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克斯去了万斯泰德，在那里，他心绪纷乱，犹豫不决。思想上彼此对立的矛盾变得比过去更加尖锐。有时他觉得，他必须跪倒在女王脚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一定要重新赢得女王的宠爱，陪伴在她的左右，恢复长久以来他的地位使他得到的种种好处。他不能--他不愿--承认自己做错了，女王给他的侮辱让他不堪忍受，于是他回想起事情的经过，怒火又一次在他心中燃烧起来。他要把他对女王的看法告诉她。难道他不是一直这样做的吗？--自从十多年前的那个晚上，罗利在门外值勤，他就曾这样激烈地斥责过她。现在他要同样激烈地斥责她，不过，这次应当换用一种更深沉、更忧伤的语气。“夫人，”他写信给女王说，“每当我想到我珍视您的美丽胜过世间的一切，同时又只能在您眷顾我的时候才能领会生活的乐趣，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是什么原因竟使我有一天离开了您。然而当我记起陛下对我、同时也是对您自己所做的那种令人不堪忍受的错事，不仅破坏了一切情义的原则，而且也有损女性的荣誉时，我就觉得任何位置都胜过我所处的位置，任何危险都不妨承担，这样我就不会想起我那些虚假、无常、欺人的欢乐。……我从来没有妄自尊大，除非陛下刻意使我过于卑劣。如今，既然我的命运未曾改善，我的绝望必将同过去我的爱慕一样，不会有任何悔改。……我只能把我的忠诚交给评判一切的上帝来评判了，因为我在人间得不到公道。祝愿陛下享尽世间一切安逸和欢乐，并愿陛下除了明白您失去的臣仆的忠诚与所信之人的卑劣之外，不要因为错待我而受到更大的惩罚。陛下最谦卑的仆人，罗伯特·埃塞克斯。”
当他听到布莱克沃特河的战败消息时，他又写了一封信，请求上前线，并且匆忙赶到白厅。但女王禁止他进宫。有人听到伊丽莎白说：“他愚弄我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我也要愚弄他一下。他靠的是不饿肚子，我靠的是我的尊荣。”埃塞克斯写了一封长信辩解，信中引用贺拉斯的名言，许下了效忠的誓愿：“我留在这里，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听候您的命令。”女王派人给他传了一个口信说：“告诉伯爵，我对我自己十分看重，就像他看重他自己一样。”埃塞克斯又一次写信给女王：“我的确承认，作为一个男子，我臣服于您的天生丽质，胜于臣服于您作为君主的权威。”他受到了女王的接见，女王没有表现出不亲切的样子，旁人见了这种情况，就以为两人完全和好了。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结果埃塞克斯怀着比以往更盛的怒气返回了万斯泰德。
显然，伊丽莎白等待的是认错谢罪。由于埃塞克斯没有表现出认错的意思，两人的关系就僵持不下了。朝廷里的一些中间派觉得应该设法劝说伯爵认清形势的实质。于是，掌玺大臣埃杰顿精心撰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劝告信。他问道，难道埃塞克斯不明白，他目前采取的路线是危机重重的吗？难道他没有察觉，他实际上为自己的敌人大开方便之门？他是不是忘了朋友？他是不是忘了国家？他只需要做一件事情--他必须请求女王陛下的原谅。不管他是对还是错，都应当这样做。“您不是曾经做过辩解，结果却给自己招来非议吗？既然如此，您费尽心思所做的那些解释，根本不可能让人满意。您明白非议从何而来了吗？让谨慎、责任，以及宗教使您屈服于并且顺从于您的君主吧，在君主与您之间，是不可能有义务均等的。”埃杰顿最后说：“我的好爵爷，困难在于克制您自己，只有做到这一步，才能到达真正的勇敢与刚毅的顶点，而您所有的光荣行动都是趋向于这个顶点的。照这样做吧，这样可以使上帝喜悦，可以使女王满意，可以使您的国家得到好处，可以使您的朋友们安心，可以使您自己获得荣誉；而如果您有敌人的话，您的敌人也会大失所望。”
埃塞克斯的回信写得相当出色。他用与掌玺大臣同样精细的笔法，驳回了来信的全部观点。他拒不承认他的行为对自己或对朋友有任何不当之处；他说，女王的做法使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女王已经“把他逼到了孤家寡人的地步”--将他“斥退、免职、剥夺资格”之后，他还怎么为国家效力呢？他继续写道，“我应当对女王承担的永久不变的责任，仅仅是效忠的责任，这是我从来不愿也不可能放弃的。朝见侍奉并不是永久不变的责任。我对女王陛下应当承担的，是英国的伯爵和纹章院院长的责任。我一直满足于做女王陛下的办事员，但绝不给她做农奴或奴隶。”他越写火气越大，“可是您说，我必须让步、顺从；我既不能忍让到问心有愧的地步，也不能认为这种强加在我身上的罪名是合理的。……您说，我不是做了辩解反而招致非议吗？不，我不做任何辩解。……我耐心地承受、敏锐地感觉我在遭受非议时所遇到的一切。不仅如此，”--写到这里，他的情绪有些失控了--“到了所有侮辱中最糟糕的一种落到我头上时，难道宗教会迫使我求情屈服吗？”他的怒火全部爆发了，“上帝会要求我这样做吗？不这样做就是对神的不敬吗？难道君主就不会犯错误？臣仆们就不会蒙受不公？世俗的权力或权威就会是无限的吗？原谅我，原谅我吧，我的好爵爷，我万万不能赞同这些道理。让所罗门的弄臣在被人折磨的时候还哈哈大笑吧；让那些企图从君王手中牟取私利的小人无视君王的不公吧；让不信天上神威无限的那些人承认世俗的无限权威吧。至于我，我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并且感受到了这一点。我自知我的理由是正确的，无论会有怎样的结果，人世间的一切权势在施行压迫时所显示出的坚韧与坚定，绝不能胜过我在忍受可能或必然强加于我的任何压迫时所显示的坚韧与坚定。”
这些话说得冠冕堂皇，但却是危险的、不祥的，也是不聪明的。在一位都铎王朝的君主那灵敏的鼻子下发泄共和主义情绪，会有什么好处呢？这种演说词出现得太早，或者太晚了。后世的汉普登 会响应他这番言论的；但实际上，在此之前，罗伯特·德弗雷 就曾在愤怒的笔端发泄类似的情绪。过去年代里那些藐视涂过圣油的国王的上百名贵族的血液，此刻在他的心脏里奔腾着。不错！如果王权仅仅是出身的问题，那么，古代英格兰贵族的继承人为什么要在威尔士某位主教的管家的后裔面前鞠躬致意呢？他抱着这种狂野的念头--中世纪的最后一点放肆精神在这位文艺复兴时代的贵族身上闪烁着光芒。但事情已经过去了，他的思绪从那些令他受辱的事情上移开了。毕竟，真正发生了什么呢？再简单不过了：他用粗暴的态度对待一个老太太，而此人恰巧是一位女王，她给了他一记耳光。其中没有什么原则问题，也无所谓压迫。问题仅仅在于脾气暴躁和个人的不满。
尊重现实的观察家可以看到，对于在埃塞克斯的那种处境中的人，实际上只有两种可行的办法--要么大大方方地认错道歉，然后与女王真诚地和好；要么就是完全、彻底地退出政治生活。同过去一样，他的内心不止一次地倾向于后面一种办法；但他不是一个现实的人，而是个浪漫主义者--热情、浮躁、迷茫--他对明摆着的事情视而不见--显然，如果他不愿意做“从君王手中牟取私利”的人，那他就得真正下定决心，到查特利去读书、打猎，过悠闲的日子。他身边的那些人同他一样，也都不够现实。弗朗西斯·培根已经好几个月不同他在一起了；安东尼是他狂热的信徒；亨利·卡夫行事鲁莽、愤世嫉俗；伯爵的姐妹们野心太盛；他的母亲则因为终生同伊丽莎白不和而带有很多偏见，这些人都不能起到约束他的作用。在关系最密切的家属圈子中，还有两个拥护他的人。他母亲的丈夫--莱斯特夫人又结了第三次婚--克里斯托夫·布朗特爵士，是一个精力充沛军人、天主教徒，他多年以来一直忠实地为继子效力，而且很清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会这样效劳到底。另外一个是蒙乔伊勋爵查尔斯·布朗特，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他的身份都有些模棱两可。这位身材高挑的年轻人，长着一头棕色的头发和一张俊美的脸庞，早年曾经因为武艺超群而得到伊丽莎白的宠爱，又曾为了女王赏赐给他的那枚金质王后棋子而与埃塞克斯进行过决斗，好些年过去了，他成熟了，事业也很顺利。他哥哥的去世使他承袭了贵族封号。埃塞克斯每次远征，都是他任副官，表现得很出色，而且他始终没有失去伊丽莎白的宠信。但他之所以跟埃塞克斯的关系密切，不仅由于两人同为军人--还由于一段与众不同的浪漫爱情。埃塞克斯有个最受他疼爱的妹妹佩内洛普，就是为菲利普·西德尼爵士所爱慕，并且写进诗中的那个斯特拉 ，但是这场爱情没有任何结果。佩内洛普嫁给了里奇勋爵，西德尼娶了沃尔辛厄姆的女儿，西德尼去世后，他的遗孀成了埃塞克斯夫人。佩内洛普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里奇勋爵是个讨人嫌的丈夫，婚后的佩内洛普和蒙乔伊勋爵坠入了情网。就这样，埃塞克斯的这位朋友和埃塞克斯的妹妹之间产生了一种维系终生的关系--一种既明白又暧昧的关系，上流社会的人们虽然对这种关系看得一清二楚，但又装作视而不见。蒙乔伊同埃塞克斯有着这种双重关系，因此他就成为--或者看似成为--最忠实的追随者。这个小圈子--埃塞克斯、埃塞克斯夫人、蒙乔伊以及佩内洛普--是由最深切的爱情和欲望结合在一起的，而在他们的背后和头顶，则盘旋着菲利普·西德尼爵士那神圣的骑士身影。
因此，埃塞克斯那种愚蠢而放肆的行为不但没有受到任何约束，而且正相反，他周围环境中的一些特点--个人的效忠、家族的荣誉和军人的狂热--全部凑在一起，鼓舞他向前冲去。另外一些影响也推动他向着同样的方向前进。伯爵在全国享有的声望不断增强。其原因并不清楚，但效果却是惊人的。他的英勇形象切合大众的想象；他慷慨而谦恭；他是罗利的冤家对头，而罗利是在任何地方都不受欢迎的人。眼下伯爵失宠了，而且似乎还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伦敦这座清教势力强大的城市中，人们历来抱着和朝廷对立的态度，因此就对这位固执愚顽的伯爵表现出一种异常的忠诚。人们纷纷说他是新教教会的顶梁柱，而埃塞克斯本来就是一个希望讨所有人喜欢的人，他乐于扮演这样的角色。另一个能够表现社会认可的事例是，伯利死后，剑桥大学立即选他继任空出来的名誉校长一职。他很高兴，为了表示感谢，赠送给剑桥大学一只珍贵的银杯。这只高脚杯至今还放在剑桥大学副校长的办公桌上，以纪念世世代代的英国人在过去所经受的骚动和英国历史的平稳延续。
受到个人热情和大众爱戴的激励，这个刚愎任性的人每逢得意时刻，就会宣泄愤怒和反抗的奇谈怪论。一次，克里斯托夫·布朗特爵士在万斯泰德，正好遇到了这种情况。尽管他的继子说话的速度飞快，而且含义不明，但却生动地揭露了他当时所处的状态，正如克里斯托夫后来所说，那是一种充满了“危险的不满情绪”的状态。但是得意的时刻很快就过去了，抑郁和犹豫接踵而来。怎么办呢？根本没有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引退、屈服、反抗--无论哪一条路都比另外两条更为糟糕，而女王仍然没有任何表示。
实际上，伊丽莎白的心中自然也是摇摆不定。表面上她的态度十分明确，她让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人都相信，这一次她是绝不会动摇的了，但是她明白，以往很多次她都在同样的情况下隐忍让步，而经验表明，未来和过去不会有什么两样。同往常一样，那个灿烂的形象不在眼前，日子就让人觉得无法忍受。她想到了万斯泰德--是那么近，又那么的远--几乎就要认输投降了。然而不行，她不肯采取行动，她要继续等下去，也许只要再等几天，对方就会投降。随后，在她不断犹豫、不断同自己斗争时，人们可以隐约察觉到，一种新的造成动摇的不祥因素开始出现，使她更加犹豫不决。她一直关注各种情况、听取各种消息，她能够敏锐地感受到感情上和思想上的各种动向，而在她身边，又有许多人随时向她报告关于这位不在场的宠臣的令她不快的消息，并且极力渲染他在全国日益增长的--异乎寻常的声誉。一天，有人抄了一份埃塞克斯回复埃杰顿勋爵的信，并把它交给了女王。读完以后，她的心沉了下去。她谨慎地藏起了自己的真实感情，但她再也不能装作看不到，在那许多让人费神的事情中，这封已经传到外面来的信，无异于一份警报。如果这就是埃塞克斯的想法--如果这就是他对待国家的态度……她根本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这位一向英勇刚强的女英雄，遇到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再犹豫了吧--应该会采取大胆果断的行动使局面明朗化了吧。可这根本不是伊丽莎白的风格。西班牙使节在给国王的报告中说，女王“优柔寡断”，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女王遇到危险或敌对行为的时候，真正促使她行动的，是一种推诿逃避的天性。假如万斯泰德的确有危险的话，她不会勇敢地对抗危险--决不！--她要同它和解，安抚它，使它平息，她要把它拖下去，一直拖下去。她这样做完全出于本能；不过，在她那迂回曲折的性格中，也可以看到一种完全相反的天性，而这种天性--人类的心灵竟是如此复杂--还是促进了同样的结果。在她的心灵深处，有着一种令人叹服的勇气。她不断地在两种天性之间寻找着平衡，假如有一天，她能够运用自己敏捷的天分，在一根钢丝上安然跨越深渊--那该有多好！她知道自己对任何局面都能应付自如。一切都不成问题。一切都让她觉得有趣--无论是逐步减少危险还是彻底解决危险，她将按照自己特有的方式继续毕生的工作，这工作……是关于什么呢？是熄灭火苗，还是玩火？她笑了起来，这可不是她能决定的事情啊！
就这样，当和解的局面不可避免地来临时，那和解并不是圆满的。我们无法了解详细的情节，我们不知道达成和解的条件是什么；我们只知道重归于好的借口是爱尔兰又发生了一件不幸。原来理查德·宾厄姆爵士被派到爱尔兰指挥军事行动，可是在１０月初，在他到达都柏林后不久，他就去世了。一切又乱成了一团，埃塞克斯再次请命，这回得到了许可。接着，女王和她的宠臣又同以往一样形影不离了。表面看来，过去的种种不快已经一笔勾销，伯爵--同以往一样--意气风发地复归原职，仿佛两人从来没有争吵过一样。然而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情况发生了变化，相互之间的信任消失了。这是第一次，双方开始互相有所保留。从埃塞克斯这方面来说，不管他嘴上说着什么话，脸上做出什么表情，甚至片刻之间心中涌动什么情绪，都没有从他心里根除受伤与受辱的感情，而正是这种感情，促使他写出了给埃杰顿的回信。他这次回返宫廷，仍然没能从中吸取任何教训，也没能变得更加坚决，他只是盲目地被权欲所驱使。从伊丽莎白那方面来看，她也没有忘记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枢密院会议室中的那一幕仍然压在她的心头，她觉得埃塞克斯那些气话中有些不对劲的东西。因此，尽管她仍然像往常一样同他谈话、调情，却存了几分戒心。
不过这些都是很微妙的迹象，白厅、格林威治宫以及萨里宫中的日子总是匆匆忙忙，因此很难明确地察觉，就连弗朗西斯·培根也不能完全确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埃塞克斯真的又一次鸿运当头了吧；也许在伯利去世之后，塞西尔家的幸运星渐渐逝去了光彩。对一件事情过于确信是不够明智的。一年多以来，由于逐渐靠拢塞西尔父子，他已经不再为埃塞克斯办事了。他不断写信向国务大臣献殷勤，他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极为满意的酬报。一桩新的政治谋杀案暴露了--这是天主教徒策划的一起新的阴谋。一批嫌疑犯被捕了，培根受命协助政府查处这桩案子。这个任务很适合他，因为这不但为他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大好机会，而且也使他同朝廷中的重要人物接触得更为紧密，当时他的确特别需要这类支持。他的财政亏空越来越大；管卷法官的位置和迎娶哈顿夫人的愿望一一落空，因此他不得不满足于恢复担任星室法庭书记官一职--而他眼下只有空怀复任该职的希望，还不能实际就职。不过，这个希望一度似乎出人意料地触手可及了。现任书记官被人指控挪用公款，掌玺大臣埃杰顿和另外几名官员奉命查处这个案子。现任书记官一旦被撤职，培根就可以继任这个职位。他给埃杰顿写了一封密信，许诺说如果出现上面的情况，他就将书记官的职位让给埃杰顿的儿子，条件是掌玺大臣需要尽力为他另谋一个利益相当的位置。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因为现任书记官没有撤职，培根至此已经连续十年没有复任了。与此同时，他囊空如洗，生活窘迫。他四处借债--向哥哥借、向母亲借、向特罗德先生借，形式越来越严峻。一天，在他从伦敦塔审讯涉及谋杀案的几名犯人回来的路上，他因为负债而被依法逮捕了。不过，他立即向罗伯特·塞西尔和埃杰顿求援，两人设法帮他解决了难题，他的公职也就没有再度间断。
然而，如果国务大臣对他有用，那么伯爵对他也会同样有用。眼下伯爵又重返朝廷，给他写封祝贺信应该比较好。他在信上说：“得知阁下官复原职，没有人比我更为快慰，因为我深信您这次韬晦，为历时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希望伯爵能够“从中吸取经验，形成更完备的知识，并凭此知识赢得更多的赞赏。……因此，朝廷秉承女王旨意，在众多官员中委派阁下兼任新职，让我不得不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不错，可是地平线上又凝聚起了一片象征风暴的乌云，让白厅中那些人感到困惑和不安。当务之急是委派爱尔兰总督。自从夏天发生那令人不快的一幕以来，这个问题一直被搁置在一旁。任命总督的问题非常急迫，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有赖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啊！女王认为她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人选--蒙乔伊勋爵。她除了青睐蒙乔伊的外表之外，对他的才能也很看重。朝廷派人向他提出了这项任命，他也表示愿意前往爱尔兰。一时间，这个难题似乎迎刃而解了--蒙乔伊成了解危救困的神灵，他不但可以给爱尔兰带去和平，还可以给白厅带来安宁。可是突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埃塞克斯再次反对委派他的追随者前往爱尔兰。他声称，蒙乔伊不适合这个职位--他是学者而不是将军。拒绝与互相指责的僵局似乎就要再次重演。那么，埃塞克斯提议派谁去呢？有人这样问。几年前，培根写给埃塞克斯的信中就提到过关于爱尔兰的问题。这个明智的人在信上说：“我认为，假如爵爷在这个问题上利用您的威望--也就是说，装作您愿意接受任命的样子--我想您的威望将有助于您使蒂龙俯首就范，同时可以使您不费吹灰之力而赢得巨大的荣誉。”培根认为，采取这个方法只有一个障碍，“遇到这类事情时，阁下往往太容易从虚情变成实意。”我们无法获悉当时的所有提议--那些在枢密院会议中提出的种种复杂的、含蓄的以及热烈的建议，但似乎很有可能，埃塞克斯在别人的压力下提出代替蒙乔伊的人选时，他想起了培根的忠告。历史学家卡姆登告诉我们，他提出的主张是：“派往爱尔兰的必须是具有贵族身份的朝政要人，拥有强大的权力，崇高的声望和大量的财富，在军人中受欢迎，而且曾经有过领兵打仗的经验。”这仿佛是用手指指着他本人。国务大臣面露温和谨慎的神色，在会议桌上沉默不语。他在想什么呢？假如伯爵真的被派往爱尔兰--这将是一个冒险的决定；可是假如他自己愿意去呢？--情况可能会好些。塞西尔仔细思考着未来的形式，审慎地衡量着各种可能性。可以想象，伯爵毕竟是在装腔作势，他懂得离开英国对他本人来说是多么危险，因此只不过是在演戏。但是塞西尔同他的表哥一样，他也了解那个勇敢人物的弱点--了解武器和军事行动对他的吸引力--了解那个“从虚情变成实意”的倾向。塞西尔认为他预见了将来的情况。他写信告诉一个信得过的朋友说：“蒙乔伊勋爵被提名，但对您，我不是作为国务大臣，而是作为朋友私下说一句，我认为埃塞克斯伯爵必将代表王国前往爱尔兰。”他坐在桌旁不停地写着。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做过其他不易察觉的小动作。我们只知道，在枢密院中，有几个人仍旧竭力主张任命蒙乔伊，而埃塞克斯暗示自己应得到任命的提议则遭到了反对和漠视，后来忽然又有人提议选派威廉·诺利斯爵士前往爱尔兰。
埃塞克斯在遇到别人的反对时总是不能保持头脑冷静。他生气了。委派蒙乔伊的提议已经让他极为恼怒，而再次提出威廉·诺利斯的名字，更让他的满腔怒火爆发了。他一面大声谴责这些提议，一面--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在一阵自然的而且几乎不可避免的转变之后--表明了自己的主张。几名枢密院顾问官支持他，都说如果伯爵能去爱尔兰，那就万事大吉了。女王被深深打动了。埃塞克斯已经开始了一场火热的斗争--他将自己投入比赛场地，同诺利斯和蒙乔伊决一胜负，一心要取得胜利。果然不出弗朗西斯·培根的预料--这个鲁莽的人的确假戏真唱了。他理所当然地取得了胜利。女王结束了讨论，宣布自己的决定：既然埃塞克斯深信他能给爱尔兰带去和平，既然他极为渴望担任这个职务，那么就请他担任吧。她要任命他为爱尔兰总督。埃塞克斯迈开大步，得意扬扬、目空一切地走出了会议室。罗伯特·塞西尔也同样高兴，他踱着方步，面露谦恭地离开了。
直到很久之后，埃塞克斯才开始充分了解当时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意义。当时以及预期的那种胜利感--在国内和爱尔兰两方面取得胜利的感觉刺激着他，促使他前进。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及追随者约翰·哈林顿 说：“我已经在枢密院会议上把诺利斯和蒙乔伊打败了，上帝保佑我在战场上打败蒂龙。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完成一项配得上女王的荣誉的事业呢。”
很自然，以往的故事又开始上演了，那些司空见惯一连串漫长的麻烦、失望和拖延接连不断地出现。伊丽莎白对每一件琐碎的事情都讨价还价，对配备武器的范围和性质拿不定主意，对新任总督的权力范围争执不下。在激烈的争吵当中，几个星期过去了，埃塞克斯渐渐从意志昂扬转向了意志消沉。也许这件事他做得并不聪明。他开始百般懊悔，未来是阴沉而困难重重的，他在争取什么呢？他被忧伤的感觉淹没，但现在再想抽身而退已经来不及了，他必须鼓足勇气，面对不可避免的一切。“我将前往爱尔兰，”他写信告诉那位已成为他的虔诚信徒的年轻伯爵塞桑普顿 说：“女王已经发布了这个任命，不能收回了，枢密院也确实热烈赞成这项任命，这关系到我的声誉，我绝不能推诿逃避；而且，现在就躲开是有损尊严的，所以溜掉也不是安全之道。爱尔兰一战也许会失败，可是战争的失败尽管出于天命，却免不了归罪在我身上，因为我看到大火燃烧，而且受命灭火，结果却不去救援。”他说，他完全明白离开朝廷的危险--“敌人施展阴谋的机会”和“君主们的胡乱推测，在他们看来，臣子的盛名美誉是比声名狼藉更危险的。”他认识到并且列举出远征爱尔兰的许多困难。他声称：“我可能会遭遇的一切现在都已经预见到了。”而且，对于每一种持反对意见的想法，他都竭尽全力地去寻找答案驳斥。“‘不顺利的成功是危险的’--让他们那些容许借口，或者满足生前荣誉的人去害怕这种危险吧。‘功业过大必定遭人嫉妒’，我决不会因为害怕遭受排斥而放弃道德。‘朝廷是中枢’”--但我认为，比起迎合迁就来说，指挥大军对我而言是更好的选择。”……“以上这些都是极为私人的问题，”他最后说，“都是不能向外人说的，只是我同阁下难分彼此，所以毫无遮掩地跟您说了。”
有时，阴云散尽，希望会重新浮现。女王面带笑容，分歧化为乌有，往日那种愉快信任的气氛再次来临。１５９９年主显节前夜，为欢迎丹麦使臣，英国宫廷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女王和伯爵当着满座宾客翩翩起舞。就在短短五年前，另一个主显节前夜的景象--那个狂欢极乐的夜晚--必然还留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吧。短短五年--从那时到现在，中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不过，同当时一样，六弦琴奏出美妙的音乐，各种珠宝在火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两个人再次怀着热烈而神秘的心情携手起舞了。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也许当时，同往日一样，在那种特殊的伴侣关系中的确有过欢乐……可这是最后一次了。
伊丽莎白为好多事情烦恼--爱尔兰、埃塞克斯、一辈子都无法解决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但她放下了这一切，坐下来安静地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翻译成通用英语，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对于爱尔兰问题，她已经有些习以为常了。埃塞克斯呢，尽管令人烦恼，可他的急切要求似乎仅仅在于塑造爱尔兰总督的形象--她不如把几个月来压在心头的那些令人不快的疑虑忘掉。还有西班牙战争问题，但这个问题似乎已经圆满地自行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模棱两可状态中拖延着，没完没了地谈判，没有战争，也不需要花费一分钱的战争费。实际上是一场不打仗的战争--这恰恰是正中她的下怀的。
但是有一天，她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她拿到了一本书--一本《亨利四世历史》--她看了看--书上有一条给埃塞克斯的献词。“献给最杰出、最光荣的埃塞克斯及尤乌伯爵，英国纹章院院长、赫勒福特及布希埃子爵、查特利的费勒斯男爵、布希埃及鲁昂勋爵罗伯特”--这是什么意思呢？她把这本书匆匆浏览了一下，发现书中详细记录了理查德二世的失败与被废黜的故事 --这个主题暗示着可以把英国君主从王位上赶下来，这种做法是她极力反对的。不过，书上的确有卡莱尔主教发表的一篇洋洋洒洒的演说，大意为反对废黜国王，但归根到底，为什么要把这种事情摆在公众面前宣扬呢？写作这本坏书的作者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她又看了看书前的题词，一边看，一边感觉到血液上涌。题词的口气是十足的谄媚，但除此之外似乎还另有深意。题词中的一句话可以理解为最卑鄙的意图。“最杰出的伯爵，用您的美名装点我们亨利国王的前额，他就可以更愉快、更安全地接近公众了。”当然，这位作者会推托说，“我们亨利国王”指的是这本书；然而，不是还可以做更合理的解释吗？--即假如亨利四世当时拥有埃塞克斯的名声和封号，人们就会认为他有权篡位，从而更普遍地加以承认了。这是叛国谋反呀！她召见弗朗西斯·培根，问他：“难道不能把这个人--这个约翰·海沃特--按照叛国罪交付审判？”培根回答：“我认为不能定为叛国罪，夫人，但可以定为重罪。”“怎么说呢？”“他从塔西陀 的著作中剽窃了很多段落。……”“我察觉到了他最阴险的用意。我要迫使他吐出真情。用拉刑架--”培根竭力安抚女王的情绪，可是女王的怒火并没有完全平息，结果那位不幸的海沃特，虽然没有上拉刑架，却被关进了伦敦塔，一直到女王去世。
女王心中的猜疑以这种出人意料的方式集中爆发，随后又渐渐消散了。接着，在她同埃塞克斯又吵了一架之后，终于签署了委任他为爱尔兰总督的命令。埃塞克斯在３月底离开伦敦前往爱尔兰，走过伦敦街道的时候，市民们走上街头，为他欢呼送行。群众们满心以为，只要这位新教伯爵前去平息叛乱，爱尔兰的局面就可以好转了。可是朝廷里另外一些人却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就是培根。他一直以好奇而诧异的心情关注着爱尔兰总督任命一事的起伏变化。他睁大眼睛，这个鲁莽的人真的要跳入这样一个圈套中去吗？等他看到情况果然如此，看到埃塞克斯果然动身了，他用平静的笔调给伯爵写了一封鼓励的信，没有流露出一点担忧和怀疑。除此之外，就完全无事可做了。他心中的想法使他深信，提出警告是无用的，也是不会被接受的。他后来写道：“正如一个人可以根据未来的种种可能性做出判断一样，我的确清楚地看到，他的失败已经由命运绑缚在那次出征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