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虞是一位令人敬仰的语文学家、古典文学理论研究家。他从事语文教育七十余年，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汉语语法修辞等领域中成绩斐然，令人难以想像的是这样一位令无数后辈学子景仰不已的大学者竟是靠自学成才的！在他漫长教学历程中，与图书馆为始终。
在涵芬楼书海中畅游
19世纪末的苏州，一个生灵诞生了。身为教员的父亲恐怕做梦也想不到眼前这个啼哭着的小家伙，会将他的事业发展到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六七岁时郭绍虞就在父亲的督导下开始苦读《三字经》、《百家姓》和《古文观止》。然而家中这少许的书籍如何满足得了郭绍虞强烈的求知欲望？年纪稍长后，他先后到崇辨学堂、蒙养义塾以及苏州中等工业学校求学，然而由于家境贫困，在苏州中等工业学校读了一年就退学了。可就在这一年时间里，他已创办了《嘤鸣》杂志，尝试写诗论文，评议天下。
郭绍虞二十一岁那年，到上海尚公小学任教，在这里他幸运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由于这所小学是商务印书馆的子弟学校，再加上友人的帮助，他得以自由出入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楼内众多的藏书让这个时刻对知识有着饥饿感的年轻人有了饱餐一顿的机会。他在这里阅读了大量图书资料，并作了详尽的读书笔记，同时，还经常到附近旧书摊去买书、看书。遇到喜爱的书籍，只要身边有钱必倾囊购之，如果没钱，就站在摊旁边看边抄，这里对于他而言，正可堪称是个微型的街边“图书馆”。郭绍虞在旧书摊上几乎买全了《国粹学报》。这份由革命志士在同盟会的号召下所创办的杂志，常刊有国学大师的文章，如刘师培之论文，王国维之论词，以及经史子集方面的知识，这大大激发了郭绍虞对古典文学的兴趣，也成为他日后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原因之一。就是这样通过不断地积累，郭绍虞在这段时间里写就《清诗评注读本》和《战国策详注》两书，编写了普及性读物《小学生文法》。其后几年，他甚至还编写了或许是现代中国第一本《中国体育史》。
“五四”前后，郭绍虞来到北京。他一边为《晨报副刊》撰写千字左右的艺文杂谈、名人评传等稿件，一边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北大浓厚的学术氛围为他所痴迷，而北大图书馆也成为他常出入的场所。学校放假时，别人去游山玩水，他却在伏案苦读，图书馆成了他的“家”。在以后的数十年中，郭绍虞辗转于协和、中州、中山、燕京、大夏、同济、复旦等大学，都保持了这种习惯。
“开创之作”，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诞生
1927年，郭绍虞被燕京大学聘为教授，在中文系教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燕京大学为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学习天地。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除众多的古代典籍以外，还有大量的介绍外来文化的书籍。进入燕大后，郭绍虞开始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进行了系统研究。按最初的想法，他是想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后来缩小范围，权且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然而即便是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却又谈何容易。在他之前，陈中凡曾作七万余言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过于简略。朱自清认为在当时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两大困难：第一，这完全是新工作，差不多是白手起家，要自己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挑选；第二，这等于是建立了一个新的系统，是一门独立的学问。然而，郭绍虞凭着自己坚韧的毅力，深厚的新、旧学术功底，和燕京大学图书馆中丰富的藏书，终于克服了这两大困难。他从古代各种诗话、词话、曲论、乐论及说部别集和圈点评论中，提取精萃，搜集整理了古代文学批评史的有关理论，终于在1934年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这部将传统的学问，用新科学观念和方法加以梳理的书，被朱自清誉为“开创之作”。
本着“详细地照隅隙”的治学态度，郭绍虞阅读了大量的古代文学典籍，深入研究了哲学、语言、美术、音乐等学科的许多著作，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历史材料。朱自清在看了他所整理的诗话目录后惊叹不已，认为其丰富程度当世还绝少有人赶得上。大家识大家，可见郭绍虞是下了大功夫的。在编写这部巨著时，他不单纯依靠现有的一些评论资料，除了一些人所熟识的诗文评论集外，还经常结合历史时代的思想文化和理念，从一般人不太注意的地方去挖掘，整理出一大套属于他自己独创的东西。
当时，西方各种科学文化大量传入我国，而燕京大学图书馆中这类介绍外来文化的书籍颇多。触类旁通，其中一些介绍自然科学的基本科学方法的书籍也给予郭绍虞相当大的启发和帮助，使他的著作形成具有严密组织结构的体系。如果说潜心涵芬楼的经历是为郭绍虞的学术生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的话，那么在燕京大学的努力则使他在学术领域获得新的突破与飞跃。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从而形成了特有的治学方式和学术思维。
在上海图书馆开辟专室
郭绍虞一生重视资料工作，勤奋不辍地从事搜集、整理、考订等工作。解放后，他与罗根泽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并做了《沧浪诗话校释》、《诗品集解续诗品注》和修订《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等工作。当他受教育部委托主编大学教材《中国历代文论选》时，甚至还在由旧日燕京大学学生顾廷龙任馆长的上海图书馆开辟专室，以便更快捷地检索有关资料。由此，他也与上海图书馆结缘，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和学生也常到图书馆寻书求索，而顾廷龙自然尽其所能帮助他们。
从某种角度而言，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或许才是这位真正的学者最好的“隐栖地”。郭绍虞在职期问，对于一些行政事务是不怎么过问的，而在图书馆的建设方面却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为了使教师能更快捷地获得所需的资料，他强化了教师阅览室的职能。一些教师所需的，但馆内一时查找不到的，就由图书馆派人负责去外校代为查找解决，尽可能设法为教师提供方便，这样也就必然推进了教学和科研的进程，使图书馆成为教师们获得成就的强有力的后盾。
郭绍虞在上海学术界有很高的威望，他与图书馆建设也卓有功勋，所以当1979年9月上海图书馆学会成立，就以复旦大学图书馆名誉馆长身份被推举为上海图书馆学会名誉馆长。并在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上的上海图书馆门口挂出了由他书写的“上海市图书馆学会”木匾。据说，八十多岁的郭绍虞为了写好会招，清晨四时起床，空腹握笔，横写直写各写一幅。
1982年春，由上海图书馆学会、上海图书馆合办的《图书馆杂志》创刊，郭绍虞为之欣喜，且作《浣溪纱》词一首：
又见新芽茁壮枝，百花园里露英姿，奇葩更觉系人思。学业离书难以立，图书无学岂云宜，因因果果两相随。
（复旦大学蒋凡沈俊）
链结郭绍虞治学严谨，著作等身。他常对学生说，治学要有两性：一是记性；一是悟性。记性帮助学，悟性帮助思。只学不思，是“死读书”，学而能思，是读活书。
余思街坊和房屋有名人题匾，自是一道绝妙的风景，它的含金量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