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草叫‘勿忘我’，是象征爱情的信物。传说很久以前，有一对热恋中的情侣面海而坐，沉醉在海誓山盟的甜言蜜语中。忽然，一个巨浪袭来，击中男青年。他慌忙将一棵草掷向女友，狂叫一声：‘不要忘记我！’就被波涛淹没了。从此，这小草起名‘勿忘我，’作为忠贞于爱情的象征。”
“这，你在林子里也看到了？”
“没有，是从书本上看到的。”
“傻瓜，我早就听别人说过了。你还当新闻来发布，就不怕掉价？”
“谁说的？”子烈一听就急了。
“谁说的，和你有关系吗？”我狡黠地一笑。
“当然有关系了。”
“是我姐说的。她说，当一个男人在对你说勿忘我的时候，就是在向你求爱。你认为，有这种说法吗？”这个问题问得过于直率了。但我喜欢坦白清楚，不喜欢含蓄内敛。
“我怎么就没听说过？”
“你说有还是没有？”
“我希望有……”他沉思片刻，反而沉默了。我真希望他能继续说下去，不光讲传说中的爱情故事，还有我们自己的，而他却不讲了。我们的关系又朦胧得像一片云。
“在繁花似锦，枝繁叶茂的植物世界中，独叶草是最孤独的。论花，只有一朵；数叶，仅有一片。真是独花独叶一枝草。”
“你还有完没完？西双版纳到处都有砍不完的杂草，娇艳妩媚的鲜花遍地都是。你何必非要辛辛苦苦地去探究一棵独叶草呢？”
“夏老师说，独叶草自从被人们发现以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他们认为对独叶草的研究，可以为整个被子植物的进化提供新的资料。以后，我更得加紧工作了。我们守着一个自然界罕见的大宝库，只有加紧工作，才能问心无愧。再过几年，我就是奔三十的人了。三十而立，我希望在自己的而立之年，能够对这份工作有个交待。”他像宣誓似的对我说道。
“如果你们的事情被李忠实的人发现，你可就新账老账一齐算了，难道你就不怕吗？”
“当做的事，死也得做；不当做的事，死也不能做，这就是我的原则。芽，快休息去吧，我走了。”
“你还上哪儿去？这么晚了。”他微微一怔。“你可以为夏老师守住你们的秘密。但是，无论如何，也得听我一句忠告，千万不能让别人看见你们和老夏在一起。就算你豁得出去，你让夏老师怎么办呢？就不怕他们给老夏加刑吗？”
“放心吧，芽，我会小心的。”子烈郑重地点了点头，就这样他走了。
他们走上了一条漫长而危险的路，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完完全全地孤军奋战。可是这项工作除了他俩，还有谁能来承担呢？对于他们的诡秘行踪，我心里确实非常害怕。兵团不比插队，你天天都生活在高度的透明之中。如果不透明了，别人就会注意到你。
正如班长所料，没多久，王征当了副连长，史丹华当了副指导员，连里的政治空气更浓了。天天都在揪阶级敌人，挑灯夜战地揪，可就是不知道这阶级敌人在哪儿、是谁。连王国侠都挨了批，起因就因为他闲得没事时，吹了几支《外国名歌二百首》里的曲子。史丹华能听出来的，只有《小路》。就为一条《小路》，班长居然做了三次检查，才算勉强蒙混过关。过去讲，缺德人办的最缺德的事，无非是打聋子、骂哑巴、刨绝户坟、踹寡妇门。我觉得这些，都算不上最坏。最坏的是：王征他们这一系列的做法，想把一切思想，统统从人们头脑中驱逐出去，只剩下一本红小书。而任何人脑子里都有红小书以外的东西，因此，谁都可能成为阶级敌人。不到一个月，已搞得人人自危，个个朝不保夕。可我就是纳闷了，全连上百口人，一个弱智的都没有，为什么偏叫这几个疯子当猴耍呢？
一个月后，全兵团按政治表现、家庭出身，把人分成三等。一等公民是基干民兵，仅次于现役军人；二等公民是兵团战士，大部分人属于这个范畴；三等公民叫农场职工，基本上是老弱病残和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赵娣是全连唯一的残疾人，她划在二等人里。知青中只有我和兰子烈成了三等公民。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兰子烈不可能上升为兵团战士，可我为什么降成了农场职工，我不知道。要说出身不好，史丹华比我出身更坏。她连副指导员都当上了，可见，这里还是重在表现的。我想不通，更忍不下这口气，于是，便去找连长。老金不打马虎眼，他说，一是因为我看黄色书籍……我顿时一跳三尺高，对老金也吼了起来。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栽赃陷害！来云南我一本书也没带。甭说黄的白的，除了毛选，我什么书都不看！”
“可有人说你看过。”
“什么书？”
“《贵族之家》。”
连长总算讲了实话，我立刻明白是谁捣的鬼了。果然，王征她比我厉害，晓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没想到她在这儿等着我呢。
“人家说，这是本描写得极其肉麻的爱情小说。柳春芽得到后，如获至宝，爱看得不得了。这说明，她格调很低，根本就不配做个兵团战士。”
她妈的！天底下最最典型的小人，当真让我给遇上了。假如我要说什么，就根本不管格调不格调。我跟兰子烈谈恋爱，就绝对不会先从爱毛主席谈起。我骂王征混蛋、下三滥，是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尽管骂人的格调不高，可我还非骂不可！
“还有什么？”
“说你打击革命左派。”这又是一个闻所未闻！
“我打击过谁？谁又是革命左派，叫我给打击了？”
“史丹华。”
他妈的，冤家路窄，她俩确实都比我厉害。
“好，老金，我不难为你，谢谢你对我说了实话。我这就找她们算账去！我豁出去农场职工不当了，也非得把她俩搞臭！姑奶奶一不欺负人，二不受人气，逼急了，什么招儿都使得出来。非叫大伙儿知道知道她们的面目有多丑！”
“你不能去，先忍一忍，相信组织，相信党。我保证三天之内，把你转成兵团战士。”老金也急了。
“我不稀罕！”说罢，我甩手便走，死活被老金给拦住了。
“这两条，是人家在组织会上提的。你不能只图自己痛快，让我两面做人难啊。”
“组织为什么就不问问我呢？就为了你好做人，我这口气如何出？”
“我这不是在问你吗？”
“你信我的，还是信他们的？”
“信你的。”
老金斩钉截铁说了这句话，我心里多少有些安慰，组织上还是相信我的。既然如此，我就不能再让老金为难了。我虽然傻头傻脑，但是这些日子以来，多少也懂些人情世故了。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你能上哪儿去找公平与真理呢？老金对我这么好，我又怎么能出卖他呢？这天晚上，连长用他那又绵又软的山西话，做我的思想工作，谈了足有两个小时。直到我困得实在睁不开眼，再也没劲生气了，才放我回宿舍。
第二天，全连上山收玉米，又是大会战。长蛇般的队伍，从山底一直通向半山腰。
“芽，知道为什么让你当农场职工吗？”东蔚问我，我俩边走边聊。为了不使老金为难，我必须装傻。“说你看黄色书籍，你说，好玩不好玩？”东蔚说得眉飞色舞，简直比中了大奖还令她亢奋。
“胡说八道！来农场后，我只看过一本书--《平面几何》。好好的一本教科书，在这里，怎么就变黄了呢？”
“人家说的，当然不是《平面几何》，是一本世界名着，叫《贵族之家》。没想到你小小年纪，手里还能有这种书？为啥不借我看看？”
“徐东蔚，告诉你，我是借过一本《贵族之家》。当时，王征也看见了，非让我借她看看不可。我没借。就因为我没借她看，那么好的一本世界名着，竟成了黄色书籍？早知如此，我为啥不借她呢！”我说话声音本来就大，一生气，嗓门儿就更大。是因为爬山，还是因为激动过度，说完这番话后，我竟有点喘。
“你还蒙在鼓里哪，就是她说的。说你不好好改造思想，专爱看黄书。”
“岂有此理！王征亲口对我说的，她看过不少这类书呢，从小就爱看。还说，这书是世界性的。她看就不黄啦？”
我俩边走边说，边说边骂。越骂越痛快，越骂越来神。没想到王征就跟在我们后面，沉着脸，居然一声没吭，只是脸色慢慢地由黄变绿，小眼睛里射出两道白光来。我猛一回头，发现了这个情况，几乎晕菜！但事已至此，再想改词儿，为时已晚。我只好打肿脸充胖子，将这场戏坚持演完。
“王征，我刚才说的有错吗？”
她一连冷笑了好几声，没想到，我还真敢得寸进尺。
“现在，当着全连人的面，你敢把你诬陷我的话再说一遍吗？”
“你有完没完？现在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时候，有意见找指导员说去。你的农场职工是组织决定，又不是我一个人定下的。”她声音并不高，却十分有劲。说罢，便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了队伍前头。
这一仗，我不晓得自己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总之，心里很不是滋味。每一拳都仿佛打出去了，可又不知打在了什么地方。没人跟你过招，没人跟你对阵，但有人暗中算计你，威胁你，像个隐行人似的。你想跟对手拼上一死，同归于尽，都不可能。收工后，子烈又来找我，一副开开心心的样子。既没说我对，也没说我错，只管看着我傻笑。
“这点事……就能把你给气死啦？那你也太容易死了。你死一回，叫我看看。”他本来是想逗我玩的，但我并不想笑，只觉得委屈，他也立刻停住了笑。“我批评东蔚了。”他严肃起来。这是子烈第一次以表哥的身份谈到他的表妹。“她比你大，不该激你的。你这人怕激，一激，你什么话都敢说出口。”
“可东蔚并不知道王征就跟在后面呀。”
“她是应该知道的。我们一块儿出来，王征肯定就在队伍里面。”
“听见了更好。要想臭她，就得这么个臭法。”
“你就不考虑后果？”
“不考虑。她有能耐，还能让我连农场职工都当不成么？告诉你，你怕她我可不怕。”
“农场职工有何不好，值得你发这么大火？”
“你倒真想得开，这是对咱们的侮辱！他们无端地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让你当那最后一等的，你心里能平衡吗？”
“这有啥不平衡的？当然平衡了。在山西时，想的就是来农场当个职工，干点活儿，念点书。芽，平心而论，能当上农场职工，对我是破格提拔；对你，确实是委屈了点。”他侃侃而谈，心里似乎还想说点什么，却没说出来，就连那眼神也绝对不是平铺直叙的。“你已经十八岁了。学着适当地把眼光放开一些之后，就会明白，在大街上，无端地被人踹了一脚，并不是一个普通人所受的什么奇耻大辱。”
“你倒真会说，能随便让人踹一脚吗？你的反抗精神，你的尊严呢？总不能平白无故，被人踹上一脚后，你还能无动于衷吧？更何况王征踹我的，何止是一脚呢？”我真就纳闷了，这家伙为什么对一切都不争取？对整个环境，都采取一种小心翼翼的规避态度呢？
“凡事总要往开里想，不要太计较眼前这一时之气。用长远的目光看问题，便可以使你心平气和，更加理智地看待各种事情。人受点气，吃点亏，算不了什么。真正的强者，未必非得逞这一时之强，图这一时之快……”
我又不言声了，鼓起腮帮子来，听他的教训。子烈在为人处事上，确实有他的不同之处。我明明不同意他的歪理，但这些歪理，却往往能使我心平下来。
“记得……我被关小黑屋那阵，和我关在一起的有个生物老师，他姓李……”
自从王征当了副连长以后，我心里总觉得早晚得出点什么事。可究竟会出什么事，自己也搞不清。就这么一半对付一半挣扎，不敢大意，也不敢偷懒地活着。心中憋憋闷闷的，低着头苦奔。不敢再像原先那么愣葱似的，什么也不在乎了。子烈不管我想什么，只管按他的思路往下讲。
“有一次，李老师给我讲了这么个故事：一个英国学者，把一只蜗牛做成标本，那是一八八五年的事情。直到一八八九年，四年以后，他突然发现，其中的一只蜗牛，壳口附近竟有新近形成的粘液膜。于是，教授赶快把它从固定板上取下来，放进水中。不一会儿，那蜗牛的躯体竟从壳中钻了出来。第二天，居然吃了些白菜叶子。一个月之后，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我又被他的故事给吸引住了。
“它居然恢复正常了。那蜗牛四年不吃、不喝、不行动，却仍然活着，多么顽强的生命啊！”
“你什么意思？想让我像那只蜗牛那样活着？”
“你当然做不到。”
“那你说它干啥？”
“刚当反革命那阵儿，我也气盛得很，总想跟谁拼一下，哪怕拼个鱼死网破呢，也值。后来，李老师给我讲了一连串这样的故事，使我慢慢气平下来，不想拼命，也不想死了。人活着，即使无路可走，也得走。‘退一步想’，这是李老师常说的一句话。正如一切人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都得退一步想一样。既然什么委屈都受过了，什么苦头都吃过了，又何必非要在这一点上较真儿呢？我们既然无法改变这个环境，那么，就只好顺着路往下走了。”
我老觉得子烈的话并不在理上，可就是这些不在理的话，使我觉得农场职工这种事，确实是不值得小题大做的。他继续往下讲，非要把那些血写的事情统统说出来不可。
“李老师比我受的苦还多。在饥饿与拷打的折磨下，他枯瘦得有点改相了，但精神不垮，永远是那么乐观，那么忍耐，很像那只蜗牛。我愿意学他。”
听他这样说时，我眼眶里早已噙满了泪水。他常跟我谈过去，谈让他痛苦的那些往事，但从不像今天这样。他依然讲的是乐观，是精神不败，可那语气，却使我想哭。一切都在记忆中，一想便全都想起来了。他要说的是一部关于他自己的历史，虽然不晓得其中的意义，可那一连串的委屈是真确的，清楚的。
“有一次，他们又在深更半夜打人。我们都被打得够呛，挨打最重的是李老师。他年岁大，身体又不好。我问他：‘扛得住？’他点点头。‘我闭着气呢。’说时，居然笑了笑。笑容嵌在嘴角眉梢的伤痕里，显得有点古怪。后来他告诉我：‘你记住，每次挨打的时候要闭住气。他总不能一直打。所以，在他缓气的时候，你也赶快换气。他再打，你就再闭住气。这样一般说来，只能伤其外表，而不会损其内脏。’”
天哪，他们传授的是什么样的经验啊！我仅仅听着，心里就直打哆嗦。
“还有一次，因态度不好，我被捆了一天一夜。绳子勒进肉里，两只手麻木得几乎什么知觉也没有了。松绑时，是学校的木工师傅替我松的。他解得很慢，几乎是一点一点解的。李老师说，木工师傅是个好人，也有经验，解得快了，容易伤胳膊。”
子烈终于停住了。他的记忆是血汗与痛苦砌成的，不能随便说着玩儿。一说起来，也不愿掐头去尾。每一滴汗，每一滴血，都是由生命中流出去的。所以，每一件事都有说的价值。我不会不吃惊。因为我无法想象，子烈过的是一种怎样的日子；因而便也无法知道，他是在经历了多少痛苦之后，才变成现在这样的。
“那李老师呢？”
“还活着。来云南前回北京时，我还专门拜访了他。那时候，若没有李老师的帮助和开导，我是很难挺过那场劫难的。芽，你观察过没有，一根竹子，在风雨中把身体弯成弓形。在我看来，和大树在风雨中傲然挺立一样美。平心而论，甚至觉得比树还美。因为这样的弯曲意味着，只要风势一减弱，它就会弹回原来的形状。实际上，采取柔软姿态的人，从来也没有失掉过内心的追求。每当我看到一根竹子在风雨中弯曲时，便也清楚地看到了它风雨过后的英姿。”
子烈又跟我谈起了竹子。在这里，随便一样东西，都能让他尽情地发挥出一番哲理来。如果说，弯曲，也可以作为一种生活姿态的话，那么逆来顺受，也是无可非议的。甚至逆来乐受的情况，也未见得不可发生呢。
“你为什么对我讲这些呢？兰子。”
“你该有些思想准备。我一旦再出事的话，千万不要惊慌失措。”
可我已经惊慌失措了。我早就说过，谁出事都可以，惟有兰子烈是绝对不能出事的！他情况太特殊，一旦出事，他们非得把他往死里整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