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学派强调投资是引起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投资的变动，会通过投资乘数的作用，引起国民收入多倍的变动。实际上，在已有生产能力被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的变动也会引起投资多倍的变动。这种情况称为加速数效应。例如，假定产量（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了人们的收入，使人们的消费需求增加了100亿元，此时已有的生产设备已得到充分利用，为了满足这新增加的需求，企业必须进行新的投资。假定企业斥资购买1000亿元的新机器设备，这样，经济中产量增加100亿元，而投资增加了1000亿元，一定的产量增加带来了投资多倍增加，这就是加速的含义。加速数是投资增加与产量增加的比例。在以上例子中，加速数等于10。
企业投资的1000亿元又会通过投资乘数的作用扩大产量，而产量的增加反过来通过加速数增加经济中的投资。投资乘数和加速数反复的相互作用，经济进入扩张和繁荣。但这种繁荣有一个限度。在达到繁荣的顶点时，或者受到资源条件限制，或者人们的预期由乐观转为悲观，这时投资减少，衰退就开始了。投资减少通过投资乘数效应使国民收入多倍减少，国民收入减少又通过加速效应引起投资多倍减少，经济下降至谷底，然后再开始另一次周期。
在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下，投资与国民收入的互动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所以经济周期的原因是内生的。在凯恩斯学派看来，减轻经济波动程度有赖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府适时运用各种经济政策熨平经济的周期波动，使经济能够长期的稳定增长。
2.供给冲击
外生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经济周期性波动来自外部冲击。比如，技术进步、自然灾害、政治动乱、石油价格上升、政府政策失误，国际经济中的不利变动等因素都可能对经济造成影响。这些冲击既有对总需求的冲击，也有对总供给的冲击，还有对这两者的冲击。它们是引起经济周期的直接原因，通过经济体系内的传导机制而引起波动。
这类观点的代表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该理论强调经济周期的原因来自经济体系外部的实际因素，正是这种实际因素的变动破坏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和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引起周期性波动。
我们以技术进步的冲击来说明经济波动的发生。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具有不稳定性。这就是说，当出现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之后，技术会进入进步缓慢甚至停滞的积累时期。技术进步的不稳定性使生产率的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也是不稳定的，这就形成经济中的周期性波动。比如生产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提高了工人的生产效率，并引起投资增加，这使经济的产出能力大幅度提高，经济进入繁荣阶段。但当这种技术突破普及之后，技术进入积累时期，生产率保持不变，投资无法再增加，这会导致生产萎缩，失业率上升，经济步入衰退阶段。技术总是间断地出现突破，经济中的繁荣与衰退的交替也就成为正常。
提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经济学家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他们认为由外部冲击导致的经济波动能够被经济体吸收掉，经济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无须政府干预。
参考资料：我国的经济周期
1977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1977～1981年）。我国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经济增长率上升为7.6%，1978年达到高峰，经济增长率超出11%，达到11.7%，出现经济过热。这次经济过热，是由于地方和企业财权扩大后盲目上项目所引发的。随后由于出台了许多改革措施，导致国民收入超分配，形成大量财政赤字，银行贷款余额大幅度上升。针对经济过热，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紧缩型宏观调控。经过1981年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的大调整，经济增长率从1978年的高峰11.7%，降为1979年的7.6%、1980年的7.8%、1981年的5.2%，经济转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在这个周期内，从1978年的高峰到1981年的低谷，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落差为6.5个百分点；上升阶段2年，下降阶段3年，共5年。
第二个周期（1982～1986年）。这一期间，由于国家信贷的放松，企业自主权的扩大，1982年、1983年，经济回升，经济增长率分别回升到9.1%和10.9%。1984年，经济增长率66超出11%，达到15.2%的高峰，经济再次过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1985年3月，政府提出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控制和管理，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增长速度的现象。但这一年过热局面没有控制住，当年经济增长率仍为13.5%。针对经济过热，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紧缩型宏观调控，1986年的经济增长率为8.8%。在这个周期内，从1984年的高峰到1986年的低谷，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落差为6.4个百分点；上升阶段3年，下降阶段2年，共5年。
第三个周期（1987～1990年）。第二次紧缩型宏观调控并没有完全到位，1987年，经济增长率又超出11%，达到11.6%的高峰。1988年，经济增长率仅略有下落，为11.3%。由于连续的高通胀，使我国消费者产生了通胀预期，人们认为存钱不如存物，于是发生了银行挤兑，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减少，而消费额却大幅度增加。这种消费行为的突变直接引发了此次经济波动，1988年的物价上涨率达到18%，出现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针对经济过热，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紧缩型宏观调控。1989年开始进行治理整顿，1989年、1990年，经济增长率分别降至4.1%和3.8%。在这个周期内，从1987年的高峰到1990年的低谷，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落差为7.8个百分点；上升阶段1年，下降阶段3年，共4年。
第四个周期（1991～2001年）。1991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9.2%，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在这种态势下，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视察，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但由于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根本转型，投资饥渴、急于求成、层层片面追求高速度等弊端还没有被克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快冲出10%，达到14.2%的高峰。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煤电油K和重要原材料的供给全线紧张。金融秩序混乱，社会集资规模急剧扩大，国家银行资金大规模以非贷款的方式流出，货币供给量失控，明显出现了经济过热。1993年上半年，过热态势继续延续。针对经济过热，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紧缩型宏观调控。经过三年多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经济增长率回落到10%以内，为9.6%。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商品零售价格）也从1994年的21.7%降至1996年的6.1%。
“软着陆”的调整成功之后，又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有效需求的不足。对此，1998年政府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97年到2001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一个“七上八下”的相对平稳的位势上。
在1991～2001年的这个周期内，从高峰（1992年）到最低谷（1999年），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落差为7.1个百分点；上升阶段2年，下降阶段9年，共11年。
第五个周期（2002年至今）。2002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8.3%，2003年，上升到9.3%，经济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2004年第一季度，又高达9.8%，已经贴近10%的上限警戒线。从2003年第三季度到2004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运行已处于由局部过热到总体过热的边5上，部分行业过热，投资需求过旺，信贷投放过快，物价水平不断提高，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对此，党中央、国务院及时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并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2004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9.5%，没有冲出10%的上限警戒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