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三年多了。乍一走进这条胡同里，真有说不尽的无限感慨。既熟悉又陌生，一切都恍若隔世。恍若隔世，是我此刻最强烈的感觉。一切都在变，只有门口的一对青石狮子没变。数百年来，一直用那虎视耽耽的目光，注视着过往的一切。这时天还早，家家的院门都紧闭着。那里面有着怎样的生计，是不得而知的。因为都是渺小的人生，在可怜的犄角旮旯儿里，转不过身来；在雷霆万钧的政治压力下，喘不过气来。但日子还得过下去。仿佛乘船在十二级台风里，每个人都成了这船上的过客。而再好的舵手，也难免有翻船的一天。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平安到达彼岸，可彼岸究竟在哪里呢？却无从知道。因此，终其一生都是短暂的，也都是没有安全和保障可言的。即便是胜，也胜不了几分；败，却又是绝对败不起的。在这样一个年代，行动和不行动都有理由，幸与不幸也都有解释。说白了吧，就是两个字：活着！是的，这年头，还有什么比活着更难的呢？这，就是北京了。这里是芸芸众生苟且偷生的地方，也是英雄豪杰书写历史的舞台。这城市演绎了多少人生的经历和变故，虽说多是进不了历史，只能流传街头的。可离了它，许多事情就不好解释，再大的历史也无所根基。因此，北京于历史而言，绝对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虽说几年不在这里了，可家里的情况，我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再像社论的信也是家信，最要紧，也是最微妙的内容，总能从各种各样的毛主席语录中寻找出来。譬如，我哥来信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便知道，那一定是又遭殃了。运动始终在搞，灾难随时都可能降临。再傻的人，也不会没有思想准备的。再譬如，我姐来信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便知道，情况还没有糟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呢。我哥来信又说：“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我便知道，事情已经大有转机。最后，他们一块儿来信说：“趁热打铁才能成功！”《国际歌》就是这样唱的。可见，国际上都是提倡趁热打铁的，我家岂能例外？总之，所有的日子，都是不能从长远从全局来敲定的。所以，在这仔细的外表下面，一定有着一种强劲的坚韧。这坚韧可以穿越疾风暴雨，也可以用来对付漫无边际的大雪，还可以在北方特有的沙尘天气中巍然屹立，并带着永恒的气息。这，就是京华了，我久别的京华。任凭流水三千，世道万变，它自岿然不动！有一种佯装的繁华，还有一种不是佯装的木知木觉。这木，显示出历史的沉淀，显示出历经大事临危不惧的坚韧，同时，还展示出人与岁月的艰辛来。惟有那些屋顶上的鸽群，是真正的知情者。一切都在梦中，一切都离我很远，仿佛又离我很近。就这样，我在自家门口，停留了足有十几分钟。然后，我进门了。
我进门时，母亲正在生炉子。本想着见面时一定得大哭一场的。大哭一场的场面，我想了三年，也盼了三年。牵肠挂肚地想，牵肠挂肚地盼，可真到见面时，却什么也没发生。母亲抬头，一看是我，略怔了片刻，苍老的脸上绽出了笑容。我当然也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却不知从何说起。正僵着呢，突然，从屋里面跑出一个小女孩来，打破了这相见时的尴尬。小姑娘手里抱着一个洋娃娃，白白嫩嫩的一张小脸，笑得天真烂漫，颇像是春天里含苞欲放的花蕾。
“好鲜亮的孩子呀！妈，她是谁？”我故作惊讶地问道。母亲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小姑娘，半晌，才缓缓地说道：“吉吉，快叫小姨。你天天盼、夜夜想的小姨，总算回来啦！”
这天晚上，哥哥、嫂子、姐姐、姐夫，全都回家了。几年来，这是全家人第一次团聚。计划着回家后，第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大吃特吃一顿的。可面对那满桌子好吃的东西，我竟毫无胃口。
“小妹，知道你这几年吃了不少苦头。我已经跟工人师傅请好了假，明天就带你吃饭馆去，让你天天都解馋。”哥哥说。三年多没见，哥也老了许多，脸上居然见了皱纹。
“小妹，姐明天带你去听音乐会，小泽征尔指挥的交响乐。你可真有福气。第一天进门，就赶上了这等好事。本来这场演出是绝对不允许的。不知为什么，太阳从西边出来，江青同志首肯。文化部这才批准演出一场，而且只演一场……”姐姐说。她倒没怎么显老，平平静静的生活，反而使她有些憔悴。
“小姑姑，婷婷明天也不上学。咱们上动物园，我带你看大老虎去。”这些年来，变化最大的当属婷婷。我走时，她还抱着；回来时，已经是小学生了，而且学习不错。
“小姨，吉吉明天也不上幼儿园。你说，咱们上哪儿玩去？”应该说，这里唯一看不到变化的是吉吉，她是从无到有。我走时，姐姐刚结婚，回来时，孩子都这么大了。
全家人都围着我转，像众星捧月似的哄着我，而我却始终高兴不起来。一种语言，只有一个人使用，那么，她能和谁沟通呢？她该多么孤独寂寞啊！在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感觉自己像个陌生人。聊着聊着，不知为啥，我一下子便哭了起来。
“孩子，你怎么啦？到底怎么啦？”母亲问我。
这时，屋子里突然安静下来，就连吉吉也不说什么了。在这突如其来的寂静中，我想起了云南，想起了连队，当然，也想起了兰子。现在，我在这里，有鱼有肉，有亲人们陪着，可他呢？他能吃到些什么呢？还得干那么重的活儿，还得挨斗。那反革命身份，已经成为他永远也摆脱不掉的耻辱。可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为了什么呢？我能说，我可以现在就讲吗？全家人都看着我哭，却找不出一句能够安慰我的话来。我心里一直都在淌血。我知道母亲始终都在注视着我，但我不敢与她交流，更不敢看她的眼睛。母亲的目光慈祥而又亲切。它是那样顽强地想要直达我的内心，却又无法与我内心的东西相融。他们聊的任何一个话题，都与我无关；他们讲的哪件事情，我都不感兴趣。他们谁都无法了解和洞悉，我那自卑与自尊交织在一起、愧疚与爱情交织在一起、痛苦与幸福交织在一起、感激与仇恨交织在一起的矛盾。但此刻，我真想把云南忘了；把子烈忘了；把我经历过的所有一切，统统忘了。让我再当一回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吧。
临睡前，母亲坐在我的床边，问我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我沉吟良久，竟不知从何谈起。被一天一天标记出的日常生活是残酷的，也是温馨的；记忆是困难的，也是亲切的。要想详细地描述它，于我，至少现在还做不到。最后，我只好坦率地告诉母亲，说我暂时还不想谈这几年的经历。她叹了口气，没再追问。这是她一生的风格。母亲习惯用沉默表示理解，即使对自己的女儿也不例外。
刚开始的几天，家里就像赶大集似的，人来人往，热闹非常，而且还都是奔我来的。很多人问我对西双版纳的印象。这印象于北方人而言，实在是太神秘，也太刺激了。因为不忍心叫他们失望，我只得说了又说。从亲身经历到道听途说；从少数民族到八派、炮派；从吃人的黑蜂子到晒死人的毒日头；从大吃瘟猪肉到偷吃死孩子……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可讲，仿佛说也说不完、说也说不完了。所有听的人，就像听《天方夜谭》似的听我神侃。我侃得越神，他们就兴致越高，印象也越神秘。事后，连我自己都想不起究竟说了些什么。不管说什么，都消解不了我内心的苦闷呀！
这里太阳的好处是，太阳照着，而人们却忘了还有太阳照着。不像在我们西双版纳，人们脸上总带有一种被阳光灼伤的表情。每天一出屋门，烈日携着热浪，便会扑面而来。植物肥硕的叶片，反射着灼亮的阳光，使人昏眩。尤其是那里的男人们，他们消瘦黧黑，面色严峻，眉头紧蹙，个个脸上都带有伤痛之感。现在再回想起来，那样炽热的地方，那样一种荒凉，那样紧张的劳动，人们怎能酣然安歇？又怎能顶着酷烈的日头，一天天的在山上玩命干活儿呢？
这里的黄昏总是漫长的。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太阳便已经成为夕阳。渐渐地，落到地平线上，显得是那么巍峨壮观，又是那样地令人回味无穷。当太阳完全落山之后，光就像水一样地在街上流淌，这就是俗称的天光了。这样的黄昏即使一千年过去，也是不变的。叫人忘记，时光实际上是流逝着的。我记得兰子曾经说过，他非常爱看这城市的落日。无冬历夏的落日，他都爱看。落日里的街景，更像是一幅退了色的油画，最适合这城市的心情。这，便是子烈对北京的一点感受，更是这粗糙喧嚣时尚中的一点细致所在了。每当想起这些时，我心里会突然觉得空荡荡的，仿佛五脏六腑全被抽空了似的。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感觉叫“思念”。而西双版纳的天空，则特别清澈，连云彩都是清澈的。阳光就这么直射下来，没有一点暗处。而且，阳光直射的时间特别长。有时已经四五点钟了，好像那灼人的老阳还在头顶上。盼太阳下山，盼一天的劳动结束。天天都这样盼着，盼啊盼啊，仿佛永远也盼不到头了。
关于人生的观点，这里有无数种哲学。积极时他们就用孔孟，消极时就用老庄。对外讲毛泽东思想，对内讲实用主义。可无论消极或积极，子烈都是不容易被他们所接受的呀！不能说他们太自私。作为亲人，他们没有一点不是为我着想的，但也绝对没有那种无私博大的胸怀。他们太胆小，也太平庸了。胆小，实在是种很坏的性格。人穷志不短，那只是少数人的事情。大多数人，一定是人穷志短的。我说的这种穷，倒不是体现在金钱上，而是精神世界的一种匮乏。在这些平庸、现实、卑微、琐碎的日常生活里，他们谁能理解子烈？谁愿意尝试着理解子烈？谁又能理解他的理想以及他为理想所付出的种种牺牲呢？在兄长们的眼里，理想主义者往往是非常可笑，非常愚蠢，非常傻气，甚至是非常病态的！有理想的人，反而变得不正常起来。只有他们这些庸常之辈，才是正常的。每每想到这些时，我便会十分苦恼。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他们讲清我这些年来的经历，更不知道该怎么向他们描述子烈，并交代我们之间的感情。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我的亲人；也不管怎么说，子烈于我都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我们之间心连心，骨连骨，就像连体婴儿那样。一旦分开，便谁也活不了的。
一连几天，我都在马不停蹄的忙碌中度过。亲戚朋友们的应酬，哥哥姐姐给我安排的活动，再加上治病求医，使我没时间再想什么了。生活过得眼花缭乱，使我很快就忘记了云南，忘记了农场，甚至也忘记了兰子。而当我把什么都忘了的时候，有一天，京城突然下起了毛毛细雨，这就是这里的秋雨了。这雨很凉很细，飘飘洒洒，阴冷阴冷，渗透骨髓，让人不由自主地伤感。
我们那里也常下雨，这不消说。在西双版纳雨分多种，不像北方，只能以大小相称。刚到云南时，我发现有太阳雨。这是我给它起的名字。晴空万里的时刻，突然会有一片雨向你走来。由远而近，尔后，再由近而远，直到完全地消失。很像是天空中一名匆匆的过客。而且这雨一定是走的，不用脚，也照样行走的过客。从这片山头走向那片山头，仿佛从一个梦境走向另一个梦境。雨点映着阳光，的确很像是大颗大颗的泪珠儿。除了童话中美丽的公主，谁能因为痛苦或者欢乐，而流下如此晶莹的泪珠儿呢？因此，最初看见它的时候，便给我留下了终身不忘的印象。在我们西双版纳，还有一种蘑菇雨。那是一种蒙蒙细雨，从低垂的乌云里，懒洋洋地洒落下来。由这种雨积起来的水洼，总是挺暖和的。而这种雨从不“哗哗”地喧闹，只是昏昏欲睡的低声絮语。森林中的植被，不慌不忙地把这些雨统统吸吮进去。因此，雨后的蘑菇，便会蓬蓬勃勃地生长出来。包括森林的、洼地的、山坡的和我们床底下的，全都兴高采烈的探出脑袋，伸长胳膊，快活地舒展着自己。还有一种斜雨，这雨绝对是斜射下来的，倾斜的角度绝对一致。如果你在屋里，便会听到屋顶上有节奏的雨滴声，树梢竹叶上轻轻的泻水声。直到所谓的大斜雨，像堵墙似的，倾泻而下时，那种密集而又紧张的“哗哗”声，都是百看不厌和百听不厌的。
抽象地理解这些字眼，是一回事。切身地体验这些雨，从而理解每种雨中所包含的诗意，弄明白每种雨的特征，则是另外一回事。这三年多来，我们听雷或者看雨，在西双版纳都是极普通的事情。而在京城，倒仿佛是童话了。你无法向别人说明白你想说的意思。显然，所谓潜台词的秘密，原本是存在的，而且就存在于此。
听探过亲的人说，京城的人，常把知青看得一文不值，在名誉上，略高于流氓小偷。我原还不信，回来后才有所体会。没几天，街道就来查户口，好像我不是这家人似的。问这问那，把我问了个底儿掉。直到我拿出兵团开的通行证，他们这才善罢甘休。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知青”这两个字的深刻含义。所谓深刻，正是从其不堪设想的后果而言的。正生气呢，老胖子一个箭步，从外面跳了进来，活像头大棕熊似的。不打招呼，破门而入。见到我妈时，“呵呵”地笑了好几声，才叫了声“伯母。”仍然是兵团战士的做派。妈妈一见有客人来，立刻出去，给我们张罗吃的“哈哈，老胖子，你怎么才露面？”一看见林宏源，我立马来了精神。
“芽，啥时候回来的？”他仍然叫我芽，见面时的那股亲热劲，仍然不减当年。“想当初，回北京的当天，我就到了你家里，没料到却撞了锁。第二次来，才看见了你妈和你姐。你可倒好，回北京好几天了，连招呼都不打一个！”
“那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呢？”
“子烈有信来呀，他信上说得很清楚。”
母亲在厨房里张罗晚饭，我和老胖子关上门聊天。无拘无束，推心置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对他们说子烈了吗？”我有些担心地问老胖子。
“我敢吗？敢说吗？子烈信中再三嘱咐，这件事情，让你亲自和家里谈，你到底谈了没有？你老弟，总不能不说清这点事，就走人吧？”老胖子反倒这样问我。
“我现在嘛，是拖一天算一天。等实在拖不下去的时候再谈。先说说你自己吧。说说你是怎么在北京泡的？说说你将来的打算。你能一直这样泡下去吗？”
“我没打算，我是过一天算一天。”
“那以后呢？”
“以后，不会总是这样的。这么说吧，每天天气预报完了，我都要对着收音机，和你们好好聊聊。想说的话太多太多，几大车都拉不完。可一句话也说不了，我只能自言自语。你说，这有多难受，多遗憾！我真是太想你们，太想子烈了。”说着说着，老胖子动了真情，眼睛里竟有泪光在闪。当然，我们也想老胖子，常想起和他一块儿度过的岁月。在兵团就是会餐，也没有太丰盛的食物。但气氛总是热烈的。佳肴争入，妙语竟出，唧唧喳喳，闹成一片。这是那艰苦岁月中，非常值得回味的镜头之一。
“子烈他好么？”老胖子又问。我们之间没有客套，只有真情。因为在中国限制太多，所以，不惯和朋友紧抱热吻。而感情的流露，每每都在这淡淡的嘘寒问暖之中。
“有什么好的呢？我回来时，他还被关在牛棚里。”
“他精神怎样？长肉了没？”
我没想到老胖子居然能问到这么细微的地方上去。这种问话，出自他的口中，倒有一种分外的悲惨。我又想流泪了。
“你说呢？在那种情况下，能长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