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形式是喝酒。打了胜仗，自然要开怀畅饮。要不，怎么叫兵呢？酒是自己买的，但全营正正规规地放了一天假，以示庆祝。连里还杀了猪，捕了鱼，多亮堂的一天啊！隔壁房间，喝得也挺热闹，除了老胖子咋咋呼呼的吆喝声外，更有兰子烈和单挑儿高高兴兴的笑声。好久没听他们这么笑了。究竟为什么要这么笑，我有些猜疑。这是一个普遍猜疑的年代。对革命群众要猜疑，对不是革命群众的人更要猜疑。任何人都能猜出别人最隐秘的心事来。否则，你就是个笨蛋。我当然不笨，总觉得这笑声和当初刚听到这消息时的笑声，是大大地不同了。为什么不同，我猜不出来。但我知道，在必须笑的时候，不管你心里想些什么，哪怕是得了急性盲肠炎呢，你也得笑出声来。否则，你就有问题。
一个星期后，团部正式传达中央文件。原来，不光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还有一大堆出人意料的原因呢。传达文件是严肃的政治斗争。干活儿都能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这么要紧的一件事，不是人人都能知道得一样多的。连里经过再三平衡和考虑，决定让我去参加团部办的学习班。全连有资格参加这次学习班的只有我和老尹两人。为什么能选中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史丹华为此很恼火了一阵，认为是我戗了她的行。不但她恼，几个小上海也跟着起哄，倒是那些老知青们没有一个吭声的。
“我是中共党员、副指导员。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却让柳春芽去？就冲她和兰子烈的关系，她连基本群众都不如。让她去参加这么重要的政治活动，你们也放心？”她这么跟老尹叫劲。
“当然放心了。”指导员毫不含糊。史丹华怒不可遏。她认为一定是指导员吃错了药。
“那就是组织上对我不放心了？再怎么着，我也比她纯吧？”
“我知道你政治上可靠，条件好，斗争性强，是咱们连的中流砥柱。可派你去完不成任务。”
“我为什么完不成任务？”史丹华大胸脯一挺，比孙二娘都威风。
“你是会写呀，还是会说？写文章你只会抄报纸；话说不到三句，你就骂人。这是严肃的政治斗争，林彪事件根本没登报，你上哪儿抄去？上边说，文件传达完了，各单位都得写文章，当场表态。你是写得出来，还是说得出来？”
“柳春芽就能写得出来？”
“这，就是你不了解情况了，她准能写得出来。甭看这丫头平时傻头傻脑，一根肠子通到底，可关键时刻，她准拿得出来。连里的工作总结，哪年不是她写的？只要给一天时间，她就能把个总结写得漂漂亮亮，言之有物，还亲自去念。只要柳春芽一上台，我心里立马踏实，拿回来的一准儿是个四好连队。我调查研究过，别的连队整一个班子，写一个星期，也没柳春芽一天的文章见功夫。要不是因为她和兰子烈的关系，李忠实早就把她调到营部去了。真调走，我还真舍不得哪。我们工作干得再好，也得有人说到了才行啊。这小鬼干活儿是一般了点，与人相处还有点缺心眼。可写文章的才能，那是没人能比的！小史，我知道你也有你的优点，但人贵在有自知之明啊！”指导员一席话，说得史丹华大眼睛瞪得溜圆。我绝对没想到指导员对我能有如此评价。
团部办了一个礼拜学习班。这里条件优越，风景如画，然而却戒备森严。所有的岗哨都上了武装，没有通行证，任何人不得走进会场。每个代表都发了一份文件。先是传达文件，后是写心得体会。各个单位地表态，谁不发言也不行。我的发言据说极有水平，竟引起了师首长的关注。我从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种种原因，分析批判林彪反党叛国的必然性。师政委宋天亮在总结时表扬了四连，甚至点名提到了我的发言。老尹志得意满，得意之色溢于言表。学习班快结束时，一个北京知青因丢失文件被开了现场会。她自己说丢了，可别人说她是里通外国，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结果刨地三尺，也没找到。她当即被武装警察押走。人人紧张异常。我赶快把自己的那份文件装进了指导员的公文包里。我可不乐意承担这么大的责任。丢了，连里又多了一个反革命，还是女的。
回连队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宣讲文件。站在这里，如同站在了阶级斗争的主战场上。该来的任何人不许请假，不该来的……我突然想起了宣讲纪律，听讲的范围是革命群众。而任何不属于革命群众的人，都不在听讲之内，还不许向他们吐露半句。谁乱说，谁就是泄露了国家机密，就得承担政治上的责任。一想到此，我脑子“轰”的一下，响了起来。因为我看见子烈也坐在人群里，也正在等着听党中央的文件呢。此时，我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按规定，我该请他出去。可这样的话，我又实在无法说出口。现在辱慢他的不是别人，却正是我呀！我只管站在台上发晕发木。整个会场都安静得出奇，谁也不晓得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
僵持了足有五分钟，子烈终于有些明白，站了起来，对指导员说：“我还有些活儿没干完，可否提前退场？”
“听柳春芽的，今天，她主持大会。”指导员木呆呆地答道。这时，天空阴得好像过了分，每一块云里都积满了水，随时都可能砸下来。虽然不动声色，却有着别样的凛冽。我一时说不出话来，仍像个木头人似的，杵在那里。
“芽，我得离开这里。”兰子说。他的态度还是那么随随便便，平平静静的。在他看来，好像开不开会，已无所谓；听不听中央文件，亦无所谓；任何的歧视与侮辱，都无所谓了。
“去吧，这里没你什么事了。你到猪圈看看，最好能给食槽里添够食。”指导员说。就这样，子烈走了。他走得相当平静，而且决不回头。我目送他出去，不敢流泪，不敢难过，更不敢跟他说几句安慰的话，可眼前，却早已模糊成了一片。
这一天对我来说，可真是够漫长的。有关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简直多得没完没了，简直再也宣讲不完了。我只盼着把这一切赶快做完，好早点见到他，跟他说几句宽心的话。一想到全连一百多口人，只有他一个还在外面干活儿时，我心里就痛，就想哭，就让我受不了。而这一天终于结束，不管别人问什么，我都没耐心回答，更没耐心再听，急不可待地冲出了会场。可整个晚上都没能找到他。问老胖子，老胖子说也没见到他人。我又跑到猪圈去找，食槽里的食满满的，却仍然没有他，连他的人影也没见到一个。我知道他不会埋怨我。可不管他怨与不怨，我心里都不是滋味，很不是滋味。我何必去当什么宣传员？何必非要亲自给兰子一个侮辱呢？
几个月过去了，又一个雨季来临。一连下了好几天雨。在西双版纳，雨季和旱季并没有个定数，像北方的二十四节气那样。只要这连连绵绵的雨，下个没完没了，那便是雨季了。今年的雨季开始得早，好多活儿没干完，却突然下起了雨。天天在雨里泡着，不但我们这些老职工习以为常，就连新职工也不叫苦连天了。可苦仍然是苦，就是觉悟再高的人，也不能把苦说成是甜。
“柳姐，你说，这一天到晚泡在水里，会不会得关节炎呢？”大胖问我。才来没几个月的小上海，个个都变了样。水葱似的小姑娘，不但皮肤晒黑了，手上磨出了老茧，就连脸上也见了皱纹。所有的女生一律不留长发。因为缺乏营养，个个头发焦黄，而且很短便分了岔儿。随便一捋，准能捋出好几根断发来。看到她们，我自然就看到了自己。自从子烈出事后，我很少照镜子，很怕在镜子里看到一个又老又憔悴的姑娘。
“我们每个人都有关节炎，很多人都有妇科病。”我戏说着。
“说真的，柳姐，有好几个月，我的例假都不正常了。”
“我也说句实在话，大胖，自从进了西双版纳，阿拉就没来过一次例假，打黄体酮都不来。大夫说，这是水土不服。啥时候水土服了，啥时候自然就来了。”
“那……什么时候才能服呢？”大胖非常担忧地问道。我耸了耸肩，实在无可奉告。我们来这里已经三年多了，就是再顽固的体质也该适应了。可它偏不适应，我有何法？“那他们男的呢？”我见大胖揪着一个问题没完没了地追问，便不得不对她详细解释起来。
“他们不可能得妇科病，但人人都有严重的关节炎。不光雨季，就是在旱季，在最好的季节冬天，也是一身湿。早晨上山时，满山的高草上全是露水。我们在后面，他们在前面。我们膝盖以下是湿的，而他们腰身以下全是湿的。好不容易等太阳出来了，刚把精湿的裤子晒干，可背上又湿了。”我明明说的不是个轻松的话题，却偏要自寻其乐地自己打趣自己。“他们干活儿卖劲，汗水总能把衣服湿透，像你兰子哥那样。他有哪一天不是泡在水里呢？”大胖叹了口气，聚精会神地听我神侃。我说的这些，是大家共同的，包括史丹华、唐士浩在内。只要是在山上卖苦力的，就没有一个是没病的。可兰子所受的，当然不止这些……我们边说边走，已经进了连队。子烈走在最后面，指导员迎面过来。
“你们……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全身都湿透了？”指导员问他。
一般情况下，老尹不与子烈搭话。因为，他毕竟是指导员，子烈毕竟是反革命。但他也从来没为难过我们。自从兰子回连后，指导员没对他说过一句难听的话，更没办过一件令他难堪的事。每逢出现情况时，他还总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解围。指导员只是个常人。他按常人的良心办事，就这些，已经够我们感激不尽的了。此刻，听他这么说时，子烈反倒有些迷瞪。见其他人都进了宿舍，才晓得，指导员是在和他打招呼。
“我知道山上活儿累，连里老工人越走越少。老凌这一家走了以后，你和王国侠就是你们排技术上的主力了。拼命归拼命，革命的本钱还是得好好保重的。”指导员也很瘦，但不憔悴，气色也很好，很有兴趣的样子。这情况和兰子烈的，似乎极不协调。
“指导员，您找我有事？”他问。
“其实嘛，也没啥大事。最近以来，老工人越走越少，新工人越来越多，各连都有些乱哄哄的。”指导员说着，兰子听着。此刻他全身透湿，疲乏之极，真恨不能立刻钻进被窝里睡大觉去，哪儿有心思听指导员白话。“……有些事情是很难预料的。不但事先你无法猜到，就算情况真的发生了，你仍无法相信，老有一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我说，这几天啊，你千万别到八连去。”老尹突然严肃起来。他话里有话，绕来绕去，哪个也不晓得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哪天去？又去开现场会吗？”兰子给听拧了。总以为指导员这么拐弯抹角，婆婆妈妈地跟他谈一个话题，必定是一个和他有关的题目，现如今，跟他有关的，只有批斗会。
“兰子烈，你不能到八连去，千千万万不能去。”
“哦，为什么？”他问。老尹沉吟片刻，终于说道：“那边出事了。”
“什么事？”
“你回屋换衣服吧，这事与你无关。今天晚上，咱们统一传达。”子烈不便再问，莫名其妙地走了。
这天晚上开会时，到会的人格外多。就连总到不齐的小上海，这会儿，也全都老老实实地坐在会场里了。大家都知道出事了，但谁也说不清究竟是啥事。
指导员上来就念毛主席语录：“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他恨不能一个晚上，把有关阶级斗争的语录全都念完似的。这时，子烈已经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平静地坐在人群里了。“……八连的情况是复杂的。今天上午，一个叫冯宝康的上海知青，在连里公然贴出了一份内容极其反动的大字报，据说，还是用英文写的。从县城请了个英文老师当翻译，才知道是份非常恶毒的大字报，那老师连译都不敢译。直到教导员再三保证他政治上的安全时，他才翻译出来。果然反动，果然恶毒，是直接针对文化大革命，针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
说到这里，指导员陡然不说了。全场人都伸长了脖子等着，极想听听这反动内容到底是什么。老尹一点也不迟钝，立刻打消了所有人的好奇。
“这些反动话，你们就没必要知道了。任何人不许打听，更不许传。谁传了，谁就是第二个冯宝康！”仍然是在人群里，却不知为什么，子烈把头低下了。头垂得相当低，任何人都无法看到他脸上的表情。
“现在，县公安局已经成立了专案组。顺藤摸瓜，深挖一切有关人员，一定要在咱们一营挖出一个反革命集团来不可。冯宝康本人已被扭送公安局，就等着判了。你们一定要知道多少揭发多少，谁不揭发，谁就是包庇反革命，必然和他一个下场。现在谁先发言？”指导员问大家，大家没有发言的。人们仍滞留在最初的惊愕里。“上边让抓林彪死党，冯宝康余党。有关人员必须主动坦白，戴罪立功，或许，还能有条活路。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是坏人就休想蒙混过关！”
一股寒流，登时钻进了我的心里。我暗暗地看了兰子一眼，他抬着头，脸色枯槁得势不可挡。我知道他和冯宝康没联系，没瓜葛，从没说过一句话。一想到此，我心里总算踏实下来。
据我所知，冯宝康是个半疯。除了干活儿还算正常，其它一切全都疯疯癫癫，不着四六。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疯子，领导也就不拿正常人的标准来要求他。如此一来，他反而比我们多些自由。就算偶然说出些什么犯事的话来，也没人与他计较。但冯宝康性格极为内向。在我印象里，这些年来，好像从没听他说过什么。就连家长里短的闲话，他都不说。
冯宝康案件速战速决。不到一个月，判决书下来了--死刑，立即执行。据说：他的态度也基本老实，不为自己申辩一句，对那些反动思想，供认不讳。还听说，这些话，没有一句是他自己的，全是从马列原着里摘出来的。不知怎么地被他一编，竟编成了一篇反动透顶的大字报。向他追究余党时，他说，我没余党。我把自己定位于一个疯子，就是不要余党，我和任何人没来往。问他为何装疯时，他说，为了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可以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因为我是疯子。问他为什么又不装疯了呢？他说，为了做一个真正的为理想而捐躯的战士。追究他的思想根源时，他说，我，工人阶级出身。我家世代产业工人，我爸、我祖父、我太祖父，全是远洋轮船上的水手，我爸至今仍在国际海轮上。除了毛选、马列原着外，我什么书也不看。我是在精读了这些作品后，才形成自己观点的，我坚持自己的观点。当死刑判决通知他本人时，他只有一句话：“不自由，毋宁死。”
冯宝康的公判大会是在县城广场上执行的。行刑的那天，开了唯一的一场批斗会。
那天一营去了多少人，我不知道，四连只去了两个，老尹和兰子烈。按大会要求，为了显示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所有的现役军人必须荷枪实弹地参加大会，所有与会的反革命为了明确身份，胸前都挂了个黑色标志，而且一律被剃了光头，坐在第一排。兰子烈一清早就被押上了拖拉机，这是这些年来，唯一为他准备的专车。指导员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自始至终，两人没讲过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