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鸢非唳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宋朝梁吴均(469—502)这句极能抓住人灵魂的话,我读过一遍之后就不再忘记,也许那时我正处于一种被忙碌被欲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情境,或许这两句透入骨髓的话,道出了人世间、自然界共同的真理,不由得任何一个人漠视。带着梁吴均这两句警语,我在往西安的路上,着实感受到一种灵魂的放假,一种突然放松下来、什么事都不做的悠游自在。
西行,在我的想象中,再有趣莫过于美国记者斯诺半个多世纪前那一本“漫记”的描绘。有好多个年头,在我脑海中浮现的便是那种红旗漫卷的西部,那种人生与黄土深深融为一体的西部,那种窑洞与唢呐构成的温暖而凄凉的西部。的确,我对西安为代表的西部留下的精神印象,是暖色调的,同时又是凄凉的。从路遥或贾平凹早期小说中,无论是倚山而凿的土窑,还是喜丧生涯中吹吹打打的唢呐:无论是臃臃肿肿的棉袄棉裤,还是被西北风吹红的脸蛋,我都感到了浓浓的暖意,同时又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种凄凉。但现实的西部到底是怎样的呢?我怀揣着一个梦想,伴着列车铿锵的节奏,一路西行。
西行的路线我最熟悉不过的,是鲁迅曾经走过的那一条。七十多年前的一个暑假,鲁迅(时任北大教授)应西北大学“暑期学校”的邀请,与北师大、南开大学、北京政法大学、东南大学、广州大学十几位教授、学者,以及京报、晨报记者一道,远行西安,由北京出发,乘火车到郑州,再西行至陕州(今三门峡),再往西行便无火车可乘,为舒适和安全起见,遂乘小货船溯黄河至潼关,再由潼关乘汽车抵临潼、西安,沿途共住七夜,行程八天。那真是漫长的行旅!而趣味也正在其中。回京后,北师大历史系教授王桐龄写了一篇《陕西旅行记》,对西安之行,尤其是西安本身作了详尽的、历史的记录。那时人们对于生活的认真由此可见一斑。当七十多年后,我们沿着大致相同的线路,走进一个同样具有厚重历史的古都,说来也许好笑,竞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大致只可当得上走马观花。而像我这样有一点写字癖的人,也只能做一篇“琐语”。
不过,对待西安用“看看”二字,对于一般人来说,也还是较为切合实际。
这好比对待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其自成一体的知识体系,可不是一般浅学者可以随便进行“研究”的。“西安大着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西安,只是唐都长安的二十分之一。”导游用京味儿十足并略带感冒味儿地这样说着的时候,就好比在说:“西安是一套有着二十卷的巨著,展现在眼前的只是其中一卷。”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大唐王朝至少是值得中国人自豪的朝代之一,而它的都城在文人眼里,也是景象万千,风景绝佳。韩愈的诗写道:“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西安而有烟柳,这不可想象,正如我们无法勾勒它作为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一样。说来奇怪的是,整个人类文明进步史、城市发展史显示,最发达的地方,往往都在大江大河之畔或者大海大湖之滨,虽然那里可能要承受更多的水患或风灾。而西安高居黄土高原的内河河谷,一条渭水,一条泾河,再加上一条产河,以其均处于河流上源的地势,是怎样也难以孕育出如人们所描绘的那样一个西安来。到底是什么力量成就了这不可能的一切呢?也许这正是一个精神封闭的民族,加上无处不在的专制皇权的产物。在西安近城四郊,帝王陵墓的盛大庄严,最可使人明白,我们的祖先很多并不是真正的圣贤,圣贤者必达观,达观者必淡漠于后事,西安附近的陵墓(北京昌平一带的明十三陵又是一例),除了充分暴露中国人重官位、重孝道的民族心理和社会道德外,实在不能再说明任何其他价值。
西安当然不仅是王者的天下,这是任何一个国际大都市发展演变过程中早已证明的事情。大、小雁塔,以及城四周围之外的各名目寺庙佛塔,使汉唐故都的西安,更多一份外来文化的气象。玄奘(据梁启超考证为596—664年间人),这位中国佛学界知名人士,以其对佛教经典的潜心翻译,使梵佛东传,构成了他在中国佛学界第一人的历史地位。如今依然屹立西安南郊的大慈恩寺塔(即大雁塔),仿佛还在做着见证。我对西安尚留着一份遗憾,就是对位于咸阳的法门寺没来得及光顾。说来就是奇怪,凡是没有见着的东西,总似乎存在一点神秘,如果执念于这“神秘”,就会形成“神往”一类近于虚妄的状态。现在看来,我原先对于西安为代表的西部的那份感情也有点可笑了。由此我还推想到玄奘大师的行为,吃了千辛万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背回来一大堆经典,如今除了留给人一些逸闻谈资,其余的一切,不都早已灰飞烟灭了吗?从终极意义上说,这也庶几近于皇帝生前为死后建陵墓、造兵马俑。
在西安,我寻找一个叫“西京”的饭店,这是贾平凹《废都》里提到的一个场所。这种实证法的笨拙是很可笑的,然而竞在西大街上找到了。看来,西安是可以专供有考据癖的人来考证的,兵马俑不就是一处吗?还有武侠小说中经常提到的什么华山、翠华山、太白山,不都还历历在目吗?但导游一开始所说的那句话,我却一直无法得到确证,“现在的西安城只是古长安的二十分之一”,那古长安有多大?两千年前、一千年前,看来都无法实证了。不过幸而有个七十年前的记录,这就是北师大教授王桐龄先生的那篇《陕西旅行记》。
他记道:“长安城东西宽约七八里,南北长约四五里,周围约二十四五里……
长安城内居民,据西北大学蔡江澄先生言,从前所调查之数约二十万。”我并不是要用这数据来反驳导游,只是想说,城市的兴衰是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发生的,即如西安,从世界第一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那是唐代),沦为“周围约二十四五里”的小城,其问可能经过了千年,也可能只是某一个百年,甚至可能就是几十年。而西安由一座小城快速发展为世界知名度较高,在科技、教育、旅游、文化诸方面处于国内一流的特大城市,差不多就是几十年甚至就是近二三十年的事,这难道不耐人寻味吗?
西安的历史是厚重的。这不仅因为其有近千年作为中国皇都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其退离政治、经济中心的另一个千年的沧桑岁月。西安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从这一点说,它也可以被看做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历史缩影。那些远离政治中心的城市,如何充分发挥其在区域经济、文化中心方面的作用,克服缺乏政治优势的弊端,这倒是一个真正很大的话题,而从这方面说,今天西安的发展,即已经丧失了政治优势的西安,是可以起到示范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