者并无更本质的差别。
但就名称而言，“知识分子”却是一个外来名词。权威性的《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将“intelligentsia”（知识阶层）作为一个历史性的专有名词，特指19世纪末叶俄国一批对社会持独立的批判立场的文化人士。与之相仿，英文中“intellectual”（“知识分子”）一词则最早由克雷门梭（G.Clemenceau）指代以左拉为首的“德雷福斯案件”批评者，也是一批主持社会公道的文化人。但左拉不惧自己被判刑而挺身作辩，具有极为抽象的理念性动机。他所关心的不仅是德雷福斯个人的遭遇，而更看重的是这一事件所包含的意义，即当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民权合法性危机对法国大革命所建立的现代人权与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威胁。在这里，“知识分子”已不再仅仅标志一种劳动的外表形式，而开始显露出某种超出于此的职能内容特征。“意义”成为知识分子职能所系关键。
那么，什么是“意义”？脑力活动性与知识分子独特的职能内容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这种知识分子独特的职能内容又到底是些什么内容呢？
回答上述问题将是本书的主要任务。在此之前，回溯历史是必需的。
一、知识分子观念的历史演变
（一）脑体分工的巫术文化背景
作为普遍性的社会分工，脑力与体力分工原则确立于奴隶制时代；虽然就发生学而言，还应当上溯得更早。
但在古代，脑体分工并非近代以来人们所理解的劳动的自然分工，即它还不是基于劳动发展自身的需要，主要还不是工艺技术性的，而具有超出劳动之外或之上的意义。例如，脑体分工直接就是阶级统治。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有这层意思。
因此，与体力劳动相区别的“脑力劳动”，其原初涵义不能囿限于技术功利。中国西周贵族所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今人看来，大多有其实用意义。但实际并非如此。以其中似乎最具实用技能性的射、御而言：
……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
……
是故天子以备官为节，诸侯以时会天子为节，卿大夫以循法为节，士以不失职为节。故明乎其节之志，以不失其事，则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则无暴乱之祸矣。功成则国安。故曰：射者，所以观盛德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君王务焉。【1】
“射”与狩猎或战争在此全无关系，而仅仅是一种类似今人练气功一样的身心修养。藉此修养，射者才在礼仪秩序中怡然得体，而且培养出立身立国、尽职尽志的道德。
大驭掌驭王路以祀。及犯儿，王自左驭，驭下祝，登受辔，犯儿遂驱之。及祭，酌仆，仆左执辔，右祭两轵。祭轨，乃饮。【2】
“御”在此主要不是驭者与物（车、马）的劳动操作关系，而是遵循巫术祭祀传统规则——即礼仪的严格操演。因此，“射”与“御”的精神活动特性及意义使之同“礼乐书数”一样，都属于“脑力劳动”。
周礼崩解，“六艺”礼仪操演已失去现实体制对应物，因而它们主要是虚拟的形式化活动。但以孔子为领袖的原始儒学之士，却经由这种虚拟形式的演习，与五帝三王的古代理想王国保持着精神上的联系：习六艺，也就进入了想象中的神圣领域。如果要说这种不事稼穑的脑力活动也是某种社会分工的话，那么它就绝不可在直接的功利意义下来理解。但这也绝非说这种基本没有实用价值的活动对于人类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如《庄子》中所说的那棵“不材之材”的巨树，它的意义无法用实用价值来衡量，而是超越了特定用途的更根本的意义。古代知识分子坚守这种超越性的意义信念，是因为他们去古未远，尚能真切地感受到巫术文化的氛围。
因此，必须强调超越直接实用来理解脑体分工的意义。“士志于道”（《论语·里仁》）与“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必须对举把握：劳心者与劳力者不仅在活动形式上（现代人只看到这一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活动对象与目的性质上都有着深刻的区别。
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在西方，早在苏格拉底那里，“沉思”这一高贵的活动就已脱离具体操作的日常生活，它是反省与评价日常生活的活动，二者处于不同的层面上。在亚里士多德术语中，参与现实的“实践”不同于抽身反思的“理论”。即使同是操作性的（如“射”或“御”），政治与艺术性的“Praxis”与生产、制造物品的“poiesis”在古希腊却有着严格的区分。这并不是因为二者在脑力和体力因素比重上的量的差异，而是有着深刻的质的规定。
（二）科技专家：近现代知识分子观念
诚然，生产劳动自身的发展也已孕育着脑力与体力分工的需要。劳动工具与技术所拓展的日益广大复杂的因果联系与主客体关系，逐渐超出了直观的操作形式而要求抽象化、普遍化，并以超前预见与重复可逆的运演（让·皮亚杰：Operation）内化为纯思维活动——但须要强调的是，这种基于劳动动作自发演化的思维活动，其内容主要是数学与逻辑性的，【3】而并不包括道德类价值判断。这一点在理解本书所阐释的人文知识分子职能独特性时至为关键。服务于劳动操作的抽象思维运演、包括对运演再运演的更抽象的“反身抽象”（让·皮亚杰：“reflective abstraction”），都并不开辟出超越劳动操作系统之外的新的方向，它们不可能评价操作的目的。但对于劳动操作自身来说重要的是：
由于对运演进行运演的反身抽象的结果，就出现了主体的逻辑数学运演的逐步内化，这最后导致可能转换系统所特有的超时间性的出现，而主体就不再受实际转换的束缚了。……思维最后把自己从身体活动中解放了出来……
……在这里认识超越于现实本身，把现实纳入可能性和必然性的范围之内；从而就无需具体事物作为中介了。【4】
所谓脑力劳动，不仅是指用符号代替实物、用脑力代替体力劳动操作，而且“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不能归结为低级水平的中介结构的新特性的产生”（《发生认识论原理》，第29页），“借助于一个组合系统而使认识可以达到一个范围无限的可能性，”（同上，第53页）从而，脑力劳动为体力劳动提供、创造了改进与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依靠体力劳动有限得多的时空环境是无法自发演化产生的。
这种为劳动演进固有需要的脑力劳动，同一切后来分化的分工一样，部分保存于巫术文化的混沌体中，另外部分，则自发地流传发展于被视为下等活动的体力劳动者手中，这批专业技术传统中的体力劳动者，就是近现代赫然崛起的工程师前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匠师。
巫术文化与其后漫长的中世纪神学文化，以其社会统治的偏执垄断了精神（脑力）活动，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科技创造。
文艺复兴作为对中世纪宗教统治的反拨，【5】使一批从事传统神学思考的脑力活动者转向人间事务，从而超越了传统脑体分工的界限，产生了15世纪引人注目的“全才”（“I'uomo univer-sal”）现象。雅各布·布克哈特在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曾以但丁、达·芬奇与里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为例对这类“全才”大师巨匠做过描述。他对后者这样描写：
在三件事情上他希望别人找不出他的缺点：在走路、骑马和说话上。他学习音乐没有老师，可是他的作曲却得到了专家的称赞。他虽处困境，却学习民法和寺院法很多年，直到疲劳过度而招致来严重的疾病。他在24岁的那一年，发现记忆文字的能力减退了，但理解事物的能力还依旧，就开始研究物理学和数学。与此同时，他还向各类艺术家、学者和工匠乃至补鞋匠多方了解他们的行业的秘密和特点，从而掌握了各种才艺和熟练技巧。他顺便学习了绘画和造型艺术，……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伟大人物一样，他说：“人们能够完成他们想做的一切事情。”【6】
这种手脑并用的风气遂为以使用仪器与实验为重要特征的近代科学开辟了道路。【7】正是由于这类新型脑力劳动者大批进入面向世俗的科学技术领域，使科学技术逐渐取代宗教神学而成为脑力劳动的主要代表与象征。培根历史性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宣告了近代意义的知识观念与知识分子观念的兴起。他对认识过程中“四种幻象”的揭露与对归纳法和感觉经验的强调，实质否定了知识的超验性，从而只承认了科技意义的知识与知识分子观念。沿此发展到20世纪，现代分析哲学甚至通过语言分析将一切超越性的观念判定为伪概念而逐出语言与思维。
在近现代科技所创造的宏大工业文明业绩上，科技不但统治了人对自然的知识观念，也扩展占领了关于人自身的知识观念；不仅涌现出分工日益细密的自然科学，也带动产生了社会科学。从此，知识演变为专业（技能），知识分子演变为专家。以西方科技文明为典范的现代化进程，向现代人类塑造的正是这种科技专家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观念。在这种观念影响下，所谓脑体分工，便只是指科学（理论）与技术（操作）的有限区别，它已失去了古代巫术文化背景下脑体分工的深刻含义。
康德把“知识”仅限于人类可认识的经验判断的知识，它是以知性概念整理感觉经验的成果。“知性”（“intellect”），恰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词根，它指示了现代人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科技知识根源。【8】
但是康德在确定知性知识同时却也划分出去了目的判断，即是说，以因果律为中心的知性知识不再关心目的判断与价值判断。这种只供使用不问目的的工具性知识分子如西谚所说：“工艺师总是听命于人，并非高高在上。”【9】它是一切垄断了社会价值判断的社会和一切不过问社会价值判断的社会所共同接受的知识分子观念。
（三）对知识分子观念的多重当代挑战
1.人文价值理性对科技工具知性的批判
康德划分现象与本体，不仅是立足于知性逻辑为科技知识建立不受旧形而上学（宇宙本体论）侵扰的基地，同时也是为价值理性指明支撑科技知识在内的全部人生信仰本体。康德把人自身作为这新的信仰本体：至善道德的人就是最高的目的与价值。这表明，近代哲学在确立科学知识地位同时，为知识分子在科技知识之外依然保留了脑力思维的本体性位置，那就是价值理性：它已经不是天启真理，而空前明朗为人性；它不是可作手段的工具知性，而是比实然更高的应然规范，是作为知性的目的动力与根基来源的理性（康德：Vernunft）。
（1）面对近代以来“知识”日益崇高的地位，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人文价值理性，基本是作为对知识主流的科技工具知性的方法论与知识论的补充而获得知识学身份的。人文价值理性还只是要为自己在知识领域中争得一席之地。
从W·狄尔泰到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他们强调日益扩张的自然科学并不适用于具有感情、想象与价值理想的人自身的研究。狄尔泰强调人文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即精神性，由此而引出了人文研究的特殊方法。他著名的结论是：自然需要说明，而人则需要阐释（interpretation）性的理解。因此他提出了在自然科学之外建立一门人文性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 senschaften”）。文德尔班与李凯尔特则强调人文对象在构成人文类知识中的决定性作用，这种有别于科学对象的人文对象具有突出的历史个体性与偶然性：
分类的原则是它们的认识目标的形式性质。有一些科学研究一般的规律，另一些科学则研究特殊的历史事实；如果用形式逻辑的语言来说，有一些科学的目标是普遍的定然判断，另一些科学的目标是单称的实然命题。
自然研究与历史的分别，首先开始于利用事实来构成知识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前者追求的是规律，后者追求的是形态。在自然研究中，思维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在历史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
所以，个性的最后的、最内在的本质是不能用一般的范畴来分析的，而这个不可把握的东西在我们的意识面前就表现为一种感情，觉得我们的本质、即个人的自由是没有原因的。【10】
后来，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则从认识与实在对象的符合性角度，强调科学概念分析法无法达到人文性的直觉体验所把握的实在本身：
……把认识对象的方式分成根本不同的两种。第一种的前提是围绕着对象转，第二种的前提则是钻进对象。……第一种认识可以说是停留在相对的东西上，第二种认识——在可能获得的场合——则可以说是达到了绝对。【11】
绝对是只能在一种直觉里给予我们的，其余的一切则落入分析的范围。所谓直觉就是指那种理智的体验，它使我们置身于对象的内部，以便与对象中那个独一无二、不可言传的东西相契合。
至少有一种实在，是我们大家从内部通过直觉、而不是通过单纯分析把握到的。这就是在时间历程中的我们自己。
这已不是对自然科学的补充，而是在标榜一种更高于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真理观。
这样，在自然科学知识作为知识范型支配知识观念长达3个世纪之后，一种以人、精神、主体、实在与本体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知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复兴。这种复兴不是偶然的事件，它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科学移用于人文对象时遇到了困难，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它又以自然科学自身发展的现代危机为契机，使人文学科知识参与了自然科学的现代建构。这后一方面肇始于20世纪初的现代物理学革命，它表现了自然科学深入到更大系统综合时，伽利略以来的近代科学的孤立静止的客体观念及其研究方法已不再适宜；而从主客体相互关系中把握对象的新方法、新观念则使人文观念内在地成为科学知识的组成部分。从而，人文学科的知识学内在地动摇了那种封闭自足的自然科学知识论。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的W·海森堡在介绍他所发现的“测不准原理”时说：
人们从一次观测推导出来的是一个几率函数，它是把关于可能性（或倾向）的陈述和关于我们对事实的知识的陈述结合起来的一种数学表示式。所以我们不能将一次观测结果完全客观化，……这看来就像我们已把一个主观因素引入了这个理论，就像我们想说：所发生的事情依赖于我们观测它的方法，或者依赖于我们观测它这个事实。
……
人们决不应当忘记，在生活的戏剧中，我们自己既是演员，又是观众。可以理解，在我们与自然的科学关系中，当我们必须处理只有用最精巧的工具才能深入进去的那部分自然时，我们本身的活动就变得很重要了。【12】
自然科学家转而关心人文学科的另一个基本原因是，人文智慧与情感、想象、审美直观等人文素质在科学前沿的创造性思维中的微妙关键作用在现代又重新被人们注意。爱因斯坦在评价科学史上著名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成功时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迈克尔逊的“科学的艺术家的感触和手法，尤其是对于对称和形式的感觉”（《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91页）。迈克尔逊自己也认为他的选题“要求研究者有着学者的分析的智慧、艺术家的审美知觉和诗人的形象性语言”【13】。
与此相关，对自然科学的知识范型的批评已经不单是发自人文学科知识分子、而是出自自然科学家。达尔文如此自述：
以前图画使我得到颇大的愉快，音乐使我得到巨大的愉快。但是现在多年来，我不能持续读完一行诗。……我的头脑似乎已经成了大量事实积累中挤压出一般规律的机器，……这些爱好的丧失也就是幸福的丧失，而且可能会伤害智力。【14】
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说：
在古希腊不仅有完全和谐的相互平衡的直觉和抽象，而且科学也不与哲学、文学和艺术相疏远。所有这些文化活动都接近于人类的精神和情感。……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今天的物理学家往往被大型加速器和高速电子计算机弄得不知所措。……我确信在揭示潜藏于自然界的真理的努力方面人的丰富想象力至少像大型机器一样重要。【15】
……
这些批评实质已经指示了一种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更高统一的新的知识与知识分子观念。
（2）近现代自然科学知识至高地位的动摇，更根本的乃是缘自它的目的价值的缺失。作为工具手段，科技知识在人的自然欲望支配下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世界，但它无力反身审查这种物欲追求本身，如控制论创始人之一的维纳批评科技发达的美国人时所说，他们只知道“如何做”，而不懂较此更为要紧的“做什么”。【16】这种人文价值理性的缺失使近现代文明酝酿并爆发了种种危机。从两次世界大战到核对抗，从罗马俱乐部关于经济增长极限的警告到20世纪后半叶空前突出的生态环境危机与南北贫富对立，从存在主义运动到形形色色宗教团体对社会规范的冲击，整部现代文明史都明白无误地在显示：单凭科技知识与科技专家知识分子并不能保证人类文明的价值与意义、也无法实现真正的幸福、甚至无法防止文明向罪恶与毁灭的转化。尼采在科技文明辉煌的19世纪末叶，通过一个疯子之口呼喊“上帝死了”，这声音至今没有消散。早在近代科技文明伊始，空想社会主义就作为其对立面开始了人文价值理性的批判。这一批判伴随着科技文明的数百年发展与调节而始终未能消歇，马克思主义之于近代资本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之于现代工业文明、海德格尔之于现代技术，人文批判总要不依人们好恶为转移地历史性地出现。即使是在当代高科技支撑下所出现的后现代—后工业文明，其人文价值的缺失依然如故。丹尼尔·贝尔在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对迄今的整个现代科技文明作出了如下的结论：
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语言来说，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我们正面临着一片空白。
……
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是虚幻，那么人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我在此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17】
从而，如何从本体高度调节、规范人自身，为文明进程提供人文价值理性目的，便凸出为一个远超出知识论自身的本体论问题。与之相关，有别于科技专家的人文知识分子在当代的职能意义也重新凸出了。
2.现代科技对脑体分工的改塑
效能与自由始终是工艺改进的两个基本向度。因此，脑体分工差别日趋缩小是科技不断发展的一个趋势。现代科技革命的急剧飞跃发展，则使这一趋势出现了重大的突破。自动化与电脑的结合，一方面使体力劳动中肌肉生理运动空前减少，相关地，神经联系的脑力运动因素却大为增加；另一方面又使脑力劳动将相当一部分内容（如计算）转移给人工智能，而后者又成为传统体力劳动者可以方便操纵的工具——这两方面都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传统界线越来越模糊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个体性曾长期是脑力劳动的基本特征之一，传统脑力劳动的基本单元一直是依靠自己头脑思维与创造的个体知识分子。近现代工艺大大发展了社会化协作，脑力劳动的团体化在现代研究所中成为确定的事实。这一事实在根本上取决于现代科技的两方面特点：一方面，现代专业分工随着现代生产规模的空前扩大与深度的空前发展，而导致分工越来越细密狭窄，这使现代科技专家已经很难再成为文艺复兴时代那种通晓多种专业的个人全才；另一方面，现代信息工业与传播交流的空前增大加快，又使传统知识分子封闭的个体研究面临着重复与过时落后的巨大压力。
与上述情况相对应的是，整个现代社会的总体系统与结构开始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规定着个性。M·韦伯将基于理性法律而取代个人意志的机构性统治管理，即“科层制”（“bureaucracy”）视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这已为当代社会科学接受并得到进一步强调。在这种总体性系统结构中，重要的不是个性及其意识，而是严格的执行与操作；个体只有进入系统结构、承担由总体规定的角色，才能获得自己的意义。这样，脑体分工对于大多数机构成员来说已失去了明确的意义。由此产生的科层技术专家已不是传统意义的知识分子，就其划一的结构性执行角色而言，现代技术专家、国家行政官员（公务员）与控制台前的工人有着更多的一致性，大家都成了国家或公司的职能人员（职员）。
正是在这种现代结构背景下，知识分子传统依托的“脑力”本质之“意识”观念，受到了严重的怀疑与贬斥。被近代文化奉为旗帜的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义原则，自结构主义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以后，逐渐让位于“潜意识”、“非意识”与“无意识”。现代哲学从越来越多的方面（结构、系统、语言、他人、存在、行为等）揭示在自以为自主的意识活动背后广泛而巨大的非意识的支配性存在。理论昔日显赫的地位如今已让位于实际操作。在这种总体系统结构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网络中，还要依据脑力意识性、或者依据理论型与操作型来判定是否知识分子，就只具有十分局限的量的相对规定意义。如现代操作主义（布里奇曼）所强调的，就科技活动与以之为中心的日常活动而言，手的动作是根源。这一学说的现代系统结构背景是显然的。但正是在这种现代系统结构条件下，企望在系统结构之中把握知识分子的独特职能，就变得十分困难了。
然而，对现代社会科层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当代美国结构功能主义学者T·帕森斯，在其名著《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中更加充分地肯定了现代社会的系统结构性之后，却又指出了一个具有深意的事实，那就是：价值独立于系统结构之外；而且，价值支配系统。他写道：
分析任何一个社会系统的主要基点是组织的价值模式。价值模式决定系统（在这里指组织）对其所在的情境采取的基本取向，因而指导个人的参与活动。
价值被审慎地规定在高于目标的一般的层次上。
价值系统从来都没有完全被内化和被制度化，……
价值被表述为规定系统成员取向的总领域，而独立于系统结构、情境或目标的特殊内容。【18】
只有价值才能决定社会总体系统结构的方向，也只有价值才能使个体在系统结构中内在地保持做一个个性化的人。在前边涉及劳动自身脑体分工的基础时，我们已经指出了，劳动动作系统可以抽象出逻辑与数学，但并不能启发产生出价值系统，它需要超越出劳动的直接目标。这种建设价值系统的工作曾在历史上长期为巫师、教士、艺术家、哲学家们所承担，它构成了与近现代以来的科技专家明显不同的知识分子的另一基本传统，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传统。我们看到，在当代社会结构基础的变动中，正是这种在近现代进程中失势的人文知识分子传统保持并增强了自己的根基。
人文知识分子传统在当代的合理性的突出，并非说人文知识分子成了时代骄子，恰恰相反，人文知识分子迄今并未改变自近现代以来与日俱增的冷落及受排斥地位。【19】这表明，特定时代的社会时尚与本体性的终极价值尺度绝非吻合的关系。
3.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
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初几年间，知识分子与新政权尖锐对立的态势是一桩至今值得研究的事情。1921年，大批教授被大学除名。1922年，120余名世界著名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遭到逮捕，随后被宣布为不受无产阶级专政欢迎的旧知识分子而驱逐出境。这就是20世纪初叶重要的俄国文化流亡事件。这批被逐者多属人文知识分子，包括有别尔嘉耶夫、布尔加柯夫、舍斯托夫、洛斯基等后来为俄国文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的学者。
人文知识分子为何首当其冲？因为他们是独立地建设价值体系与世界观的人；而在斯大林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垄断所有意识形态解释权为重要特征的人间政权——但这恰恰意味着，专政型意识形态专家本身正属于持有一种价值立场的人文知识分子。但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区别在于，他已与强制性权力同一为一体了。
1920年之后，新生苏维埃在严酷的内战环境中被迫强化了专政意识，对持有独立价值立场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打击随之也扩大向科技知识分子，由此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持久长期的紧张对立关系，并成为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一种普遍的现象。
这一对立并非偶然的特定形势（如内战）所造成，它有其历史必然性与理论根源，事实上构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困境的特殊组成部分。
尽管这种意识形态一般都强调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依附于其他阶级的阶层，但是又都总是认为知识分子实际上依附于“剥削阶级”，从而往往冠之以“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即视之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或“改造对象”。这种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批判一般基于三个方面：
（1）基于经济基础的阶级分析与（庸俗）社会学分析：这往往根据知识分子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拥有受教育的条件、有着高出于劳工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由此溯及他们的家庭出身等等，而将其纳入阶级分析范畴。此外，也往往隐含有历史根据，即：古代以及历史上多数时代的脑体分工往往同时即是阶级统治，脑力者即统治压迫者；而与之对立的体力劳动者因此派生出了一系列价值判断乃至政治色彩颇浓的社会用语：“劳动人民”“劳苦大众”“工农大众”“穷人”等等。
（2）在以集体主义为最高道德的社会里，个人主义不仅与西方褒奖性的“自由个性”不同，甚至也不是一个中性描述的概念，而具有颇强的批评意味；而基于经济及社会分析法，知识分子本性即倾向于个人主义。列宁在批评马尔托夫草案时说：
谁也不敢否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别阶层的知识界，其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而不能接受纪律和组织（例如参照考茨基论知识界的著名论文）；这也就是这个社会阶层弱于无产阶级的一种特征；这就是知识分子意志萎靡动摇而使无产阶级常受其害的一种原因；知识界的这种特性是与其通常生活条件，即与其非常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作工或在很小的集体内工作等等）密切相连的。
列宁随之以高度评价的措辞（“一种灿烂的社会心理学的估计”）引用了含有如下判断的考茨基论文：
……我就只是把知识分子一语了解为普通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立脚点并且是知识分子阶级的标本代表。这个阶级是与无产阶级有相当对抗的。
……
知识分子……在他看来，表现本人个性的完全自由乃是顺利工作的首要条件。他作为某个整体的服属部分资格服从这个整体是很勉强的，是迫于必要而不是出于本人意愿来服从的。【20】
类似的话，以后斯大林、毛泽东都讲过。
（3）马克思主义对脑体分工传统的批评立场：这包含着复杂的不尽一致的内容。一方面，马克思本人曾肯定、又扬弃脑体分工，进而指向一种克服了现代工业化分工的全面发展的个人生存样态；而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正是共产主义（《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从而，消除脑体分工成为消除“三大差别”的共产主义理想化社会的致力目标之一。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列宁、毛泽东等人也在这一方向下发挥过消除脑体分工的思想。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则不仅结合个人全面发展理想分析了脑体劳动的内在转化性与统一性，而且将知识分子观念从依据脑体分工的劳动形式原则移向独特的社会职能这一基点。葛兰西的这一方法论转变曾受到现代知识社会学的高度评价。他一方面分析了脑体分工的相对性，强调任何劳动中都包含有脑体的最低限度统一，因此，脑体分工不能从质上规定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他又正面探讨了知识分子的独特社会职能，较为零散地指出了知识分子中介社会各阶层及其人道主义世界观诸特征。【21】而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一贯性倡导，则不只具有满足社会革命与社会建设需要的直接意义，而且也包含有一种理想人格的塑造原则。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亦农亦工亦学亦兵亦商的“五七”指示，摒弃其政治斗争背景及恶劣后果，其中仍然包含着上述“全面发展”的理想。只是这类思想往往有着农业空想乌托邦的性质，而且具有浓厚的排斥理论思辨、看重实用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消除脑体分工的设想中，知识分子基本被规定为消极性的被改造对象。这后一点在马克思主义批判脑体分工的传统中是一个较普遍的缺陷，即这种批判并没有提供出像葛兰西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的独特社会职能内涵。
应当客观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文化理想与社会理想转变为某一时期的强制性意识形态后，也就垄断了人文价值观念，从而势必要特别地排斥人文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后斯大林更加僵化了这一趋势。后来毛泽东反复强调区分文科知识分子与理工科知识分子，明确贬抑前者而将后者主要视为技术工具，这决不是他个人好恶的偏向。
但如前边已经指出的：排斥人文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强制者，其自身也是以某种垄断地位的人文价值为职志者。这已经为后来的后现代主义将人文知识分子与教化垄断者一并否弃创造了条件。
4.后现代主义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消解
“后现代”（“Postmodern”），是一个新近输入的外来语。尽管就辞源而言，20世纪30年代已有“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语用，但成熟为独立的思潮，应是60年代中期才兴起的。作为社会形态，依照丹尼尔·贝尔的看法，后现代实质即“后工业社会”，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其文化表现。从着眼于工艺线索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观来看，后现代或后工业社会，是与生产使用价值的商品的现代工业社会相区别的信息或知识社会。
可是，正在步入现代化门槛的中国人谈西方的后现代化意义何在？这里提出的实际是人文阐释的根据，亦即人文阐释者的现实处境问题。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界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并不单纯是对西方思潮的译介，而是基于自身现状的人文阐释，即一种问题情境的遭遇、视界的融合与对话。本来，作为人文对象，后现代主义自身也拒绝一切非阐释性的纯认识论旨趣。
1990年后两大阵营冷战对垒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强制性意识形态长达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对抗（“麦卡锡事件”反共浪潮—“文化大革命”反帝反修运动）的历史性转变。这种为丹尼尔·贝尔60年代所预言的“意识形态终结”，属于后现代主义基本内涵之一，而“后意识形态”则是中国文化界在“后现代主义”话题下与西方对话的沟通性基础。
1978年以后，中国宣布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转向经济建设，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后意识形态时代。转向经济，更普遍的深层意义则是转向科学技术，即汇入科技时代主流。
科学技术自近代以来日益深广的进军至后现代，引起了西方社会一个质的飞跃，那就是，技术已不再与主体性的个人保持主客体关联，而发展为空前独立的自主系统。科技系统不仅支配经济、也支配政治与涵括日常生活的广义文化。这种统治性的科技系统却是无人称的，它消除任何主体性，甚至也消除创造科学技术的科技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如前节所叙述过的，高科技网络首先所抹去的，正是科技专家（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他们业已转化为现代科技系统大军中严格操作的士兵角色。同样，行政官员们则已成为科层制度中的职员（公务员）。循此大势，一批人文知识分子则转化为技术复制时代大众消费文化的制造匠。
这个科技网络唯一不能吸收（输入）的只有人文学科。20世纪分析哲学关于形而上学语言非逻辑无涵义（meaning）的全部论证，都正是为这个统治型的科技网络提供软件原理。在后现代渗透生活的电脑二进位制面前，充溢着自我个性情感意志、跃动着超越性想象与非限定性意蕴的人文学科及其知识分子，都被拒绝为“非科学”性而放逐到社会边缘。T·帕森斯指出了价值存在于社会系统结构之外这一重要事实，但他未能进一步说明，这在后现代并非意味着如同中世纪一样高踞教化的地位，而相反地是为社会所不容。
后现代社会更突出的是信息软件的功能，而不再是占据近现代生产中心的“硬件”类实体结构。这成为后现代解构主义的一个基础：不是静态限定的实在性结构，而是流转不息的活动功能，成为了事物存在的真正根据。由此也就消解了永恒不变或绝对的价值、以及判断价值的主体性立场，甚至不再承认任何中心与任何存在者的持存性质。
可以理解，这种解构主义一旦纳入后意识形态的阐释情境，将对那种将某一人文价值偏执化、绝对化甚至权力化的意识形态产生何等激烈的颠覆力量。但在这种包含着合理性的消解倾向中，又同时包含着否定与消解任何结构及任何人文价值的虚无主义。从而，并非偶然的误会或扩大，后现代主义者或“后意识形态者”在消解僵化意识形态时，总是同时要攻击、嘲弄和否弃人文知识分子。【22】
虚无主义在其一味攻击中从不反观自身的基础。然而，同海德格尔对技术的中立性假相的研究与揭露一样，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结论也正是，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科技工艺服从于人的特定欲望这一前提深深埋藏于科技工具的高度合理性与客观性之中。但当一个高科技的后现代社会全面地同化于科技规则时，一种不露面的价值取向也就全面地支配了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与习性。如马尔库兹等对现代日常生活的现象学剖析所揭示的，广告训练了少年如何夸饰、一次性用品使人们习惯于彼此利用时更少受感情干扰。与传统意识形态那种外在强制的特性相比，这种工具合理性对人心的操纵，不仅更为广大，也更为内在。
从某些后现代主义者身上，我们辨认出来的正是一种阐释、干预人文价值的人文知识分子功能。他们的独特性在于，他们在否弃一切独断专制与一切固执偏向的过程中却体现着自身的固执偏向，那就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将一切存在物虚无化的基点，它不能否弃虚无主义自己。如果虚无主义发展到了这样一步，即它甚至也否弃了虚无化这一行动意向本身，它也就沉没于原始的混沌：因为它终究无法将虚无主义者血肉之躯的自身虚无化，但在将全部价值尺度虚无消解之后，这血肉之躯只剩下自然欲望，于是便蜕化为动物存在。在后现代与后意识形态时代之所以颓废现象必定与虚无主义伴行，内在逻辑也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