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香水的女人没有未来。
——保罗·瓦莱里
和香奈儿一样，玛丽·索菲·奥尔加·泽奈德·戈德布斯卡——巴黎波西米亚精英圈里大名鼎鼎的“弥希亚”——也在年仅十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了天主教的修道院。还在孩童时期，她的钢琴技艺就引起了弗朗茨·李斯特和加布里埃尔·福莱等作曲家的注意。在修道院修女的严格 “调教”下，弥希亚后来在钢琴方面颇有建树。“无人理睬让弥希亚学会了独立，而孤独则教会了她勇气。”
维多利亚时代的修道院生活压抑无趣，弥希亚在十八岁的时候逃了出来，来到了伦敦，并开始和一堆老男人们频频约会。后来几经辗转，她竟然在比利时找到了自己的家人，并且继承了一位叔叔的一大笔遗产，当时她还未满20岁。一年之后，弥希亚和二十五岁的塔迪·纳塔松结了婚，并迁居巴黎。在那里，弥希亚的美貌加上她如荡妇般的生活态度使得她在世纪之交的波西米亚风潮中如鱼得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弥希亚都过着离经叛道的生活，据说她常常“满嘴脏话”,让巴黎好些青年才俊都拜倒在她的裙下。马塞尔·普鲁斯特把她视作自己的长篇巨著《追忆逝水年华》中尤比乐缇芙公主（Princess Yourbeletieff）的原型，并且认为她就跟俄罗斯芭蕾舞团一样炫目。弥希亚和她的丈夫塔迪很快就融入了当时的一群前卫艺术家的圈子，并成为维亚尔、勃纳尔、图鲁兹·劳特累克和雷诺阿等一众当红画家们最爱的模特——他们每个人都为她创作了不止一幅肖像，背景或在钢琴边、在桌旁或在剧院，而这些画中至今还有多幅在全世界的各大博物馆里展出。渐渐地，弥希亚又对表演产生了兴趣，开始接触剧院和芭蕾舞，并且成了芭蕾舞界的大亨谢尔盖·佳吉列夫的好友。据弥希亚的传记作者描述，她“俨然成了谢尔盖身边的红人，也成了俄国芭蕾舞团里的众星捧月般的人物”。
在那时，认识了弥希亚就等于进入了佳吉列夫身边的小圈子，以及一战后的巴黎精英社交圈。然而在真实生活中，弥希亚本人却并不像普鲁斯特笔下的公主。她总共结过三次婚，分别嫁给了塔迪·纳塔松、阿尔弗雷德·爱德华（一个非常有钱的生意人，同时还是臭名昭著的嗜粪癖者，他用一笔债务逼迫纳塔松放弃了弥希亚)，最后是西班牙画家荷西·马利亚·塞特。
香奈儿认识弥希亚是在法国著名喜剧演员塞西尔·索雷尔举办的一次晚宴上，两人都是塞西尔的座上宾。多年以后，弥希亚在她一本没有出版的回忆录里描述了她与香奈儿在那次晚宴上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我）被一个黑头发的女士吸引住了……她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却）散发着无可抵挡的魅力……人们称她为香奈儿小姐。在我看来，她似乎散发着无穷尽的魅力……而正当我欣赏她身上那件油光水滑的皮草外套时，她竟然把它脱下来，披在了我的身上，并表示她十分乐意把它送给我……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一点的做作，动作也是如此的优雅，我简直要被她迷倒了，脑子里全都是她。
后来，当我去造访她位于康朋街的小店时，我听见两个女人正在谈论她，她们叫她“可可”……老实说，这个名字让我有点不高兴，心也为之一沉，觉得好像自己的偶像被亵渎了。为什么这么优秀的一个人有着这么粗鄙的名字？（忽然，）我从前一晚就念念不忘的女人在我面前出现了……几个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我滔滔不绝，她却没怎么说话。一想到要和她分别我就很难受……那天晚上，塞特和我就在她家吃的晚饭……在数不清的乌木屏风中间，我们看到了“男孩”·卡培。
对于我对我这位新朋友的着迷，塞特感觉很是不妥。其实，通常我也不会对某个人产生这样的痴迷……然而（在“男孩”·卡培去世之后）可可是如此的难过，已经开始神经衰弱，整个人都萎靡不振。我拼了命地想要找些方法来开解她……于是在接下来的夏天，塞特和我带她去了威尼斯……
这两个美丽的女人一拍即合，正像法国人说的那样，她们的“原子融合了”。对于弥希亚，香奈儿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的：“对弥希亚来说，我永远都是个谜——也正因如此，她才觉得我有趣。作为一个女人，她知道如何让别的女人和艺术家都喜欢她，这一点非常难得。她就像是印度教中的迦梨女神，同时掌管着建造和摧毁。”
对她和香奈儿的亲密友谊，以及一开始对这份友谊的重视程度，弥希亚的传记作者阿瑟·戈尔德和罗伯特·菲兹代尔也多有描述。
这个时候，香奈儿在设计上偏向于简约却奢华的风格。虽然这对当时那些名媛贵妇而言，可以说有点“寒酸”，但是香奈儿的设计却开始风靡起来，让她赚了不少钱。她的天才、慷慨、疯狂、大胆以及无敌的幽默感和不顾一切的破坏性让每个人都为之震惊并倾倒。
后来，弥希亚和香奈儿的友情几经起落，不过两人终究还是如连体婴儿般，共享了数不清的秘密，譬如她们俩都一直吸食吗啡，这对她们来说不是为了提神，而是用来掩埋痛苦。
随着旧时的贵族走向没落，香奈儿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标志。三十五岁时，香奈儿开始着手打造她的“可可女郎”——一个最能代表“咆哮的二十年代”的女人。她发布了一系列休闲的或说“精简版”的高档女装，譬如针织羊毛旅行套装配衬衫、运动裙及低跟鞋等。
当时的时装杂志也都模仿香奈儿的造型。在美国人看来，香奈儿的设计都是围绕着针织面料。
1918年，香奈儿已经买得起价值30万金法郎的奢华别墅，而这幢位于比亚里茨的别墅也成为她在法国南部的公司总部。
其实，早在1915年，著名时尚杂志《时尚芭莎》就曾宣布：“如果一个女人的衣柜里没有至少一件香奈儿的衣服，那她必然是已经落伍了。”后来，《时尚芭莎》又在1917年表示：“在这一季，香奈儿是每个时装买手必谈的名字。”
与此同时，如果说香奈儿成了时装编辑圈子里炙手可热的名字，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击败德国就是各个协约国成员都在关注的话题。1917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开始了第二个任期，并且成功说服了国会在接下来的4月对德宣战。在绰号“黑杰克”的约翰·潘兴将军带领下，美国大兵横渡大西洋，来到了法国；那些有钱的巴黎人则纷纷逃往多维尔和比亚里茨，也就是香奈儿的服装分店所在地，当然少不了去她店里大肆购买。
当时的欧洲充斥着各种重磅消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让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控制了政权；同年，土耳其向协约国投降，德国为饥荒所困。1918年，协约国在美国部队的增援下成功地阻止了德皇在西线的春季攻势。同年11月11日，协约国跟德国签订了停战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战败了的德国部队被遣返回国，而巴黎的庆祝才刚刚拉开帷幕。香奈儿穿着一套“宽松的针织衫，简单得就像寄宿学校的女生罩衫，看上去时髦得不行”。当时，一件香奈儿礼服已经卖到了7000法郎，约合今天的3600美元，香奈儿也买上了劳斯莱斯豪华轿车，由司机开车接送。
然而在当时，通货膨胀的阴影已经开始威胁到欧洲大陆的金融状况。简单来说，以德国为例，如果以美元计量，一根长面包在一战前的1914年价格是13美分，而在1919年则涨到了26美分，足足翻了一番，此后还一直嗖嗖地上涨，直到叫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德国经济眼看就要崩盘。
就在这时，距离巴黎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两位德国军官正在回家的路上艰难跋涉。他们是同在德国汉诺威的柯尼希斯—乌兰骑兵团服役的军官，汉斯·京特·冯·丁克拉格男爵中尉和西奥多·莫姆，两人也是好友。作为战败国的士兵，这两人和其他数百万的德国及奥地利士兵一样，在战争结束之后开始尝试新的生活。作为骑兵军官，两人都曾在东线直接抗敌，落马之后还在泥沼和战壕里以来福枪与敌人肉搏。撤离东线后，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战败的祖国和她混乱不堪的政治景象。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德国威廉港海军基地的叛乱使得整个德国政坛一团乱麻，德皇威廉二世被迫退位。英国对德国的长期封锁也使得整个德国陷入大面积饥荒当中。
1919年6月，新组建的德国政府同意了由英、法、意以及美国强加的《凡尔赛条约》。渐渐地，德国人将开始认为，正是这份条约中的战争赔款才使德国经济遭受了此后灾难性的打击。随后，阿道夫·希特勒将要撕毁《凡尔赛条约》，接掌德国政权，而此时的德国经济已经是千疮百孔。
面对着过去的荣耀，德国人怀念不已。“这个民族一直饱受内心冲突的折磨，这使得他们对很多事情不确定、不满足，心怀挫败并非常希望能从由个人决定和选择的压力中解脱出来。对这样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奢求就是有一个人能替他们做出决定，并承担风险。”
西奥多·莫姆出生于有钱人家。一战以前，他们家在德国和比利时都成功经营着面料生意。1919年初，莫姆从军队退役，接管了家族在巴伐利亚的生意。接下来的几年里，莫姆家的生意越做越大，覆盖了德国、荷兰和意大利。希特勒上台之后，莫姆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NSDAP)——纳粹党，并于1938年成为一名党卫军(简称SS)。
至于贵族出身的丁克拉格，他的家族往上两代都效力于德国军队，所以他加入德国的军事情报组织也就不足为奇。丁克拉格的祖父乔治·卡尔中将曾经参加过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在那场战争中，德军击败了拿破仑三世的军队，并让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成为德国的领土。丁克拉格的父亲赫尔曼也是一位德国骑兵少校，并且和丁克拉格一起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丁克拉格的母亲洛瑞·瓦莱里娅·艾米丽则出生于英国，还有一位担任德国海军高级将领的弟弟威廉·卡特。跟很多德国军官以及普通的德国人一样，丁克拉格一家都有着一种种族荣誉感，对待战争具有一种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热情，而这热情又在1914年到1918年间因为德国遭受的重创而被放大。
随着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在苏俄被处决，德国革命共产主义工人党（German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Workers’ Party）原文如此，名称似有误。参照上下文，似指1918年成立的德国共产党。——编注在柏林成立。为了抵制共产主义，丁克拉格和一帮德国军官加入了极右翼的自由军团（Free Corps）。1919年，自由军团成员杀害了德国共产党的精神领袖罗莎·卢森堡。后来，赫尔曼·戈林称自由军团为“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第一批战士”；多年以后，海因里希·希姆莱担任党卫军的首领时也对自由军团褒扬有加，称它与他领导的党卫军在精神上是一体。
据法国反间谍情报的信息，丁克拉格在1919年后的某个时间加入了德国军事情报局，成为一名特工，代号No.8680F，直接为魏玛共和国工作。这个议会制政权一直持续到1933年，在那一年，纳粹党赢得了选举，共和国被新政府终结。
对德国的情报机构来说，丁克拉格是个秘密间谍的绝好人选：他会说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言谈举止有着旧式贵族无可挑剔的礼仪，不论男女都能被他的魅力折服，还能发展“新人”，让他们成为他的下线或情报来源。他金发碧眼、身高适中（约1米72），举止优雅又有教养，相貌堂堂又性格外向，让人们很难设防。要说的是，真实的丁克拉格并不像有的传记作者写的那样，是个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他在柏林受到了非常严格的间谍训练，具备一切优秀间谍的素质：机智、警醒、冷静、敏感、善解人意，还善于融入周围的环境，把自己巧妙地隐藏，吸引有用的人，让他们背叛自己的国家，为他搜集对德国陆军和海军有用的战略情报。
此外，丁克拉格虽然身为间谍，但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国、波兰以及后来的瑞士并没有陷入什么危险的境地，因为他有德国外交官的身份以及外交赦免权做掩护。在和平时期，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最坏情况也不过是被驱逐出境，且不用说法国和瑞士都不愿意得罪不好招惹的纳粹政府。
在1919年冬至1920年春，香奈儿则沉浸在威尼斯旖旎的风光里。的确，那些蜿蜒的河道和阳光普照的广场让威尼斯在每个季节都有着醉人的魅力。据弥希亚和她丈夫荷西回忆，香奈儿在那里仍为“男孩”卡培的死伤心不已，还会为他流泪祈祷；但是每当想到自己得知卡培死讯的同时，还有一位意大利公爵夫人也在和她一起恸哭，香奈儿就气愤不已。在《香奈儿秘史》一书中，作者伊莎贝尔·菲迈尔也描述说，香奈儿曾在建于17世纪的安康圣母教堂跪在一千根蜡烛中间，在提香所画的五位圣者的默默注视下为卡培祈祷。
好在随着冬去春来，香奈儿的心绪在塞特夫妻的照顾和威尼斯城的慰藉下渐渐平复，从阴霾中走了出来。
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并不平静，汽车渐渐成为有钱人的玩具，同时也威胁着行人的安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随后，一道禁酒令让美国人进入禁酒时期，迫使喝不到酒的美国有钱人一拨一拨地来到巴黎；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登上了政坛；而共产主义及苏维埃革命则横扫了整个欧洲，让中产和上流阶级恐慌不已。与此同时，在波美拉尼亚的一所德国军事医院，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矮个子男人正在养伤，他的眼睛在西线战场上的比利时伊普尔被英国的炸弹炸伤了——这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在一战后的“文化大地震”——也就是被法国人称作“咆哮的二十年代”那段时间，巴黎处在了震中的位置。菲茨杰拉德称其为“爵士年代”；而在格特鲁德·斯泰因和海明威的笔下，则是“迷惘的一代”。在香奈儿的传记作者皮埃尔·加兰特看来，这是一段“疯狂的岁月：艺术家们渴望荣耀，人们到大街上寻找欢乐，到处都是经历了‘最后一战’的种种恐怖之后，自己还能活下来的喜悦”。
到了1920年，巴黎已经成了艺术家们的麦加圣地。画家、作家、音乐家和雕塑家纷纷来到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希望成为新时代的一分子——吃喝玩乐，过着充满欢乐和创造性的生活。巴黎人在路边的咖啡馆、工作室以及社交晚会等各种场合聚会，机智的谈话、美妙的音乐和对艺术的激情也无时无刻不在迸发。这座城市已经“忘记了黑暗的日子”，无论是巴黎本地人还是海明威这样的流亡者都渴望新鲜的事物；无论是在绘画、雕塑、演说，还是文学领域，人们都对原创的作品充满渴望，而毕加索、莫迪里阿尼、布拉克和玛丽·洛朗桑这一批画家正在崭露头角。每个领域都有新人开辟着新的天地，在建筑领域有勒·柯布西耶，音乐领域里有拉威尔和斯特拉文斯基，舞蹈界有佳吉列夫和尼金斯基，文学界有纪德、柯克多和莫里亚克，爵士乐在一战之后更是成为人们寻欢作乐的写照。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汽车、收音机以及流行运动的发展，理想主义那一套早被人们抛在了脑后。现在，有钱的欧洲人信仰科技进步、挣脱世俗的枷锁以及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产阶级也日益富裕，钱都多得没处花。在巴黎的蒙马特和蒙帕纳斯地区，海明威和亨利·米勒同为“去国离家”的作家，常在一起吃饭喝酒，在这样的环境里沉醉并将他们融入自己笔下。1921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他妻子塞尔达也来到了法国，然而他们没有流连多久，连法语也没学会几句，就于同年十月返回了美国，以便他们的小孩能在美国出生。1924年4月，这对夫妻又回到了法国。一年以后，菲茨杰拉德发表了他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并在巴黎定居，然后于1925年5月和海明威相遇。
那个时代让一些人欢乐，也让另一些人恐慌。对香奈儿来说，20世纪20年代以一起家庭悲剧揭开了序幕。她的妹妹安托瓦妮特从加拿大寄来了一封信，信中倾诉了自己遭遇到的婚姻的痛苦。
安托瓦妮特的丈夫是一个加拿大军官，颇为英俊，但是他们的婚姻正在日渐分崩离析。这位军官把安托瓦妮特从法国带到了安大略省的一处穷乡僻壤。
原本安托瓦妮特可爱又单纯，很受香奈儿的疼爱，还帮香奈儿打理过她的服装店。现在，她却向香奈儿要钱回巴黎。即便信中的安托瓦妮特明显过得很不开心，香奈儿还是劝说她坚守自己的婚姻。
然而安托瓦妮特没有听从姐姐的劝告，而是和一个年轻英俊的阿根廷人跑了。要是别人也就罢了，可是这个阿根廷人恰恰是由香奈儿介绍给安托瓦妮特一家认识的。安托瓦妮特一家把他当成朋友，然而这人却在1920年和安托瓦妮特私奔去了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幸的是，不久之后，在那场席卷全世界的西班牙流感中，5000多万人因病去世，安托瓦妮特也是其中之一。
1920年秋天，香奈儿和弥希亚从威尼斯回到法国，并迅速成为“爵士时代”在时尚领域的领军人物。从悲痛中恢复过来的香奈儿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在女装界来一次大革命，让20世纪的女性从涂脂抹粉的人偶变成灵动自然的个体，而她的利器就是自己设计的“小黑裙”，以及羽毛长围巾等柔软简单的服饰。她还将成为女性自我解放和追求事业的明灯，并且因此大赚一笔：以她为代表的新女性自由恋爱、自给自足，摆脱了男人的控制，过她们想过的任何生活——“从偏见中被解放出来，甚至不惧于任何同性恋爱的冒险”。香奈儿让那个时代的时髦女性都穿上了短袖甚至无袖的裙子，还让她们的丝袜都放到了膝盖以下。法国和美国的时尚杂志如《淑女》、《伊周》和《密涅瓦》等都对香奈儿的设计推崇有加，这从它们对香奈儿所做的报道就能看出：“香奈儿推出了一款让人目眩神迷的深绿色运动套装……”，“费劳斯夫人身穿一袭香奈儿真丝长裙出现在丽兹酒店……”，“香奈儿推出了黑色薄纱礼服……”，“香奈儿设计的晚装造型：白色的色丁紧身裙，以及点缀着刺绣和钉珠的斗篷”。不过除了这些，评论界也有刺耳的声音和点评：“女人干脆都变性得了……反正她们穿的都是香奈儿设计的假小子衣服。”
在《时尚芭莎》为香奈儿拍摄的一组照片中，香奈儿戴着一串硕大的珍珠项链，那是俄国德米特里大公送给她的礼物。照片中的香奈儿身着一条深色的短束腰外套，下穿一条百褶裙。另一张照片中，香奈儿穿着黑色的丝质睡裙，嘴里咬着一串珍珠项链；还有一张照片中的香奈儿斜靠在椅背上，把一串珍珠滑过她的嘴唇，而照片的背景则是她喜欢的异国情调：乌木屏风、皮革制品、丝绸和色丁，一旁还有中国驯鹿和狮子的铜像。
至于男人，香奈儿则又把目光投向了斯特拉文斯基、毕加索、俄国大公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以及后来爱慕了香奈儿一辈子的皮埃尔·勒韦迪。只可惜，香奈儿和海明威从来没有相遇，否则前者的绕指柔一定会让后者已经爆棚的男性荷尔蒙更上层楼。要知道，无论如何独立，充满创意的香奈儿却总是需要仰慕和宠爱，她的身边一定要有一个男人，可是她对爱情的渴望似乎从来没有得到满足。在一条香奈儿的格言中，她这样写道：“感觉不到爱的人生是充满挫败的人生，无论是处在什么年龄。”
而在朋友弥希亚的眼中，香奈儿也从来都是个谜：“作为一个富有的女性，她给人一种简单但高贵的感觉。”正是香奈儿的这种气质让她赚了大钱：“她（香奈儿）的才华、慷慨、自力更生的气概、具有杀伤力的幽默感，以及她摧枯拉朽的破坏力，让每个人为之恐慌和着迷。”
不论恐慌还是着迷，香奈儿设计的女装、芭蕾剧服、配饰以及珠宝都在巴黎大受欢迎。不过比起这些，她还有一个更为伟大的创造，那就是她自己——一个巴黎社交圈里前所未有的女性形象。
作为社会底层的小商贩的女儿，香奈儿完全掌握了出人头地的本事，而巴黎人对此也喜闻乐见，并不排斥。“（我是）一个没有家、没有爱、没有父亲和母亲的孤儿……我的孤独让我有一种优越感；苦难则赋予了我力量、自尊、好胜心，以及对伟大的企及……当生活后来赋予我优越的环境，并让我和斯特拉文斯基、毕加索这样的人成为朋友时，我从未有过自卑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如果一个人想要成功，就要与这样的人做伴。”这是香奈儿眼中白手起家的自己，也是她希望外界相信的有关她的传奇，那就是“一个勇敢的法国人战胜了生活的各种苦难和折磨，最终获得了名誉、财富、权力以及被社会精英阶层接纳”。
到了1920年代早期，香奈儿已经不是以生意人著称——她的身份变成了知名的艺术赞助人。她为谢尔盖·佳吉列夫编排芭蕾舞《春之祭》提供资助，还让俄国钢琴家斯特拉文斯基一家住进了她在巴黎郊区嘎尔什新买的一所乡间别墅“绿色气息”（Bel Respiro）。每当弥希亚不在和爱丽舍宫一掷之遥的香奈儿新公寓与她玩闹，香奈儿就会和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一起调笑。香奈儿还有一所公寓位于圣奥诺雷街29号。她和弥希亚一起装修了这里，采用了“米黄、纯白和巧克力棕”的色调 ，请来专门的设计师设计，让花园一直通到街上。香奈儿把它打造成了巴黎文化生活的中心，而这境遇比起她当年寄居在巴尔赞的“皇家”城堡可是提高了一大步。无论是午餐、晚餐还是晚会，全巴黎的名流，包括艺术家、贵族、纨绔子弟、花花公子都是她的座上宾。他们通常会在塞纳河右岸博伊斯安格拉斯大街上一个名叫“屋顶公牛”的小酒馆喝点小酒。从1922年开张开始，这家酒馆就成了他们聚会的“指定地点”，它与香奈儿的住所相距不过几百米，号称有着巴黎最小的舞台，但是“每平方米都聚集了最有趣的人”。对于巴黎的艺术精英来说，“公牛”酒吧成了他们心中的麦加。“人们在那儿张开双臂互相拥抱，嘴上说着‘你好’，却又越过对方的肩头打量周围都还有什么人……在那儿，机智、幽默跟香槟一样是必需品：‘来一杯鸡尾酒，两个柯克多。’”在那之后，香奈儿和她的那群朋友会返回她的住所共进晚餐，或是在德伯蒙伯爵家跳舞。“作家和艺术家，以及百万富翁们的爱情（无论真假）就在这些夜晚开始和结束。他们喝酒，他们跳舞，他们坠入爱河。”
香奈儿当然也是这些人之一，其他还包括弥希亚夫妇、德伯蒙伯爵夫妇、斯特拉文斯基、毕加索、柯克多、佳吉列夫，以及深受柯克多、马克斯·雅各布、胡安·格里斯、毕加索、布拉克和莫迪格利阿尼等人仰慕的落魄现代诗人皮埃尔·勒韦迪。这些新朋友“对香奈儿的聪明才智欣赏有加……而她对时尚的极简主义态度与他们对艺术的抽象看法也颇有共鸣”。
1921年到1926年，香奈儿与皮埃尔·勒韦迪开展了一段时断时续的爱情，只是随着时间的沉淀，他们的关系最终会转化成深沉的友谊，并且持续长达四十多年。香奈儿常常是这位诗人的灵感来源，譬如：“亲爱的香奈儿，你不懂阴影如何反射光明，就是从这阴影之中，我对你生出了如此的柔情。”
可是，即便勒韦迪这么唯美和富有诗意的人，即便他写出了“假如人们真的幸福，那么梦想会是什么”这样让香奈儿心动不已的诗句，他也还是忍受不了后者每天灯红酒绿的生活。于是，在1926年5月30日，勒韦迪当着几位朋友的面烧掉了自己的数篇诗稿，然后和他的妻子亨丽埃特一起隐居到了索莱姆隐修院外的一所小屋，并且一住就是三十年。
关于这两人，必须得说，香奈儿爱皮埃尔，而皮埃尔也爱香奈儿。香奈儿的传记作家埃德蒙·夏尔鲁认为，勒韦迪在那一年改信了天主教，其实也就是一种自我流放，想要借此去寻找灵感和信仰。如此说来，他和香奈儿的分离终将不可避免。
虽然一开始很受伤，但香奈儿还是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而且她从始至终并没有真正地失去勒韦迪，因为后者还是会不时地造访巴黎，并一直和香奈儿保持着联系。在他们经年的友谊中，香奈儿提供给勒韦迪的不只是物质支持，还有对他自己的创作能力的信心和力量。香奈儿经常秘密购买勒韦迪的手稿，通过出版商为他提供资助，认购他的作品。她的帮助既慷慨又得体。即便香奈儿自己的生意很成功，但是勒韦迪对生活的一些清醒的看法和深埋的恐惧还是让香奈儿产生了共鸣，让她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而忧伤不已。虽然勒韦迪是一个葡萄酒庄园主的儿子，但他还是被香奈儿视作了同类。即便他后来投入了一种半修道士的生活，但是他们的情愫和暧昧也从没终止过。
而当勒韦迪不在香奈儿身边的时候，她还有英俊的俄国大公德米特里相伴左右。1916年，德米特里大公遭到了他的表兄，沙俄帝国的末代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贬斥，因为尼古拉斯二世发现，他那英俊但有异装癖的双性恋表兄费利克斯·尤苏波夫亲王与自己手下一位二十一岁的护卫展开了一段为时不短的同性恋情，而德米特里则是尤苏波夫亲王选出来协助刺杀格利高里·拉斯普京的人选（拉斯普京是一个俄国修士，他对俄皇的影响一直为宫廷人士和议会所恐惧）。就这样，德米特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时就被流放到了波斯前线，没想到这在后来却使他因祸得福，幸而得以逃脱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否则他很可能会丧命其中。德米特里大公最终逃往了法国，也没带什么行李，只带了他多年攒下的珍贵珠宝，而其中几串美艳绝伦的珍珠项链多年以后就绕在了香奈儿的脖子上，也由此引发了香奈儿在时尚界的另一项发明：人造珠宝。
一到法国，这位曾对俄国皇位虎视眈眈的德米特里大公就和其他的俄国侨民一起开始缅怀没落的罗曼诺夫家族。不过德米特里也是一个生性活泼、爱找乐子的人。
他长相英俊、金发碧眼，还继承了罗曼诺夫家族的高大身材和翩翩风度，这都让香奈儿为之着迷。
继与勒韦迪的激情
和与斯特拉文斯基的短暂约会之后，德米特里正是香奈儿需要的。而且来得正是时候。
1920年代末，德米特里大公正式走进了香奈儿的生活，这被巴黎的太太团们称之为“香奈儿的斯拉夫时期”。为了向新情人致敬，香奈儿想推出一个地道的俄国系列。为此，她还特意聘请了德米特里的妹妹、女大公玛丽亚，以及与她一同流亡的俄国皇室朋友。比起法国的工匠，曾经为沙皇服务的女侍臣做的刺绣和钉珠活儿不仅技艺精湛到叫人惊叹，还便宜很多。在为1920年某期Vogue杂志拍摄的一张照片中，香奈儿身穿的一件白色刺绣外套就是用的俄国的紫貂皮镶边。
为了扩充她的斯拉夫系列，香奈儿还引入了一些全新的元素，如俄罗斯风格的农妇裙搭配以珍珠项链、布满东方刺绣的五分袖方领束腰外套和绒线钟形女帽，还有一条让人目眩神迷的礼服裙，上面缀满了瀑布般的水晶和黑玉。针对那些想要更典雅风格的顾客，她还推出了一个更为摩登的系列，包括羊毛针织衫、法国优质平纹细布裙，供白天穿着的薄纱以及晚上外出穿的金银线织物及金属蕾丝。总而言之，就是极尽奢华。和她之前推出的针织系列一样，这个“俄国风”系列一经推出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香奈儿很快就需要另外聘请五十位俄国裁缝，还不算设计师和技师。香奈儿康朋街的工作室也经历了扩建，好让这些人在香奈儿的密切监督和挑剔眼光下埋头工作。
看起来，德米特里大公带给香奈儿的不仅仅是几串珍珠项链，而且是更为珍贵的东西。正如“男孩”卡培的英式针织毛衣给香奈儿带来了灵感，她的俄国—斯拉夫系列也是受到德米特里大公的启发，后者还激励她进军香水界。
截至20世纪20年代，欧洲女性一直在使用从花朵，如紫罗兰、玫瑰、橙花、茉莉中提取出来的香氛混合物充当香料，以及一些动物的香氛原料，还用她们从祖母那儿留传下来的碱性香皂洗澡。如果晚上有重大活动需要外出，更时髦的女性就会涂脂抹粉，并往身上喷洒花水。她们会选取一种香味——通常是一种很容易被辨认的花香，再加点紫罗兰和茉莉花的味道。男士则喜欢桂油香水和罗渣格尔古龙香水，经常大肆喷洒以掩盖一些不雅的味道。当时到处流传着香奈儿将发布一款“神秘而神奇的香奈儿香水”。
巴黎甚至有传言说，这款香水的配方是从15世纪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流传下来的。女性以为这款香水能够帮她们的皮肤青春永驻，而男士们则打算用它来治愈剃须刀留下的伤痕。
这时，法国的年轻女子已经穿上了香奈儿的小黑裙、针织毛衣，以及及膝百褶裙。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给自己这身时髦的打扮再加上一点香味呢？无论走珠滑过的是耳后、手腕还是锁骨，它带给人们的气味都是“成功”。正如诗人保罗·瓦莱里所说：“不用香水的女人没有未来。”香水成了巴黎精于打扮、身价不菲的富太太的象征。
在德米特里和一位俄国化学家朋友的帮助下，香奈儿开始调制香水，而这款香水即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就一个传奇——成为那些“被解放的女性”的嗅觉标志。这些妇女打扮中性，爱跳探戈和查尔斯顿舞，偶尔也会吸食鸦片，柯克多和毕加索的艺术则是她们的心头好。她们剪着男孩儿般的短发，穿男士西装，打领带，穿裙裤以及剪裁到膝盖的无袖流苏连衣裙。不得不承认，一款适合的香水的确与那时的妆容、汽车、娱乐、旅行以及查尔斯顿舞相得益彰。
就这样，德米特里把他的俄国移民朋友，前俄罗斯宫廷御用的调香师欧内斯特·鲍介绍给了香奈儿——就此，一个新的时尚领域被开启了。欧内斯特出生在莫斯科，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以后逃离了圣彼得堡，以抵制“红色政权”。后来，他还加入了反布尔什维克的“白俄”军队，并被派遣到毗邻北极的北方。那儿的午夜犹如白天，江河湖泊气味非常。流亡到法国之后，欧内斯特迅速成了一名受人尊敬的化学家和调配异香的专家，并且开始了用有机化合物来提升自然香料属性的实验。在号称“世界香水之都”的法国南部小镇格拉斯的实验室里，在香奈儿的密切监督和敏锐嗅觉之下，欧内斯特调配着他的魔药，他对自己的能力深信不疑，认为即便是阳光下的北极的气味也能被自己用试管捕捉住。
在香奈儿看来，当时流行的那些从紫罗兰、玫瑰以及橙花中提取出来，装进繁复的瓶子里的香水都无趣透顶。她告诉欧内斯特，她希望这瓶香水能够具备征服一切的品质——唤醒一个女人身上的所有女性气息。而欧内斯特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往当时的天然原料中加入了乙醛这样的人工合成化学制品，它能提升天然的气味，并且让制剂的性质更加稳定，从而让香味在身上停留的时间更久。
1921年，欧内斯特向香奈儿展示了他调配的一系列香水，并且从1到5、从20到24编号。香奈儿一开始选的是21号，打算将其投入生产，然而最后打动香奈儿的却是第5号。终于，香奈儿决定要在当年把这款香水和她的服装一起推出，并且称之为“香奈儿5号香水”。
除了一开始就参与其中的一小部分人，香奈儿5号香水的配方迄今仍旧是个谜，据说十分复杂。这款香水从始至终都是用大约80种原料调配而成，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只在格拉斯才出产的高品质茉莉。
此外，香奈儿对她的竞争对手们采用的那种巴洛克风格的香水瓶也不屑一顾，瓶身上的丘比特和花朵之类的浮雕造型通通入不了她的法眼。后来，她为自己的香水选择了一款方方正正、简简单单的瓶子，而这正体现了她对包装的现代理念。
这款由香奈儿钦定名字的香水一经上市就引发了一场革命。它神秘、性感，甚至会让人联想起印度教的五头神像或佛教的五宗。（事实上，香奈儿会在她的一生中反复和“5”这个数字结缘，譬如她的发布会就总是安排在每年的2月5日和8月5日，从无例外。）
为了宣传她的新产品，骨子里仍旧是农民的香奈儿相信“口口相传”的力量。她邀请朋友们去了一家格拉斯附近的高档餐厅吃饭，当朋友在席间经过她的桌旁时，就悄悄给他们喷上一点5号香水，结果众人的反应又惊又喜。对于这个结果，香奈儿相当满意。回到巴黎之后，香奈儿便悄悄开始着手推广她的新产品。不过，她并没有急于向媒体发布这款香水，而是先在自己身上和服装店的试衣间里试用，除此最多也就是送了几瓶给她身边的至亲好友。很快，这瓶香水就成了巴黎城中热议的话题。
终于，她授意欧内斯特，把香奈儿5号香水投入生产。弥希亚后来回忆说：“这款香水的成功完全超过了我们任何人的想象，就像中了彩票的头奖。”就这样，这款完全为了女性而生的香水被装进一个装饰派艺术风格的玻璃瓶，上面印着“No.5”的商标和香奈儿的“双C”标志，于1921年5月5日在香奈儿康朋街的服装店正式发布。在接下来的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里，这款香奈儿和欧内斯特共同创造的香水都经受住了世事变迁的考验。上了年纪的夫人都愿意为这款香水花上她们积攒多年的一笔积蓄，年轻的姑娘则盼望着终有一天能成为这瓶香水的主人。
接下来的三年里，在德米特里大公的帮助下，香奈儿成功地将5号香水打造成了奢侈的象征。她很快便意识到，随着大众对香奈儿5号香水的需求日益增加，她的小作坊必须进行扩张以增加产量。
1923年早春的一个周日，香奈儿盛装出现在了布洛涅森林公园的隆尚赛马场。这是个达官贵人出没的地方（时至今日仍然如此），对于巴黎人来说，想要在周末出出风头就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可以一边欣赏塞纳河从旁边安静地流过，一边观看“马驹们”在赛场上蹦蹦跳跳，还可以给某位“绅士”拥有的赛马下注，然后吃顿大餐。
不过，此番把香奈儿吸引到这里来的却是商人皮埃尔·维特海默，以及他手上雄厚的资金。为他们牵线搭桥的人是法国零售界的大佬、巴黎顶级商场老佛爷百货的股东泰奥菲勒·巴德尔。为了让自己的商场有稳定的香奈儿5号香水货源，巴德尔向香奈儿建议说：“你的香水应该有更大的市场。我想介绍你和皮埃尔·维特海默认识，他是妙巴黎香水公司的老板，在法国有一家大工厂和庞大的销售网络。”当然，巴德尔和维特海默也是生意伙伴，只是他有没有把这告诉香奈儿就不得而知了。
就这样，在巴德尔的撮合下，香奈儿和皮埃尔·维特海默在隆尚赛马场见面了。他们的会见简短且直奔主题。香奈儿问：“你想为我生产和销售香水吗？”
“当然，我非常乐意，”皮埃尔·维特海默回答说，“不过假如你想让它以香奈儿的名字发售，我们就得开展合作。”
在双方完成法定程序的时间里，香奈儿将香奈儿香水的生产权以及欧内斯特的香水配方全权授予了一家新成立的“香奈儿香水公司”。
作为回报，香奈儿成为这家新公司的总裁，并持有200缴足股，每股价值500法郎，占这家公司实收资本的十分之一；除此之外，她还享有法国以外每个生产她的香水的公司的10%资产。余下的资产里，70%归维特海默家族，并且由他们出资赞助香奈儿香水的生产，
还负责将这款香水从纽约总部向全球发售；余下20%的股份则由巴德尔的两个代理人阿道夫·德莱弗斯和马克斯·格鲁姆巴赫所有。
巴德尔作为介绍人当然也从中获取了一笔类似于中介费的收入，不过香奈儿对此是否知情我们就无从知晓了。
对于与皮埃尔·维特海默合作的这桩生意，香奈儿的反应几乎算得上冷淡，甚至同意用维特海默的律师来起草合同，这在外人看来简直就像生意场上的自取灭亡。然而，或许在经历了与皮埃尔·勒韦迪无望的爱情，以及与德米特里大公的分别之后，香奈儿已经心力枯竭，没有过多精力投入到这件事上。确实，从1923年到1937年间，香奈儿被叫做“芭蕾舞小姐”，掺和进一起又一起的文化事件当中。她把创作精力都用来为谢尔盖·佳吉列夫的芭蕾舞剧，比如《蓝色火车》、《奥菲》、《俄狄浦斯》，以及谢尔盖和瓦斯拉夫·尼金斯基编舞的很多别的舞台剧设计戏服。在《蓝色火车》这部剧中，香奈儿设计的戏服与剧中微妙的性越轨情节实现了完美的融合；剧中的角色或有鲜明的性别色彩，或是男女不辨,或是同性恋，不过所有的女性角色都被赋予了一种阳刚的性格。整部剧就是对各种反常和错位进行敢为天下先的公开尝试和探索——能够参与此剧的创作，香奈儿想必也是非常高兴。
到了1920年代后期，在维特海默家族庞大的生产能力、销售网络和专业的市场运营之下，香奈儿5号香水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尤其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很快，这款香水就将成为香奈儿的事业生涯中利润最丰也最经久不衰的产品，为她自己和维特海默家族都带来了无比丰厚的财富。不过，香奈儿真正意识到她的新香水有多赚钱还是在随后的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她同时意识到的还有她和维特海默家族的合作关系有多微妙和复杂。当初和维特海默一家签下合约时，香奈儿根本没有也无从预料到她的5号香水将会成为一个聚宝盆，会为他们带来让人咋舌的财富。
这个维特海默家族是什么来头？
在1870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法国败北，阿尔萨斯被割让给德国，这也使得阿尔萨斯籍犹太裔的维特海默家族分崩离析：埃米尔留在了阿尔萨斯，朱利安和欧内斯特则跟15%的阿尔萨斯人一样，选择了法国国籍。要说欧内斯特，他应该是维特海默家族中最有生意头脑的。1898年，欧内斯特成立了欧维特海默公司，并且在朱利安的帮助下获取了妙巴黎公司的大部分产权，旗下产品包括妙巴黎散粉、香皂以及其他的一些畅销全球的化妆品。此外，维特海默兄弟还在庞坦买下了一处厂房，靠近拉·维莱特被戏称为“血城”（the city of blood）的屠宰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巴黎被纳粹占领时期，法国和德国的警察也正是在庞坦的火车站把数以万计的男女和儿童一拨一拨地送往生命的尽头。
不久以后，两兄弟和另外一些法国犹太人一起，投资了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公司。在泰奥菲勒·巴德尔的经营下，这家大型百货商店很是成功，先在巴黎市中心的奥斯曼大道上开业，随后又扩展到法国的好几个地区。在老佛爷百货公司，无论男女用品，妙巴黎的产品都卖得很好。
必须说，香奈儿还算不上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什么“签合同”、“走程序”之类的事情让她觉得“乏味至极”。终其一生，香奈儿和精明的皮埃尔·维特海默的关系都是剪不断理还乱。后来的香奈儿还觉得自己遭了皮埃尔的算计，悔叹道：“他害了我。”不过又会补充一句：“那个可爱的皮埃尔。”这也不能怪她，因为事实就是，在他们签下临时合约的四年之后，虽然香奈儿和维特海默一家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但是后者还是专门请来了一个律师对付香奈儿。
不管怎么说，从时年41岁的保罗和36岁的皮埃尔兄弟身上，香奈儿还是获益良多。光是在1905年至1920年间，两兄弟就为香奈儿的产品拓展了大约100个分销渠道。
这时的香奈儿虽然已经拥有盛名和财富，但是并没有被法国最上流的社会所接受——佐证就是她还没有被英国王室授予过任何荣誉。对于注重体面的上流社会来说，即便香奈儿自1910年以来“让法国时尚界耳目为之一新”，她“不检点”的私生活仍然为人诟病。然而，这一切对皮埃尔·维特海默来说却不是问题。皮埃尔悉数知晓香奈儿的情史和关于她的种种流言，但他对香奈儿仍然一度颇有好感——的确，虽然时年已44岁，但是香奈儿的魅力不减当年，看起来也只有三十出头。在后来，她和皮埃尔之间会产生诸多的矛盾、分歧，甚至闹上法庭，但是即便如此，皮埃尔也一直对香奈儿心存爱意，最后反而还成了她的救护者。
1924—1925年，香奈儿和萨拉·格特鲁德·阿克莱特·贝特一起开车到蒙特卡洛度假。萨拉是个孤儿，小时候被母亲抛弃，后来被玛格丽特·康博特夫人收养，大家都叫她维拉。玛格丽特·康博特侯爵夫人是西敏公爵的女儿，与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和丘吉尔都非常要好。也是这样的缘故，维拉从小就和英国王室关系密切。她长相甜美，皮肤光洁，身材有如雕像般，而这一切都让香奈儿着迷，更不用说她和英国王室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伦敦的上流社会看来，维拉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追求者如云：阿奇家、哈罗德家、温斯顿家以及达夫家的小伙子都在她身边垂首相待。就这样，35岁的维拉这位英国王室的宠儿，被香奈儿聘请来处理她在伦敦和巴黎的公关事宜。
在圣诞假期和新年，法国的蓝色海岸总是一个欢快热闹的好去处，欧洲大陆和英国的有钱的大佬们也趁机相与往来——比如在1920年代的繁荣时期，丘吉尔和格罗夫纳两家就流连于蒙特卡洛、多维尔和比亚里茨的酒吧，享受着各种纸醉金迷的奢侈待遇。至于维特海默家的皮埃尔和保罗两兄弟，特伦布莱、阿斯科特和隆尚的赛马则是他们的心头好。这一年对这两兄弟来说也是收获颇丰：随着法国政府将费利克斯·阿米奥特飞机制造公司收归国有，他们在该公司的投资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回报——总共1400万法郎。（事实上，阿米奥特今后也将成为他们的生意伙伴，并且在即将到来的坏日子里保护他们的财产。）
而在此之前的一年，也就是1923年，阿道夫·希特勒一手策划了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失败之后，希特勒被捕，并以“叛国罪”被叛处五年监禁，不过九个月后就被赦免。
在兰茨贝格监狱的7号牢房中，希特勒发布了一份半自传、半政治宣言的檄文《我的奋斗》，讲述自己在四年半的时间里“与谎言、愚昧和怯懦所做的斗争”。这本书的第一卷于1925年初得以出版，并且迅速成为纳粹党的教条，定下了他们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基调。也在同一年，希特勒重组了纳粹党。必须承认，希特勒的演讲极具煽动力量，让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还有很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郁愤未泄的老兵都深受鼓动。
几个月后，约瑟夫·戈培尔被任命为柏林地区纳粹党的头子。1924年圣诞节，正当英法两国其乐融融地欢庆节日，德国却饱受着动荡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人们的积蓄转眼间一文不值，全国各地都爆发了骚乱。1919年，一个面包的价格还是26芬尼，1924年竟然涨到了4290亿马克，让人瞠目结舌，就连一公斤的新鲜黄油也要花上6万亿马克；养老金和工资变得毫无意义，人们甚至已经开始要求按天支付工资，免得一天之后工资又贬值了。千千万万人无家可归，德意志文明一片混乱，让德国中产阶级无以为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