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寒冷的秋日傍晚，我在伦敦上了岸。天色阴沉，又下着雨，我在一分钟之内所见到的浓雾和污泥，比我过去一年中所见到的还要多哩。我从海关一直步行到纪念碑，才找到一辆马车；那正对着街旁溢水明沟的间间屋面，虽说我觉得像是我多年的老友，但我不能不承认，这是些肮脏不堪的朋友。
我过去常说——我想每个人都说过——一个人离开一个熟悉的地方，就好像预示那个地方要起变化。当我从车窗往外看时，发现鱼街山上有一座一个世纪来漆匠、木匠和泥瓦匠从没碰过的老房子，在我去国外期间拆掉了。附近还有一条多年既不卫生、交通又不便的老街，如今已建了排水沟，路面也拓宽了。我甚至预料，我多半会发现，圣保罗大教堂也要显得老一点了。
我的亲友们境况，已经有了一些变化，这我早有所闻。我姨婆早已回多佛重新安身。特雷德尔则在我出国后的第一个开庭期里，就开始承接到少许律师业务了。现在，他在格雷法学院里有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他在近来的几封信里告诉我说，他有希望不久就能和那位世界上最可爱的女孩结婚。
他们预料我会在圣诞节前夕回国，没想到我回来得这么快。我这是故意瞒着他们的，为的是要给他们一个惊喜。可是，由于没有人迎接，只有我独自一人默默地驰过雾气弥漫的街道，我竟反而又感到扫兴和失望了。
不过，那些著名的店铺，一片灯火辉煌，这给了我一点安慰。我在格雷法学院咖啡馆门前下车时，情绪已经有所恢复。我看到这地方，首先使我想起在金十字架寄宿时那些跟现在大不相同的岁月，也使我回忆起那以后发生的种种变化；不过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你知道特雷德尔先生住在这法学院的什么地方吗？”我一面在咖啡馆的火炉旁烤着火，一面问茶房道。
“霍尔本大院，先生。二号。”
“我相信，特雷德尔先生在律师这一行中，名声越来越大了吧？”
“嗯，先生，”茶房回答说，“可能是吧先生；不过这事我自己并不清楚。”
这个瘦削的中年茶房，就去求助于一个更有地位的茶房——一个身体粗壮、双下巴、很有气派的老头儿，穿着黑裤子和黑袜子。他从咖啡馆尽头一个像教堂执事席似的地方走了出来。在那儿跟他做伴的是一只钱箱、一本姓名地址录、一本开业律师名册，以及其他的簿册、单据等。
“特雷德尔先生，”那个瘦茶房说，“住在大院二号的。”
身材粗壮的老茶房摆了摆手，把他给打发开了，然后郑重其事地转身对着我。
“我在打听，”我说，“住在大院二号的特雷德尔先生，在律师界是不是越来越出名了？”
“我从没听到过这个名字。”老茶房用低沉沙哑的声音回答说。
我为特雷德尔感到十分遗憾。
“他是个年轻人，是吧？”这位颇有气派的茶房眼睛严峻地盯着我说，“他在这个法学院里多久了？”
“没超过三年。”我说。
我猜想，这个茶房在他那个教堂执事席里待了总有四十年了，因而不能再继续谈论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话题了。他问我晚饭要吃点什么。
我觉得自己又回到英国了，而且实在为特雷德尔感到丧气。看来他似乎已经没有希望了。我轻声柔气地点了一块鱼和一份牛排，然后站在火炉前，沉思默想着特雷德尔默默无闻的处境。
我眼看着茶房头子离去，心里不禁想，能渐渐开出特雷德尔这样一朵花的花园，是个费尽心力、历尽艰辛才能发迹的地方。这儿有着那么一种墨守成规、顽固不化、一成不变、庄严肃穆、老成持重的气氛。我看了看整个房间，觉得它地上铺的沙子，毫无疑问，跟那个茶房头子还是孩子时的铺法，是完全一样的——如果他曾是一个孩子的话，不过看起来像是不可能的；我看了看那些闪闪发亮的桌子，从那老红木一平如镜的深处，我看到了反映出来的自己的影子；还有那些油灯，灯芯修剪得整整齐齐，灯台擦得一尘不染；舒适的绿色帷幔，由纯铜的杆子支着，严严实实地围着间间厢座；两座烧煤的大壁炉，烧得通红明亮；那一排排高大的注酒瓶，好像能让你感觉出那底下有着大桶大桶昂贵的陈年葡萄酒；看了这些以后，我深深感到，不管是英格兰还是它的法律界，确实都很难用强袭攻取的。我上楼到自己的卧室，换下了湿漉漉的衣服；这套装有护墙板的老式房间，空旷宽敞（我记得它就在通往法学院的拱道上面），四柱床的宽大庄重，五斗柜的严肃无畏，这一切仿佛全都联合一致，向特雷德尔的命运，或向任何他那样敢做敢为的青年，严厉地皱起眉头。我又走下楼来吃晚饭。就连吃饭的从容不迫，这地方的肃静有序——由于法庭的暑期休庭还没过去，这儿没有客人——都明白地显示出特雷德尔的胆大妄为，表明在今后的二十年内，他的生活希望极为渺茫。
自从我出国以来，我从没见到过这样的情况，这粉碎了我对我这位朋友的希望。那个茶房头子已经对我厌烦，不再到我跟前来，而是专门去伺候一位裹着高绑腿的老先生了，给他送上了一瓶特制葡萄酒；可这位老先生并没有点过酒，所以这酒就像是自己从地下酒窖里跑出来似的。另外那个茶房悄悄告诉我说，这位老先生是个退休的承办产权转让业务的律师，住在广场附近，手上有一大笔资财，大家推测，他会把这笔钱留给替他洗衣服那个妇人的女儿；另外据说，在他的柜子里藏有一套餐具，由于长期放置不用，都失去光泽了，不过从来没有人在他的房子里见过一件以上的匙子和叉子。到这时，我认为特雷德尔彻底完了，我心里断定，他是毫无希望了。
不过，由于我急于要见到我这位亲爱的老朋友，我还是匆匆地吃完晚饭（我这样匆匆忙忙，在那个茶房头子的心目中，决不可能提高对我的看法了），赶紧从后门出来了。大院二号很快就到了，我从门框上的住户名单上，知道特雷德尔先生租用的是一套顶楼的房间，于是我就往楼上走去。我发现这儿的楼梯摇摇晃晃，破旧不堪，每一层的楼梯口都点着一盏光线微弱的小油灯，细小的灯芯上结着灯花，在肮脏的玻璃罩里奄奄欲熄。
在我磕磕碰碰地上楼时，我觉得隐隐约约地听到一片欢快的笑声，不过，这笑声既不是事务律师的或出庭律师的，也不是事务律师的文书的或出庭律师的文书的，而是两三个快活的女孩子的。可是当我停下来倾听时，我的一只脚碰巧掉进一个窟窿里（格雷法学院在这坏了的地板上少补了一块板），咕咚一声跌倒了；等我爬起来重又站稳时，一切都寂静无声了。
我更加小心地摸索着走完剩下的一段路；当我发现门口漆有“特雷德尔先生”名字的那套房间外面的门开着时，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敲了敲门。里面响起了一阵相当慌乱急促的脚步声，但是再没有下文了。于是我又敲了敲门。
一个看上去挺机灵的半是听差半是文书的小伙子，上气不接下气地出来了，可是他看着我，那模样好像是要看看我能不能在法律上证明自己的身份似的。
“特雷德尔先生在吗？”我问道。
“在，先生，不过他正忙着哩。”
“我要见他。”
这个看上去挺机灵的小伙子朝我上下打量了一会儿后，决定让我进去。为此他把门开大了一点，先把我让进一间小门厅，然后再把我让进一间小小的会客室；在这儿，我来到了我的老朋友的面前（他也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只见他坐在桌子旁，埋头在看文件。
“我的天！”特雷德尔抬头一看，便叫了起来，“原来是科波菲尔！”说着就奔过来扑到我的怀里，我把他紧紧地搂住了。
“一切都好吧，我亲爱的特雷德尔？”
“一切都好，我亲爱的、亲爱的科波菲尔，只有好消息！”
我们俩都高兴得哭了起来。
“我亲爱的老伙计，”特雷德尔说着兴奋地胡乱抓着自己的头发，其实这是最没有必要的举动，“我最亲爱的科波菲尔，你这位久别重逢、最受欢迎的朋友，我见到你别提有多高兴了！你晒得多黑啊！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敢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我亲爱的科波菲尔，从来没有过！”
我也同样无法表达出自己激动的感情。开始时，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亲爱的老伙计！”特雷德尔说，“你现在是出了大名了！我了不起的科波菲尔！哎呀呀，我的天！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打哪儿来？你一直都在干些什么？”
特雷德尔问了这些问题后，没容我作出任何回答，便使劲地把我按在火炉旁的一张安乐椅上，跟着在整个这段时间里，都用一只手性急地捅着炉火，另一只手扯我的围巾，慌乱中他把围巾错当成大衣了。还没等放下捅条，他就又来搂抱我了；于是我也搂抱住他；接着我们两人都笑了，并擦着眼泪坐了下来，然后又隔着火炉互相握手。
“想不到，”特雷德尔说，“你回来的时间，跟你理应回来的时间，隔得这么近，我亲爱的老同学，结果却没赶上参加典礼！”
“什么典礼呀，我亲爱的特雷德尔？”
“哎呀，我的天！”特雷德尔像往常那样睁大眼睛，大声喊道，“你没收到我最后给你的那封信吗？”
“要是说其中提到什么典礼的话，那肯定没有收到。”
“嘿，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特雷德尔用双手把自己的头发抓得都要竖了起来，然后又把两只手分别放在我的膝盖上说，“我结婚了！”
“结婚了！”我高兴得叫了起来。
“感谢上帝，结婚了！”特雷德尔说，“由霍雷斯牧师主婚——跟苏菲结了婚——在德文郡。嘿，我亲爱的老朋友，苏菲就在窗帘后面呢！你瞧！”
让我吃惊的是，就在这时候，那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女孩，红着脸笑着，从她躲着的地方出来了。我相信（我没法不当场说出），世界上再也没有见过比她更高兴、更温柔、更诚恳、更快活、更光彩照人的新娘子了。我按老朋友应该做的那样吻了她，全心全意地祝他们幸福。
“啊呀，”特雷德尔说，“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重聚啊！你晒得真黑啊，我亲爱的科波菲尔！我的天哪，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也一样！”我说。
“我相信，我也是！”苏菲满脸通红，笑着说。
“我们真是要多高兴有多高兴！”特雷德尔说，“连那几位姑娘也都高兴啊。哎呀，说真的，我把她们都给忘了。”
“把谁给忘了？”
“那几位姑娘，”特雷德尔说，“苏菲的姐妹呀。她们现在都在我们这儿，是来看看伦敦的。实情是，刚才——上楼的时候摔了一跤的是你吧，科波菲尔？”
“正是我。”我笑着说。
“那我就告诉你吧！你上楼摔倒的时候，”特雷德尔说，“我正跟这几个姑娘闹着玩哩。实在是在玩抢壁角游戏，可是因为这种游戏不能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玩，而且要是让前来打官司的当事人看见了，会显得十分不成体统，所以她们就急忙逃开了。现在她们正在——听着呢，这我敢肯定。”特雷德尔看着另一间屋子的门说道。
“我很抱歉，”我重又笑着说，“把你们都搅散了。”
“我敢说，”特雷德尔极为高兴地接着说，“要是你看到她们在你敲门后四散跑开，接着又跑回来捡拾起头发上掉下的梳子，再发疯似的跑开的样子，你就不会这么说了。我的宝贝，你去把那几个姑娘叫回来好吗？”
苏菲步履轻快地跑去了。接着，我们就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一阵迎接她的哄堂大笑声。
“真像是音乐，不是吗，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特雷德尔说，“听起来非常悦耳。使得这些旧房间都满室生辉了。你知道，这对一个不幸一生都得独处的单身汉来说，这真是美妙极了，让人陶醉。这几个可怜的小家伙，苏菲一结婚，她们的损失可大了——我敢向你保证，科波菲尔，苏菲是个——一向就是个——最招人喜欢的女孩！——现在我看到她们这样高兴，我心里那份满意的心情，也就没法形容了。跟女孩子们在一起，是件非常愉快的事情，科波菲尔。这虽不合职业体统，但确实是非常愉快的。”
我发现他说话有点支支吾吾起来，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心肠好，怕他说的话会引起我伤心，所以我就非常诚恳地表示我同意他的说法，我的态度显然使他大为放心，也使他大为高兴。
“不过，”特雷德尔说，“我们的家务安排，说句实话，完全不合律师的体统，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就连苏菲住在这儿，也是不合体统的。可是我们没有别的住处呀。我们已经乘上一只小船出海了，不过我们也充分准备好过苦日子。苏菲是个非常杰出的好管家！那班姑娘是怎么挤着住下的，你听了一定会感到吃惊的。说实话，就连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安置下来的。”
“跟你们一起住的有很多姑娘吗？”我问道。
“老大，那个美人儿，在这儿，”特雷德尔低声悄悄说，“她叫卡罗琳。萨拉也在这儿——你知道，就是以前我跟你说过的、脊椎有点毛病的那个。现在好多了！跟我们一起的，还有两个最小的，苏菲负责教育的。还有路易莎，也在这儿。”
“真的！”我叫了起来。
“真的，”特雷德尔说，“瞧，这一套房子——我说的是房间——只有三个房间，可是苏菲用最奇妙的方法把姐妹们安顿下来了，而且她们睡得要多舒服有多舒服。三个住那面那个，”特雷德尔说着用手一指，“两个住这面这间。”
我禁不住朝四周看了一眼，想要找到特雷德尔先生和特雷德尔太太安身的地方。特雷德尔懂得了我的意思。
“哦！”特雷德尔说，“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已准备好过苦日子，上个星期我们就是在这儿的地板上临时铺了一张床。不过楼顶上还有一间小房间——一个很可爱的小房间，上去一看就知道了——为了让我惊喜，苏菲亲手给它糊了墙纸；那就是我们俩现在的房间了。这是个绝妙的吉普赛式的小天地。从那儿可以看到很多风景哩。”
“你终于幸福地结了婚了，我亲爱的特雷德尔！”我说，“我听了多高兴啊！”
“谢谢你，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当我们又一次握手时，特雷德尔说，“是的，我现在要多幸福有多幸福。你瞧，你的老朋友在这儿，”特雷德尔说着，朝那个花盘和花架得意地点着头，“还有这张大理石桌面的桌子！所有别的家具都是普普通通的，合用就成了，这你看得出来。至于银餐具，哎呀，我的天，我们连一把银茶匙都还没有哩！”
“一切都得费力去挣来，是吧？”我愉快地说。
“确实如此，”特雷德尔回答说，“一切都得费力去挣来。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叫作茶匙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茶也是要搅动的，只不过它们是不列颠合金的罢了。”
“将来有了银的，就更耀眼了。”我说道。
“我们也是这么说的！”特雷德尔叫了起来，“你瞧，我亲爱的科波菲尔，”他又放低了声音悄悄说，“当我发表了模拟案例吉帕斯控威格泽尔一案的辩护后（这一辩护对我当上律师大有帮助），我就去德文郡，跟霍雷斯牧师大人进行了一次严肃的私人恳谈。我始终强调这一事实，苏菲——我敢向你保证，她是个最可爱的女孩！——”
“我也敢断定，她是个最可爱的女孩！”我说。
“她的确是个最可爱的女孩！”特雷德尔回答说，“不过我恐怕说得离了题了。我是不是提到霍雷斯牧师了？”
“你说你始终强调这一事实——”
“一点没错！事实是苏菲跟我订婚已经很长时间了。只要父母允许，苏菲非常愿意——简单地说吧，”特雷德尔像往常那样坦率地微笑着说，“在只用得起不列颠合金的现状下，和我一块儿过日子。就是这样。接着我就对霍雷斯牧师——他是一位最了不起的牧师，科波菲尔；他应该当主教的；要不，至少生活应该过得充裕点，不像现在这样紧缺才是——提议说，要是我有了转机，比如说，一年能挣到两百五十镑；要是明年我能相当有把握地挣到这一数目，甚至情况还要更好一点；此外还能准备好像现在这样一个陈设简单的小住处。要是这样的话，那苏菲跟我就该可以结婚了。我大胆地说，我们已经耐心等待了好多年了；苏菲在家里固然特别顶用，不过不应该因此她慈爱的双亲就不让她成家立业——你的看法呢？”
“当然不应该。”我说。
“你也这样看，我很高兴，科波菲尔，”特雷德尔回答说，“因为，我丝毫都没有责怪霍雷斯牧师的意见，不过我认为，做父母的，做兄弟的，等等，在这类事情上，有时候是相当自私的。哦！我还指出，我最真诚的愿望是，对他们这家人有所帮助；要是我在社会上能有出息，不管他遇上什么事——我这是指霍雷斯牧师——”
“我明白。”我说。
“——也是指克鲁勒太太说的——到那时，要是我能做他们家这些姑娘们的保护人，那就最称我的心愿了。霍雷斯牧师以最值得称许的态度给我作了回答，这使我感到极其满意，他还提出由他负责说服克鲁勒太太，要她同意这种安排。可是对她谈这件事，他们可遇上极大的麻烦了。它从她的双腿冲上她的心口，然后又从心口冲上她的脑袋——”
“什么东西往上冲呀？”我问道。
“她的悲痛呀，”特雷德尔表情严肃地回答说，“她的全部感情呀，我以前说过，她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可惜她的两条腿不顶用了。不管发生什么让她苦恼的事，通常总是淤结在她那两条腿上，可是这一回却冲上了心口，接着还冲上了脑袋，而且，简单地说吧，还以最惊人的气势传遍了全身。不过，他们还是坚持不懈，细心看护，总算把她给救治过来了；到昨天为止，我们结婚已经有六个星期了。科波菲尔，当我看到他们全家人个个放声大哭，朝四面八方晕倒时，你简直想象不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怎样的魔鬼啊！直到我们离开那儿的时候，克鲁勒太太都不愿见我——都不能宽恕我，因为我抢走了她的孩子——不过她毕竟是个好人，打那以后，她就宽恕我了。就在今天早上，我就收到了一封让我高兴的信。”
“总而言之，我亲爱的朋友，”我说，“你感受到你应当感受的幸福了。”
“哦，这是你对我的偏爱！”特雷德尔笑着说，“不过，说真的，我现在的状况确实让人羡慕极了。我努力工作，孜孜不倦地钻研法律。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起床，而且根本不当一回事。白天我把姑娘们藏起来，晚上跟她们一起玩。我跟你实说了吧，米迦勒节前一天，也就是星期二，她们就要回去了，我心里正为这老大不高兴哩。瞧，”特雷德尔突然中断了跟我的私下谈话，大声说，“姑娘们来了！科波菲尔先生，这是克鲁勒小姐——萨拉小姐——路易莎小姐——玛格丽特和露西！”
她们真是一簇完美无比的玫瑰花；看上去那么生气勃勃、鲜艳清新。她们一个个都很漂亮，卡罗琳小姐则更为秀美，不过在苏菲那光彩照人的容貌中，有着一种温柔欢快、宜室宜家的气质，这比美貌更胜一筹，由此我敢断定，我的朋友选对人了。我们都围着壁炉坐着。我现在推测，那个机灵的小伙子当时所以上气不接下气，准是忙着摆出文件，这会儿他又把文件收起来了，然后端来了茶具。随后，他就冲着我们砰的一声关上外室的门，告退安歇去了。特雷德尔太太那双家庭主妇的眼睛中，闪出十分愉快、安详的目光，沏好了茶，然后就静静地坐在壁炉的一角，烤起面包片来。
她在烤面包片时告诉我说，她见过爱格妮斯。“汤姆”曾带她到肯特郡作蜜月旅行，她在那儿还见到过我姨婆；我姨婆和爱格妮斯两人身体都很好，他们只顾谈论我，别的都没顾得上谈。她坚决相信，在我整个出国期间，“汤姆”无时无刻不想念我。“汤姆”在一切事情上都是权威；“汤姆”显然是她一生崇拜的偶像；任何动乱都动摇不了这尊偶像的基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她都永远全心全意地信赖他，永远五体投地地崇拜他。
她和特雷德尔两人对那位“大美人”所表现的尊敬，让我看了感到非常高兴。我并不是说，我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却认为这是令人愉快的，因为这实质上正是他们性格的一部分。如果特雷德尔一时想到他仍得挣到银茶匙，那我毫不怀疑，一定是在他给“大美人”递茶的时候。如果他那脾气温柔的太太对任何人自作主张，我敢断定，那也只能是因为她是“大美人”的妹妹。我发现在“大美人”身上偶尔表现出娇气和任性，而在特雷德尔和他太太看来，显然会认为这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天赋。如果她生来就是蜂王，他们就是工蜂，对此他们是再满足也没有了。
不过，他们的这种忘我精神真把我给迷住了。他们为这些姑娘们骄傲，对她们的古怪念头百依百顺，这些琐事都令人愉快地表明了他们自身的美德，这是我极想看到的。那天晚上，特雷德尔的那些大姨子、小姨子们，这个那个的，“宝贝、宝贝”地把他叫个不停，一小时内至少要叫上十二次；一会儿要他取来什么，一会儿要他拿走什么，一会儿要他拿起这个，一会儿要他放下那个，一会儿要他找这个，一会儿要他找那个。同样，没有苏菲，她们也什么都做不了。有人头发披散下来了，只有苏菲才能帮她梳好。有人忘了一支曲子怎么唱了，只有苏菲能正确哼出。有人想不起德文郡的某个地名了，只有苏菲能想起来。有件事情得写信告诉家里，只有苏菲最可靠，吃早饭前就把信写好了。有人织毛线出错了，只有苏菲能把织错的地方纠正过来。她们一个个都是这儿的至高无上的女主人，而苏菲和特雷德尔则是伺候她们的奴仆。我想象不出，苏菲一生照看过多少小孩，但她似乎熟悉各种用英语唱给孩子们的儿歌；她能用世界上最清脆的小嗓子，按照别人点的，一支接一支地唱上几打（每个姐妹点的都是不同的歌，通常都由“大美人”最后敲定），这种情况让我看得着迷。其中最可贵的是，尽管姐妹们硬要他们做这个，干那个，但她们对苏菲和特雷德尔都怀有深深的爱心和敬意。我敢说，在我跟她们告辞、特雷德尔要送我回咖啡馆时，我觉得，我还从来不曾见过一个长满倔强头发的脑袋，或者是长满别种头发的脑袋，在这样阵雨般的亲吻中四处转动。
总之，在我回到咖啡馆，跟特雷德尔道别后，我还禁不住又津津有味地把刚才那番情景细想了老半天。即使我在那套破旧的格雷法学院大院顶楼的房间里，看到有一千朵玫瑰花怒放，它们能给它增添的光辉，恐怕也不及现在的一半。想到在枯燥呆板的法律文书代写人和事务律师的事务所里，加进了德文郡的姑娘们，想到在吸墨粉、羊皮纸、红文件带、封缄纸、墨水瓶、便笺、稿纸、法律报告、公告、原告诉状、讼费清单等等令人生厌的阴郁气氛里，却有茶点、烤面包片和儿歌，这情景几乎像令人愉快的遐想，我仿佛梦见显赫的苏丹家族已进入事务律师的行列，而且还把能言鸟、善歌树和金水河带进了格雷法学院大厅。不管怎么样，那天晚上在我向特雷德尔告别、回咖啡馆过夜时，我发现，我为特雷德尔感到失望的心情，大大地改变了。我开始觉得，不管英国茶房头子的脑袋里有多少例行的排名，特雷德尔都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我拖来一张椅子，放到咖啡馆的一个壁炉跟前，悠闲地琢磨起特雷德尔的事情，可是我渐渐地从考虑他的幸福，转而探索起熊熊煤火里的景象来了。随着煤块烧裂、变样，我想到了我自己一生经历的重大变迁和生离死别。在我离开英国的这三年中，我没有见到过煤火，不过我见到过许多柴火；当木柴烧成灰白色的灰烬，和炉床里羽毛似的灰堆混在一起时，在我当时那种沮丧的心情下，那正好象征了我那死去的希望。
现在我可以认真地追忆过去了，虽然心情依然沉重，但已不再感到痛苦，而且也能以一种勇敢的精神展望未来了。家庭，以它最好的含意来说，对我已经不复存在。我本来可以使之产生更亲密感情的那个人，我却教她成了我的姐妹。她会结婚，会有新人要求她钟爱；那样一来，她就永远不会知道已在我心里成长的对她的爱情了。我应该为我轻率的感情受到惩罚，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这是自食其果。
我正在想，我的心是否在这方面真正受到了磨炼，是否能坚定地承受住这一现实，是否能平静地在她的家庭中占有的地位那样——就在这时候，我发现我的目光落在了一张脸上，这张脸就像是从炉火中冒出来似的，他引起了我儿时的记忆。
瘦小的齐利普先生，我在本书的第一章中就提到他了，蒙他为我的降生出了力的那位医生。他就坐在我对面的一个昏暗的角落里看报。到现在，许多年过去，他已经老了，可他是个谦和、温顺、文静的小个子，日子过得还顺当，因此我觉得他看起来，可能正像当年坐在我家的客厅里，等待我呱呱坠地时的样子。
齐利普先生六七年前就离开布兰德斯通了，打那以后我就再没见到他。他正静静地坐在那儿专心看报，他的小脑袋歪在一边，手边还放着一杯热腾腾的雪利尼格斯酒。他的态度那么谦和、友善，好像因为他冒昧地看那张报纸，所以要向它道歉似的。
我走到他坐的地方，说道，“你好吗，齐利普先生？”
他被一个陌生人这样突如其来的问候，弄得大为不安，便用他那慢条斯理的样子回答说，“谢谢你，先生，你太客气啦。谢谢你，先生。我希望你也一切都好。”
“你不记得我了？”我说。
“哦，先生，”齐利普先生朝我打量了一会，摇了摇头，非常和蔼地微笑着回答说，“我有一种印象，觉得你看起来有点面熟，先生；不过实在想不起你的尊姓大名了。”
“可是，你知道这个名字，早在我自己知道之前，你就知道了。”我回答说。
“真的吗，先生？”齐利普先生说，“可能是我有幸，为你接——？”
“正是。”我说。
“哎呀！”齐利普先生喊了起来，“不过，毫无疑问，打那以后，你大大地变了样子了吧，先生？”
“很有可能。”我回答说。
“哦，先生，”齐利普先生说，“要是我非得请教你的尊姓大名不可，我想你不会见怪吧？”
我告诉他我的姓名后，他真的大为感动。他认真地跟我握了手——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剧烈的行动，因为他通常只把他那微温的、分鱼刀似的手，伸出离臀部一两英寸远，而且不管什么人握住它，他都会表现出极大的不安。即使现在，他刚把手撤回，便立即把它插进外衣口袋，好像他把它安全撤回后，才放心似的。
“哎呀，先生，”齐利普先生歪着脑袋大量着我说，“原来是科波菲尔先生，是吗？哦，先生，我想要是我刚才不怕失礼，仔细地多看你几眼，那我就能认出你来了。你跟你那可怜的父亲真是像极了，先生。”
“我一直没有福气见到我父亲。”我说道。
“是啊，的确是这样，先生，”齐利普先生用一种安慰我的声调说，“不管从哪方面来说，这都是一大憾事！不过即便在我们那一带，先生，”齐利普先生缓缓地摇着他的小脑袋说，“对你的大名，也不是一无所知的。我看你这儿一定很紧张，先生，”齐利普先生用食指敲着自己的前额说，“你一定觉得这是一种很艰苦的职业吧，先生！”
“你刚才说的你们那一带是哪儿呀？”我在他旁边坐下，问道。
“我就住在离伯里圣埃德蒙兹几英里的地方，先生，”齐利普先生说，“齐利普太太根据她父亲的遗嘱，继承了附近的一点产业，我也就在那儿申请了一个行医执照。听到我在那儿干得还不错，你一定会很高兴的。我的女儿现在也已长成一个高高的大姑娘了，先生，”齐利普先生说着，又微微摇了摇他的小脑袋，“就在上个星期，她母亲把她的连衣裙放下了两个褶子。你瞧，时光岁月就是这样啊，先生！”
这位瘦小的老人一面抒发着这样的感想，一面把已经空了的酒杯举到唇边；于是我就向他提议，把酒杯再斟满，我也愿意陪他喝上一杯。“哦，先生，”他慢条斯理地说，“我已经喝得过量了；不过跟你聊天的这种乐趣，我实在不能割舍。想起我有幸在你出疹子时照料过你，这好像就是昨天的事一样。那场疹子，你出得顺利极了，先生！”
我对他的夸奖表示了谢意，接着叫了尼格斯酒。酒很快就送上来了。“这可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放纵啊！”齐利普先生一面搅拌着酒，一面说，“不过遇上这样难得的机会我实在不能拒绝。你还没有续娶吧，先生？”我摇了摇头。
“我知道你几年前遭了丧偶之痛，先生，”齐利普先生说，“我是听你继父的姐姐说的。她可是个有坚定性格的人物，是吗，先生？”
“嗯，没错，”我说道，“够坚定的。你在哪儿见到她的，齐利普先生？”
“你不知道，先生？”齐利普先生带着他那温和的笑容说，“你继父又做了我的邻居了。”
“不知道。”我说。
“他真的又做了我的邻居了，先生！”齐利普先生说，“娶了那儿的一位年轻小姐，她带过来一份不算少的财产，唉，一个可怜的人。——你现在做这种费脑筋的工作，先生，你不感到累吗？”说着，齐利普先生像只知更鸟似的带着羡慕的眼光看着我。
我避开了这个问题，把话题又拉回到谋得斯通姐弟身上。“我知道他又结了婚。你给他们家看病吗？”我问道。
“不常去。他们请过我。”他回答说，“根据颅相学来看，谋得斯通先生和他姐姐身上，坚定的器官太发达了，先生。”
我用富于表情的神色给他作了回答，这使齐利普先生受到了鼓舞，再加上尼格斯酒的作用，他把头短促地摇了几摇，深为感慨地大声说，“啊，哎呀呀！旧日的往事，我们是忘不了的，科波菲尔先生！”
“那姐弟俩还在走他们的老路，是吗？”我说。
“呃，先生，”齐利普先生回答说，“一个行医的人，老是走家串户的，对于他职业之外的事，本该一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不过我还得说，他们是很严厉的，先生；不管对今生今世，还是对来生来世，都是如此。”
“我敢说，来生来世的安排，跟他们就没有多大关系了，”我回答说，“对今生今世，他们正在干些什么呢？”
齐利普先生摇了摇脑袋，搅了搅尼格斯酒，然后抿了一小口。
“她是位招人喜欢的女人，先生！”他带着一种伤感的神气说。
“你说的是现在的谋得斯通太太吗？”
“确实是位招人喜爱的女人，先生！”齐利普先生说，“我得说，要多亲切有多亲切！齐利普太太的看法是，自从她结婚以后，她的精神就完全给弄垮了，现在几乎已忧郁得像个疯子了。女人们，”齐利普先生胆怯地说，“是伟大的观察家啊，先生！”
“我看，她要被他们按他们那万恶的模式制服了，老天爷救救她吧！”我说道，“而且已经让他们给制服了。”
“哦，先生，刚开始时，他们倒也大吵大闹过几回，这我敢对你保证，”齐利普先生说，“可现在她完全成了一个影子了。自从他姐姐来帮着管家以后，他们姐弟俩沆瀣一气，把她折磨得又呆又傻了。我对你这样说，先生，你不会认为我冒失吧？”
我对他说，我完全相信他的话。
“在你我之间，先生，”齐利普先生一面说，一面又呷了一口酒壮了壮胆，“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你母亲就是死在这上头的——他们的霸道、阴险以及忧郁把谋得斯通太太几乎折磨成一个疯子了。结婚之前，她本是个挺活泼的年轻女人，先生，可是他们的阴郁和严酷把她给毁了。他们现在把她带到这儿那儿去，根本不像是她的丈夫和大姑，倒像是她的看守。这是上星期齐利普太太刚跟我说的。我敢对你保证，先生，女人是伟大的观察家。齐利普太太本人就是一位伟大的观察家啊！”
“他仍阴阳怪气地宣称自己笃信宗教（我实在羞于把宗教这个词这样跟他连在一起）吗？”我问道。
“给你说中了，先生，”齐利普先生说，因为喝酒过了量，不习惯这种刺激，眼皮全变红了，“这正是齐利普太太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齐利普太太指出，”他心平气和、慢条斯理地继续说，“说谋得斯通先生树立了他自己的一尊偶像，管它叫作‘神性’。我听了这话，简直就跟被电击了似的。在齐利普太太说这话时，我向你保证，先生，你用鹅毛笔上的那根鹅毛，就可以把我打翻在地。女人们真是伟大的观察家啊，先生！”
“这是凭她的直觉。”我这样说，他大为高兴。
“我的看法得到你这样支持，我很高兴，先生，”他回答说，“我向你保证，我冒昧地发表与医学无关的意见，是不常有的。谋得斯通先生有时还发表公开演说，据说——简而言之，先生，据齐利普太太说——近来他越来越凶恶专横了，他的主张也愈来愈残忍了。”
“我相信齐利普太太的话完全正确。”我说。
“齐利普太太甚至还说，”这个小个子中最温顺的老人，由于得到很大的鼓励，接着说，“他们胡说他们那一套是宗教，其实他们是在发泄自己的怒气和傲气。我一定得说，先生，”他慢慢地把脑袋歪向一边，继续说，“你知道吗？谋得斯通先生和谋得斯通小姐说的那一套，我在《新约》里根本找不到根据。”
“我也从来没有找到过！”我说。
“同时，先生，”齐利普先生说，“他们很不得人心；因为他们随心所欲地诅咒每个不喜欢他们的人下地狱，要真那样，那我们左邻右舍中就有很多人下地狱了！不过，据齐利普太太说，先生，他们自己也在不断受到惩罚；因为他们只能返诸自身，自食其心，而自己的心可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啊。好了，先生，要是你不怪我老话重提，还是谈一谈你的脑子吧。你是不是老让你的脑子处于兴奋状态呀，先生？”
我发现，在齐利普先生自己的脑子因尼格斯酒的刺激而兴奋起来的情况下，把他的注意力从这个话题转向他自己的事情，是并不困难的。因为在后来的半个小时里，他一直滔滔不绝地净谈他自己的事情。从他所谈到的消息中，还让我了解到，他当时之所以来格雷法学院咖啡馆，是因为他要在一个精神病学委员会上，对一个因饮酒过度而精神错乱的病人，提供他精神状态方面的医学证据。
“我跟你说实话吧，先生，”他说，“在这种场合，我的神经特别紧张。我是经不住别人的所谓‘吓唬’的，先生。那会让我完全不知所措。你出生的那天晚上，那位让人生畏的女士的行为，吓得我过了很久才回过神来哩。这你知道吗，科波菲尔先生？”
我告诉他，明天一早我就要去看望我的姨婆，也就是那天晚上那位让人生畏的女士；我还告诉他，她是一位最任慈、最了不起的女人，要是他对她更熟悉一些，他就会充分了解这一点了。可是，只要想到有可能再见到她，他好像就吓坏了。他淡淡地微笑着回答说，“她真是这样吗，先生？真的？”接着，几乎便立刻要来一支蜡烛，上床睡觉去了，好像除此之外，哪儿都不太安全似的。实际上他并没有让尼格斯酒弄得晃晃悠悠；但是我却认为，他那平缓的小小脉搏，比起那天晚上我姨婆在失望之余用软帽打了他一下那会儿来，每分钟一定多跳了两三下。
午夜时分，我感到疲惫不堪，也去睡觉了。第二天，在去多佛的马车上过了一整天；在我姨婆吃茶点的时候，我平安抵达，径直闯进她的那间老客厅（她现在戴眼镜了），受到了她、狄克先生，还有亲爱的老佩格蒂的欢迎（佩格蒂现在是我姨婆的管家了），他们都张开双臂紧紧搂抱我，高兴得老泪纵横。当我们平静下来，开始叙谈时，我对姨婆讲了怎样碰到齐利普先生，以及他怎样想起她还胆战心惊的事，我姨婆听了乐得不可开交。她和佩格蒂两人，有关我那可怜母亲的第二个丈夫，以及那个“谋杀人的姐姐”，是有很多话好说的——我想，不管会受到什么惩罚，我的姨婆都决不会用任何教名、姓氏，或别的什么名字来称呼那个女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