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天堂的路是柏油路
这一节，咱们讲讲农村的“行路难”。
当年的知青，别看只相当于现在的中学肄业生，但多才多艺的人有的是。当年知青中流行一些自创的“地下歌曲”，里面都提及：十分怀恋家乡城市的柏油路。
柏油路，有什么好？在当今的城市里，这是空气最不好的地方。
热爱柏油路，是因为我们当年恨透了乡村的土路。
现在的年轻读者，提到乡村，可能无限神往。多么好啊，满眼青翠，空气新鲜，蔬菜不含农药。可是我们当年的眼光，全不是这样。
就说这路，年轻读者头脑中对路的概念，一定是在地上铺了点儿什么东西——柏油、水泥、砖块之类的，这才能叫做路，再不济也得铺点儿鹅卵石。
可是，当年的黑土地，一出了乡镇，就是土路。这土路，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的路。
乡村土路，晴天还没有什么，因为人踩车压，路面还比较硬。等到雨天，一走就两脚泥，每只鞋上沾的泥，大约有5斤重，人人走路都像宇航员。只有一个办法解脱：提了鞋子，光脚走。
光脚也不保险，雨中的土路，非常滑，弄不好就摔个“狗抢屎”。
下雨天马车从路上一过，车辙印要陷下去半尺，大路上压出两条深沟。太阳晒干了路，沟还在，坐着马车上了这种路，颠得屁股钻心疼。
每逢这时想起城里的路，那是何等的好啊！平平展展的，有路灯，路两旁有人行道、有林荫，还有“扫马路的”负责清洁，城里的工人同志，一下班，能走上这宽宽的林荫路，谈个情、说个爱，过天堂般的生活。
有青年农民诅咒发誓说：只要让我进城，当‘扫马路的’我也干！”
说来说去，工人终究是老大；农民，就该着是“屯老二”。我们每天等太阳落山，才能收工回来，吃完晚饭后，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房前的土路上，鬼都不见一个。
从集体户出来，走上屯子中的大路，你就看星星、听狗叫吧。“赵家的狗又叫了”——不到农村来，怎能理解《狂人日记》的这句话？
农村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马车，老农叫“大车”；有专门的赶车人，老农叫“车老板儿”。
那马车的样子，基本上和秦兵马俑里的铜马车差不多，不过秦始皇的那马车有伞盖，农村的大车是敞篷的。
每个生产队，都有两三辆大车，一匹马驾辕，两匹马拉套，就是歌里唱的那种“三套车”吧。轮子有充气的橡胶轮胎，跑起来挺快，拉1000斤东西没有问题。
车老板儿是技术工种，干这活儿的人，一般都很稳重，能吃苦。尤别看这大车简陋，还颠屁股，可是一般人还坐不上。在农村走路，要是遇到大车空载，可以搭个顺风车，要是大车满载，你就别想好事啦。
农村有钱的人家（养活的儿子多、男劳力多），铆足了劲儿，能买一辆自行车。自行车，相当于今日之私家汽车。一般的人赶集、到公社办事、去火车站什么的，就是走路。
我们要感谢达尔文，人要不是进化出这两条腿来，这大道，我们还真不知怎么才能“向前方”呢。那时候的人，特能走，走七八里路是小菜一碟，半天儿走30里路也很平常。
有时候走在野地里，看到遍地庄稼，远处有村庄，可是视野里一个人也没有。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向远方”，歌儿里这么唱。
远方，就是我们知青心目中的天堂，天堂里的路，是柏油路。能在那地方扫马路，也是幸福的。
二十二、啥叫“日出而作”
我前面说过，当年知青下乡，需要过诸多“关”，这里面“劳动关”是最严峻的一关。生活上卫生不卫生的，心一横，也就挺过去了，可农村的重体力劳动，那不是靠意志就能扛得住的。
需要讲明一点：那年头的知青，虽然号称青年，其中年龄最小的一届，只有16岁，算是初三毕业。搁到现在，那就是“金枝玉叶”了。
我们当年，也是金枝玉叶。可是，一声号召，一夜之间就要变成强劳力。
公社时代，可以说是有农业史以来，劳动时间最长、效率又不太高的一个时代。原因是：集体劳动，是挣工分计酬，要想挣得多，就要想方设法延长劳动时间，以至于原来冬天的“猫冬”也取消了，全年不休息，法定休息日只是春节的那几天。
其余时间，都要拼命干。当然，你偶尔不干也可以，但工分就会比合每个劳动力的能力与水平。只是，“革命”年代里，妇女同工不同酬。
一天10分，能值多少钱呢？各地各队不同，从1毛到6毛不等，我们生产队，大概就是3毛钱。算算看，360天，一天不落地干，能折算100元左右。那时候，每个社员分口粮，不是免费的，要扣口粮款，扣除大约30元。这样，暂且不算别的扣除，一年收入就剩下了70元。
再说，一年360天一天不落地干，只是理论上的，一年里总会有些私人的事要处理，修理房子、挖菜窖、走亲访友。所以，一个劳力，一年要玩儿命地干，才能挣到70元。
那年头的时髦货，全钢手表、自行车，单价都在100元以上。
家里如果就一个男劳力，那就只能指望这点儿钱。家里要是有父子四五个强劳力，这家，就发了。所以，你不让农民生男孩儿，行吗？
劳动时间长，我们可以理解了。那么，为什么劳动效率不高呢？
人是有私心的呀。如果给自家干，糊弄庄稼地，就是糊弄自己的肚子。
而集体干活儿，挣的是工分，只要工分能到手，那还不是怎么取巧怎么来。千百年农民老实巴交的劳动伦理，到了公社时期，荡然无存。偷奸耍滑，成为潜规则。
那时候的农民，为何羡慕工人？工人是8小时工作制，8小时以外，自由啦！农民呢，是跟着日头转。东北老农把太阳叫“老爷儿”，一个农民，每天每日，必须亲眼看见“老爷儿”升起，又亲眼看见“老爷儿”落下。从早到晚，只要眼睛是睁开的，那就得在地里干活儿。
这是人的体力所能承受的极限了。大跃进时期挑灯夜战，那是瞎胡闹，挺不住的。
冬天的劳动强度还尚可，东北的冬天白昼短，下午4点就黑天了。
夏天最要命，到夏天锄地，早上3点半起床，不到4点太阳就出来了，晚上快8点才收工。夏至前后，甚至要劳动16个小时以上。早上不吃饭就下地，干一个半小时再回来吃饭，吃完就下地，中午也是。
无怪当年张铁生发牢骚，这么长的劳动时间，哪有时间复习功课，不考“白卷”行吗？
十六七岁的孩子，早上扛着锄头出工，走在田间小路上，人还没醒过来。
古语里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说法，有的小文人很欣赏这状态，能亲近大自然，不用闻废气，有陶渊明之风。可是，书斋里混出来的哥们儿，你不用干活儿，你就给我早上3点半起来，站在公园里，站到晚上8点，能站上一天不叫苦，站上一个礼拜不拉松套，你基本就可以去做陶渊明了。
我们那时候的知青，嘴上都说，艰苦劳动炼红心，可心里都咬牙切齿：这辈子只要有可能，永不劳动，连扫帚都不摸一下！
二十三、那几年基本是白干
下面我们就来看，那时候东北的四季，都干些什么样的农活。
对我这里的文字描述，没干过体力活儿的年轻读者，可能也就一看了之。但如果设身处地想想：那该有多脏、有多累，大概你们也就不敢嘲笑父辈了。因为，能不能扛得住生活的重压，是人的可贵精神所在。
至于没能赶上一个“好时代”，那不是父辈们的错儿。
我们初下乡时，还好是冬季。早年月的东北老农，冬天都袖手不干活——大地冻得硬邦邦的，有什么活儿可干？可是，自从公社化以后，没有活儿，变着法子也得有活儿可干。
冬季，是积肥的好时光，公社社员的文章就在这上面做。
那时候，化肥没普及，人粪尿又太金贵，一般的土地，只能用猪粪甚至是替代品。到冬天，有两个活儿跟这有关。一个是刨粪；那时夏天积攒起来的猪圈粪，混合了大量泥土，堆成一堆，到冬天完全冻死，比混凝土还结实。要把它刨碎，用马车送下地。
还有一个是刨大坑底；所谓“大坑”，是老农对池塘的叫法。到冬天，村边的池塘完全冻到了底，要用十字镐把上面的冰刨开，扔到一边去，然后把坑底的淤泥刨下来，用马车拉到地里，星星点点地堆成小堆。到春天，这些冻硬了的淤泥融化了，成了黑土，用铁锨散播在地里，据说可以改善土质。
听老农说，旧社会种地可不兴这么施肥，那是要精心积攒农家肥的，一点儿不能掺假。生产队时代用大坑底代替肥料，纯粹是糊弄。
可是，生产队家家户户都有自留地，纯正的农家肥（人粪尿）都“不流外人田”。即便是猪圈粪，生产队似乎也收不上来多少。那时候农民很现实，认为好肥料上到自留地，种出来的东西自己能享受，还能卖钱变现，所以好肥料不能给公家。而大田里种出来的庄稼，还不一定给谁享用呢，什么样随他去吧。
公社化没能解决好利益问题，于是，就只能年年糊弄土地爷。那时候屯子里有不少老资格的农民，经常叨咕：人哄地一晌，地哄人一年”。可是他们的意见，不敢公开提；就是提了，又有什么用？
刨大坑底这活儿，不算累，但是需要力气。抡十字镐，震得虎口发麻、胳膊焦酸。刨的时候，瞄准一个点，一连几下，全靠“震撼力”震下一大块黑冻土来。当时，谁刨下来的块儿大，谁就是能手，那脸上的表情都是“牛哄哄”的。
我抡大镐的技术还不行，就负责把刨下的大土块装车。
这也得豁出力气来干，大块儿的冻土，有六七十斤重，但不可能两人去抬（那不成老娘儿们了）。一个人，弯下腰，一运气就要抱起小磨盘似的土块，悠一下，给扔到马车上。干这活儿，光是俩胳膊用劲儿那根本不行，还得肚子挺、膝盖顶，这才能把土块儿扔上去。
我那时十六七岁，有一股蛮劲儿，一天干下来，几千斤就过了手。
老农看我不吝惜力气，直夸我——但我可不没私心，这完全是为了表现好啊。那年头，只要口碑一坏，年轻人就什么前程都没有了。
那时候，也可以不这么玩命，回家去泡病号，赖在城里当“宅男”。可是，这样做，就等于革命电影里的“逃兵”、“叛徒”、“胆小鬼”，好比是今日的“失败者”吧，谁也丢不起这个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做暴风雨中的雄鹰，不做温室里的花朵”，现在，暴风雨的考验来了，只能硬挺着。别看我们是孩子，可孩子也有孩子的世故——人家怎样活，你就得怎样活，别想着有另外的活法。
我只能“刹下腰去”，老老实实干，争取好的群众舆论，为将来做铺垫。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这力气都白花了，一个知青有没有前途，不完全取决于苦干，这里面有很多学问。
那几年的重体力劳动，给我的唯一好处，就是身体素质提高了，到现在也还是好，痔疮、腰间盘突出、颈椎病什么的，一样也没有。
命运不让我坐板凳，我也就没得上坐板凳的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