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回到北京后，我就像得了神经病似的，一天里，准能把云南想上三遍。起床的时候想，又该干活儿了；吃饭的时候想，又该喝盐巴汤了；睡觉的时候还想……不骗你，芽，我想得最多的就是兰子了。当时，没觉得什么，现在痛定思痛，反倒有一种叫人喘不上气来的感觉。如果我是他，恐怕活不到今天了。奇怪的是，多年的打击磨难，并没有损伤他的精神，反而使他越挫越奋，充满力量。你是最了解他的人，你能解释吗？”老胖子似乎不需要我回答，接茬儿侃他自己的。
一经说到子烈，我心中便立刻充满了一种难言的、撕心裂肺的悲伤与愧疚。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迷路的人，顺着一条很长的狭路，一直走了过来。满以为很有走出去的希望。但是，就在黑夜降临的时候，却发现前面的路，被一条没有桥的河给拦住了。而对岸，如果还有对岸的话，也被黑暗笼罩着。在自己家里，在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上，我感到自己宛如一个迷路的孩子。
“回来后，见到不少老同学。有山西的、内蒙的、东北的、陕西的、还有留京的，我们经常彻夜长谈。听他们聊插队，几句话就能说完。可我一聊起云南来呀，几天几夜都有说不完的故事。不是我老胖子口才好，会摆龙门阵，而是咱们这几年的生活，真值得一说。有一次，我和他们说起子烈来，居然有一个是认识他的，在学校时，就是一个观点的。没等我把事情说完，他老兄早已哭得一塌糊涂了。最后我说，以前，我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以为普天之下，没有比自己更爷们的爷们了。其实呢，我们哪个人也没有真正和苦难较量过。只有子烈，是真正较量过的。长达几小时地挨斗，无法为自己辩护一句，一直不许休息地撅着，这是很累人，也是很屈辱的。这种姿态，也许，是为了向外界表示他毫无抵抗能力，以及对那些无理要求的逆来顺受，其实，却显示出他惊人的毅力和至死不屈的承担精神……”
眼泪“刷”地一下，又流了出来，我几乎失声恸哭。
“你怎么了？芽。”
我闭上眼睛，仿佛病了一样，有好几分钟，怅然若失。我总是期待着什么，我整个身心都准备好去接受什么。有子烈在我身边，无论多苦多难，我生活里也有光明也有美好；而他不在身边的时候，整个世界就全都变了样。现在我终于明白，这些日子我为什么总这么难受了。在这热闹的京城里，我曾经强迫自己把子烈忘了，然而，却忘不了，忘不了的！这种牵肠挂肚的思念，由于分离、由于无法说出口，反而变得益发强烈了。这天晚上，当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时，我对她讲了这些年来我在云南的全部生活。
“……现在呢？那么现在呢？”母亲问。这太出乎她的意料了。母亲简直不知如何是好。
“现在，我回到了北京，毫发无伤地坐在自己家里……”
“可他呢？兰子烈呢？救你的那个人呢？”她拿着书的手颤抖起来，随即“哗”地一下，把书扔在地上，捂着脸，静静地哭了。
“他还在云南。无论他表现多好，他们也会把他当阶级敌人对待的。”
“这么说，他--全是为了你？”母亲问，我点点头。他之所以会有今天，全是为了我啊！“孩子，我怕的，最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呀！大恩难报，大情难还。我们欠人家的太多了，将来可怎么办呢？”
母亲无助地望着夜空。与其说在与女儿对话，不如说是在祈求上苍，问那神秘的、不可预知的命运。
“以后……你准备怎么办呢？”
“首先，我要回去。谁不回去，我也得回去，一天假不超。”
“应该的，应该的。”母亲连连点头。“那然后呢？”
“然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帮他改变处境。绝对不能让他一直这样苦下去！您不知道，他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连里稍有风吹草动，第一个倒霉的，肯定是他。至今，仍生活在枪口之下，困难重重，危险重重……”
我的下唇突然哆嗦起来，真想在自己妈妈面前大哭一场啊！可我撑住了自己。我知道，我不是在讲一段普通的经历，而是一段搭上了性命的经历，恨不能一滴血换一个字。这样的诉说，实在已经超出了我的承受力，可我不是还得继续说下去吗？母亲握紧了我的手，眼里始终含着泪珠儿。
“以后……我还要和他结婚。不管外界压力有多大，我们也要成为夫妻。”
“是因为感激他？”
“不，不全是感谢。我爱他，妈妈，他也爱我。我爱他，超过这世上的任何一个人，甚至超过了对您的感情。”
爱情是那样一种生命，连最贫瘠的地方，都不能使它枯萎。这些年来，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
“孩子，好好地对他吧。妈……绝不阻拦。”
我终于扑进母亲怀里，大哭起来。妈妈是爱我的，自然也爱兰子。她很理解地看着我，仿佛要在我的眼睛里，寻找一件东西--绵长若水，沉重如山，浓烈似火的挚爱之情。不知她找到没有？
这时，屋子里已经非常安静了。透过京城的月色，我仿佛看见了那青苍苍的大山，看见了我们经常散步的胶林，看见了房后的凤尾竹，还有那些葳蕤的灌木，更看见了他。他一直在对我笑，那么温柔，那么亲切，那么像春天早晨的一个梦……青春是欢乐的。哪怕在一片废墟上，青春仍有无穷的欢乐。那欢乐，绝对是从心中涌出的。现在我才明白，无论我走出多远，我的心也不会离开西双版纳；无论我停留在哪里，我都在想自己终究要回归的生活。这就像黄昏时分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它的根一样。现在，关于他的一切，全都在我心中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历史把那么多的不幸、坎坷，放在了一个人的身上，而他，却始终拒绝悲剧。突然，我觉得自己也强壮起来，坚强起来了。因为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兰子，他正张开双臂，在那里，等我归来呢。
在这座城市里，是没人没见过图书馆的，那是故纸成堆的地方。可如今的北京，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关闭了。你再也无法进去，去寻找一张多年以前的旧报纸或翻阅一本书了。可有它和没有它是不一样的，绝对不一样的。这就好比你一辈子可能都不曾走进原始森林，可森林却改善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吸。所以，城市中的图书馆，如同大自然中的森林一样，使你了解到，人世间还有那么一个美好的所在。正是由于这个美好所在的存在，你便会对这座城市产生出无限的遐想，宛如过去的生活，又回到了身边。兰家，就坐落在首都图书馆的后面。
第二天，我去了兰家。在一所古朴安静的小四合院里，见到了子烈的父母。
这个家里，几乎是没有什么声音的。三个儿子统统上山下乡了。子女在外，客人也不是很多。但总流连着一个或两个客人，总有一件或两件事情要做。这使他们的生计或事业，带有聚沙成塔的特征。这特征使人向上，且又务实，不松懈，也不匆忙，是踏实平稳的那种。这是使人安宁的景象。子烈很像他父亲，兰伯父也是高高瘦瘦的。他面容清癯，神色安祥。不论穿什么衣服，子烈的样子都是那么自然文雅。这种文文雅雅的气度在兵团是独一份，可在兰家则是世代相承的。凡兰家的人，都是这么文雅。
人们一无二致地认为：子烈是家中最孝顺的孩子。十几年来，没有改变；多少艰辛坎坷，也没有改变。可是，我却不由得要想，他现在的这种情况，如果让他的父母知道了，那该怎样叫父母悲恸欲绝、肝肠寸断啊！子烈的遭遇，将在兰家所有的不幸之上，创造了压倒一切的不幸。使他们原本平静的生活，笼罩在无边的惊忧之中。面对这样的老人，我不晓得自己该说些什么、能说些什么，究竟应该怎么办了？
初次见到兰家二老，我心情自然紧张。叫过一声“伯父、伯母”后，便不言声了。听子烈说，兰伯父是个旧式文人。学有专攻，业有所长，做事非常认真，说话言而有信。在认真中，他还很自然，绝对没有剑拔弩张的样子。
“你叫什么？”老人微微欠了下身子，和气之中，带出一种不怒自威的神态来。
“我叫……”我甚至不敢往下再说了。我叫什么呢？无论叫什么，也比叫柳春芽要好呀。在这个微妙的停顿中，我几乎听到了他们的心跳和喘息，他们几乎是屏住呼吸来认识我的。在这屏住呼吸的片刻，我也认识了他们。以前，我无法知道他们饱尝的辛酸。当我知道以后，只想与他们亲近。
想与他们亲近的愿望，是那样强烈。我觉得他们孤独无比，忧伤无比。只有儿子回来了，才能缓解这种孤独与忧伤。子烈让我代他来看看他的父母，可是，我又怎么能代替得了呢？说些什么，才能给老人以真正的安慰呢？
“我叫柳春芽。”我终于吐出了这几个字。
“你就是……芽？”兰伯父神情中带着不尽的欣慰，如同看见了久别的儿女。
“对，我就是芽。”我的态度还算镇定。可心头那种莫名其妙的慌乱，使我很难把这种镇定维持到底。
“他……还好吧？”老人问得有些迟疑。眉宇间，有一丝几乎觉察不到的淡淡的忧伤。这神态使我觉得相当熟悉。
“还好。”我答。
可我不知道这两个字里究竟包含了什么意思。按我心直口快的脾气，肯定不能说好。但子烈再三嘱咐过，要尽可能地报喜不报忧。
“孩子，你过来。过来，让我看看你。”兰伯母坐在一边招呼我，声音是那么低柔和善，仿佛自言自语。她脸色白里泛黄，静静的，看不出喜怒哀乐。兰伯母给我的感觉，真像个虔诚的修行者，像个连苍蝇都不肯得罪的人。然而，在她那深邃的目光中，却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和我母亲的眼神有些相似。我走到老人身边，低下头，尽量躲避着她的目光。
“你们在农场过得很苦，是吗？”老太太又问。她声音里有一种特殊的音质，缠绵、柔软、恬淡、黯哑，与这老房子里的气氛很是协调。
“还好。”我还是两个字。说罢，又赶快低下了头。
“老大从没跟家里要过钱，更没要过东西。可听宏源回来讲，你们家家都往云南寄包裹，只有我那儿子……从来没寄过。家里不是不想给他寄，是我那孩子忒仁义，也太为家里着想了。每次来信，都把云南说得那么好，好得不需要再寄什么了。现在我们才知道，那地界，原来是那么艰难困苦，真不知他是怎么熬过来的？想想……我心里都难受呢。”
不晓得兰伯母为什么要说这么一个不明不白的问题。我知道子烈对自己确实很节省，从不乱花一个钢蹦儿。但他也很大方。任何时候，他也不打算盘。在该花钱的时候，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他从没吝啬过。
“闺女，你多大了？”
“二十。”
“是最小的么？”
“是。家里有哥哥，还有姐姐。”
“这就难怪了。皇上盛长子，百姓宠幺儿，这些都是在论儿的。我那孩子我知道，为家里想，总怕给别人添麻烦，再苦再难也自己忍着。可就是爱较个死理儿。较起死理儿来，没完没了。在一起时，你们要多担待些。”老人家的话里，分明带着一种客气，一种老北京人所特有的客气。
“他脾气挺好的。从没跟谁闹过别扭，更没吵过架。五湖四海的知青，和他的关系都很好。”
我说的是实话。这些年来，我从没觉得他脾气不好过。他很忍耐，也很克制。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像一片春荫，让谁也能放心；在他快活的时候，他只有微笑。好像是笑自己为什么要快活的样子。就是在最痛苦、最绝望的日子里，他也不骂人，更不发脾气。只会一连几个小时地坐在水塘边，看着近处的水，远处的山。用手捂住嘴巴，不让自己难过得哭出声来。一想到此，我又心乱如麻，有口难言了。
“我和子烈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我的人情世故，使我多少留了点心眼儿，没把话说得过于直白。
“这，当娘的知道，东蔚来家时，全说了。东蔚再三说到了你，所以啊，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芽了。知道你是个好闺女，心直口快，单纯热情。今天见到了你，就如同看见了我那儿子一样。”
我终于如释重负，甜甜地一笑。这些天来，虽然生活和在云南时截然不同了，而我的心却老是浸渍在愁苦之中，无论大事小事，都令我忐忑不安。这也是我迟至今日才来兰家的原因。现在，听兰伯母这么一讲，我顿时放松下来，就连心窝儿里都在笑呢。
“我俩一直要好。从他到云南的那天起，我们就……他说，这是缘分。没有他，我在云南是活不下去的。”我极慢地说，他们非常专心地听着，惟恐漏下点什么。“在子烈心中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一个是原始森林。他为此都做出过牺牲，付出过代价。”
不能吓着他们，更不能让他们着急。我的声音相当沉稳，仿佛在讲一个极遥远的故事。而我的心，却在一片朦胧中，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过去，看到了那些使兰子险些送命，使我险些发疯的过去。于是，我又害怕起来。此时面对他的父母，我不能太偷工减料，却又不便直述真情，那真情是连我自己也不敢去想的。不能说细节，不便说过程。我只讲两个事实：一个是我们真心相爱。一个是子烈为我遭过难、受过苦。我以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又以为知道后一定会怨恨我的，可是却没有。他们什么都知道，知道我们相爱，知道他们的儿子，因为爱一个人，而当了反革命，知道反革命的日子不好过，知道他至今仍然困难重重，危险重重……然而，并没怪我，对子烈的做法，表示理解和赞成。
“该承担的！该承担的。该承担的……”过了很久，兰伯父才讲话，可他的眼睛已经红了。我知道自己此时面对的，是一位可敬、可爱，而正在遭受苦难的老人。孩子的苦就是父母的苦。更何况，他们只能听别人说，只能凭自己去想象。万里迢迢，关山难度。见儿子一面，真比登天都难啊！说到最后，我没声了。
“那以后呢？以后呢？”老人还想了解得更详细些，而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再说下去了。
“因为事情太严重，没人敢给他平反。没想到一个石膏像，竟会将子烈致于绝境。”
“当反革命以后呢？”
“挨过斗，挨过打。在营部办了三个月的学习班。他们强迫他承认是故意的，不承认就没完。”
“他承认了吗？”
“没有。”
“他是好样的，我的儿子是好样的！”兰伯父把手扶在门框上，立了好一会儿。院里的菊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可是，为了逼他认账，他们把他的腿打断过。”
老人猛然一怔。这种事情，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轻描淡写的！兰伯父的头慢慢地垂下了。没哭，只是眼睛湿润了些，纵了下鼻子。
“那现在呢？现在，他能走路了吗？”
他瘦长瘦长的手，一直在抖，就像得了中风似的。我知道自己又说错话了。这样的境况，这样惨痛的经历，让作父母的，如何能经受得了呢？
“后来……送进了医院。在卫生院里，住了一个月。现在好了，身体挺好的，腿也没事了。熊医生说，作为一个医生，他保证让子烈的腿和以前一样呢。”
“熊医生？”
“您可能还不知道，熊医生曾经是上海市第一把手术刀。因为当了右派，所以，才下放到我们兵团来的。只要有他在，就没有治不好的伤。”
这绝对是实话。正是因为有了熊医生，子烈才能活下来，才能健康痊愈，才能和从前一样跑来跑去。老人家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平静下来。
“大伙都知道他冤，没人把他当坏人对待。除了干活儿，一有空，就往大森林里跑。研究热带植物，都快当专家了。做了很多很多植物标本。等这些热带雨林统统被砍光之后，这些标本便成了唯一的见证，是原始森林中那些千姿百态的珍稀植物曾经存在过的见证。兰伯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砍不砍原始森林，根本由不得我们。子烈他们……只能做这些了。”
兰伯父“哼哼”了两声之后，便沉默了。屋子里突然变得死气沉沉，阳光突然消退了，什么也看不清了。他们是那样愁苦，我也愁苦。愁苦加愁苦，还怎么相互安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