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问你，只说自己的，你耐心听吧。”我只得听了。有人非把自家的身世讲给我听，不听就是失礼。“我爹是北京林学院的教授，他的专业是热带植物，尤其是热带雨林植物。当年这里定为橡胶基地时，他来过好几次呢。”我心里一动，虽说还没大听懂，但知道事情很重要。“在这里，他认识了那位把第一株橡胶苗带进中国来的华侨，还认识了那华侨的侄子。本来我爹是想让他来北京上学的，可那孩子太痴迷，太专一，太偏爱这些热带雨林植物，他选择了在云南上大学。拿北京林学院和昆明林学院相比，那孩子的选择是正确的；可拿北京和云南比，他又太傻。但他自己说，在昆明可以经常上西双版纳来，这里有最丰富的植物宝库。他进了林子，就如同进了殿堂。”
我呆立在水塘边，忘了自己是干什么来的。仔细想想，脑子里老像有个乱转的陀螺，越转心里就越乱。这才不到几天工夫，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地来，哪件都是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
“后来，那老华侨走了。他们在夏威夷有家，在马来西亚还有一大片橡胶园。他走时把侄子托付给我爸爸，那是五十年代末。那孩子在昆明上学，我爹在北京教书，每年见面，经常有书信来往。”
“这就是说，你爸，经常到这里来？”我简直惊讶极了。
“差不多吧。六三年，那孩子突然给我爸寄来一本书的手稿，那时候，他已经是这里的林业技术员了，而且成绩颇佳。在那本书稿里，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发展橡胶事业应当走人工合成的路，种植天然橡胶必须适可而止，这里的原始森林绝对不能再砍伐了。”
“那后来呢？”我心里已经有些明白。
“我爸坚决反对这本书的出版。他不是马寅初。为了保护那孩子，这本书也确实没出版。不是他不同意书中的观点，而是他老马识途，太了解中国的国情了。”
“那么，那孩子自己呢？”
“那是个在美国长大的青年。在昆明的大学里，也只学了一些专业知识，并不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现状。追求真理，信服真理，对真理以外的东西一概视而不见。那年他二十六岁，坚持科学，明知寡不敌众，却单枪匹马地干了起来。瞒着我父亲，给方方面面写信。在他看来，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就应该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精神。但他从不狂热，从不迷信，绝不相信不合科学的说教……直到现在。”我知道他说的是谁了。“他一方面等待那本书的出版，一方面在这里做着许多实际工作。他迎战的力量来自于对事实的尊重，对科学的信念和对人类未来的爱心。他一直这样干到六五年。这本书的名字叫《最后的绿岛》……后来，他以反革命煽动罪，被判了十年徒刑。听说，就在这一带劳改。这些年来，我们无法了解到他的情况了。”
好像夏天的惊雷，一件大事儿即将发生。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我无话好讲，只觉得杨铁骏说的这个人，太象征着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这个力量并不属于我们这个年代。它像光似的，今天发射，也许在明天、明年、或者下一个世纪方能叫人们明白，让什么地方得到了光明。我无法对这样一种力量、一道“光”，诉说自己的感觉，但他令我敬畏。
“我来云南，就是为找他的。不管找到找不到，我都要拼命去找。临来时就对我爹说了，不找到他，我决不回北京。”
“他叫什么名字？”
“夏雨航。”我仿佛突然看到了那个瘦得皮包骨头的男人，那个为人类自动扛起十字架的战士。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心里依然乱糟糟的。过了很久，我才有情绪讲话。
“因为会餐时你提出的问题。”
“你太敏感了。我的问题说明什么？”
“说明你了解情况。”
“瞎说！我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和你一样，是两天前才到西双版纳的。”
“你不相信我？”
“可以说自文革以来，我谁都不相信，连自己都没相信过，何况是你呢？”
“此话言之不能成理。现在，我确实很需要你的帮助。如果你知道情况的话，请告诉我。”杨铁骏越说越诚恳，越说越着急，就连脸上都冒了汗。我不能再保密了。而且凭直觉，我认为杨铁骏绝对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小人。
“那好，我告诉你，我见过他了。”我一字一字地往外迸。杨铁骏激动得眼里放了光，脸上透出亮，嘴巴张了好几次，才说清了下面的话。
“在什么地方？”
“就在营部。”
“你怎么会见到他的呢？”
“纯属巧合。他的状况很不好，身体极差，像是活不了多久的样子。”
“这不可能，他刚三十出头啊。”
“他身体太弱，内心的痛苦又太深，而且是个监外执行的劳改犯。”
杨铁骏听罢，抱着脑袋，一屁股坐在树下，像是被人点了穴。
“我们怎么办呢？”他反而问起我来。
“去找他呀，我可以带你去找。”
“我是说，找到以后，我们能帮他什么？”
“或许……我们谁都无法帮他什么，我们无法改变他的命运和处境。但是可以关心他，找他聊天，他很寂寞。我这里还有好多吃的东西，也给他送去。”
“他要是不收呢？”
“我们就强迫他收。他的活儿很累，极度营养不良。”我的主意并不高明，但它是具体的，是可以操作的。
“我们什么时候去？”
“礼拜天吧，那天他可能休息。”
“小柳，这件事……是不能跟任何人讲的。”
“不劳您嘱咐。”我做个手势，打断了杨铁骏的话。
回宿舍后，脑子里始终转的都是“夏雨航”这三个字。如果把这个人比作一本书的话，他确实是我平生所见过的最厚的一本书了。这本书的份量就在于他所追求的目标上，而将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和他的目标背道而驰。我既在理念上承认了他的道理，却又在行动上反其道而行之，多可怕呀！
这两天，我转了很多地方。西双版纳雄浑壮绝的自然景色令人赞叹不已。这里有巍峨雄伟的高山，有波光绮丽的水塘，有星罗棋布的稻田，更有莽莽苍苍、千变万化、神秘莫测的原始森林。这里的气候绝对与内地不同，根本没有春夏秋冬，没有雪、没有霜，没有二十四节气，没有河开雁来，只有苦热和苦雨。一年里，除了旱季便是雨季。又因为雨季时间特别长，所以，才适合橡胶的生长。而我们来的时候正好是旱季。在旱季，就是在最晴朗的日子里，每天上午也有驱不走、赶不散的大雾，尤其是早晨，雾气很浓很重，浓到几米开外，你几乎无法看清什么。而且早晨的雾气越大，白天的日头就越毒。如果早晨没什么雾，就有可能阴天或者下雨。
从没经历过比这两天更难以忍受的苦热了，热得邪性！我原是个在三伏天里也不出痱子的人，可还没干活儿呢，就已经热出了一身痱子。而这里的热，是你无法改变的，能改变的只有你自己。我们这些人里，最可怜的要数老胖子了，他不但热出了一身痱子，而且已经开始热得往下掉膘了。这两天呀，他骂得最多的就是这鬼天气了。下午，我见他又去游泳，便说：“你不能总泡在水里吧？老胖子。”
“现在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泡在水里了。正经让人觉得，只有在水里，才是人过的日子。”
“在水里过日子的是鱼。”
“只要能让咱凉快点，作鱼也心甘啊。”
“可鱼是盘里的菜，碗里的肉。你乐意叫别人吃着玩？”我没料到老胖子竟这么没出息。不过是热出了几身臭汗，就把他弄得英雄气短了？若是再遇上些其它情况呢，他该如何？
“全一样。你准知道自己就不是别人盘里的菜，碗里的肉？告诉你，芽，一进西双版纳，我就有一种被人玩了的感觉。”酷热的天气，已经使他坐不住了，但我不相信有谁敢玩老胖子。他又高又大，活像个相扑运动员。甭说玩他，就连王征都怵他，惹谁也不敢惹他呀。
“那以后……可怎么办呢？”我问。
“什么以后？我没以后！我在这里是过一天算一天，度日如年！”他站在那儿，靠在树上。一只手扶在脑门上，一只手叉着腰，颇像讲演似的说道：“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造，是咱自己找上门的，怪不得别人。想当初，军宣队让我去东北，我不干！嫌那里冰天雪地，离老毛子又近，随时都可能打仗。我这一身的肥肉，不适合参加战斗。后来，他们又让老子留北京郊区，我也不干。嫌那儿忒近，更丢不起那人。‘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就这一句话，我把自己发配到云南。只道是云南热，可谁承想，竟会热到这份儿上呢？”他一边说一边往外冒汗。什么都可以装，惟有这顺脖子往下淌大汗是装不出来的。
“你就不能走吗？”
“走？你说得可太轻巧了。已经混到了这地步，还能往哪儿走？现在，哪里还能收留我们？只要能走，老子一分钟也不想在这里待！”
老胖子站在酷热的阳光下，赤身露体，满脸通红，颈边蚯蚓一样拱出一条青筋来。以前，只知道非洲、印度热浪扑来，还真有热死人的。我不知道西双版纳会不会也热死人呢？如果会，那第一个被热死的，肯定是老胖子。
“以后上工呢？”我俩同时都想到了这个问题上。早晨还好办。每天中午，顶着四五十度的毒日头，爬两三千米的大山，是啥滋味？此刻根本就不敢想。
“听说，明天就让咱们干活儿了？”老胖子问，我点点头。用黄寅聪的话说，我们是来建设边疆的，不是来享福的，当然不能总这么闲着。
“我没辙，让干啥就干啥呗。你呢？”我知道老胖子胆很大，却很天真。
“我装病！”他一声吼，吓我一大跳。
“不能刚到连队就装病吧？”
“糊涂！绝对是头发长见识短。要装，就得从第一天装起，以后再装就不像了。谁受得了这鬼天气？我早就想好了，要装就装血压高，我爹高压二百。大夫说了，这病遗传，早晚，我也是血压高的料。我现在就头晕。”
“关键的是，你现在血压到底高不高？”
“当然不高啦，要不怎么得装呢。早晚，我得让他们送我回北京去。”老胖子说得跟真的似的，但我绝不相信！他可以几天不上工，说自己这病那病，简直就是个病秧子。要想回北京去，那是门儿也没有！
“北京早把我们赶了出来，还会再收留我们吗？你不能忍也得忍，不能受也得受。天底下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相信总能过得去的。”我这么做他的思想工作。老胖子本来底气很足，一听这话，立马不吱声了，似乎还有点喘。我俩正聊着，杨铁骏从远处走来。他刚从水塘里泡出来，一脸的水还没擦呢。
“你们去游泳？”杨铁骏问我和老胖子。
“我不游。”我说。
“你不游，我自己走了。”说罢，老胖子自己走了，他没想到我不游泳。现在，我们谁也不敢想以后的日子，只好这么捱了。还没干活儿呢，就感到大势已去，以后的日子，肯定是凶多吉少。
刚吃罢晚饭，王征便进了我们宿舍，通知晚上开会去。我们二十个北京人，谁也没选她当头，可她却当仁不让地把这个任务给揽了下来。
“什么会？”钱福禄问。
“批斗会。”王征答。
我故作轻松地哼着歌，什么也甭想，眼睛盯着王征，就想她吧。这家伙确实不简单，在我们休息的时候，已经跟上队伍干了两天活儿了。据说干得非常卖劲，老工人对她反映颇佳。
“批谁？”我无法使自己超然事外，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
“听说是个老反革命分子，从国外回来的，还是个监外执行的犯人呢。”王征兴致勃勃地说。一谈到这类事情上，她立马来精神，就像抽大烟的，刚刚过足了烟瘾。
“叫什么名字？”我不假思索，脱口又问。
“叫夏雨航。柳春芽，你问这么详细干吗？”她马上转向我，小三角眼里似笑非笑，像要把人看穿似的。我很快咽下一大口吐沫，心里乱得很，可还要装得跟没事人一样。“你认识他？”她用眼睛盯牢我，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胡说！你才认识他呢！”我用眼睛也盯牢了她。就是再愚蠢，这会儿，我也知道该如何应对。
“不认识就好。敲钟你们都开会去。这是贫下中农给咱们上的第一堂课，哪个也不许不去。”说完王征走了。钱福禄接茬儿照她的镜子，沈虹照旧吹她的口琴，只有我忧心忡忡，心里早已乱成了一团。
不一会儿，外面突然有了动静，这声音由远而近，一阵响似一阵。没有说话的，没有嬉笑打闹的，更没有狗叫鸡鸣，只有脚步声。几十个人的脚步，急匆匆地从我们的房前屋后掠过。不知为什么，我陡然颤了两下，又立即控制住自己。钱福禄首先坐不住了，沈虹扔下口琴，我们仨人一句话没说，一块儿冲出了宿舍……
批斗大会很快就开始了。正如王征所说，这是我们来云南后上的第一堂课--阶级斗争课。台上站着一个人，他，便是夏雨航。他是怎么被押进来的，我不知道。和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相比，夏雨航已明显地老了。仅隔几天，我已听不到他兴趣盎然地介绍织布鸟，更听不到他那凝聚着生命痛苦的勃然大怒了。他刚三十出头，却有了一种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最悲凉最无奈的日暮途穷之感了。这是为什么？难道这几天……我简直不敢再想下去。
第一个发言的是营部干事。喝足了水，抽够了烟，这会儿有精神扯开嗓子喊话了。他首先宣读的是夏雨航的罪状。这里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了解他，因此，这些罪状纯粹是对我们北京人讲的。此时，整个会场都是静悄悄的。太阳忽然缄默了，热空气突然变成了冷空气，我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心脏仿佛已经停止了跳动。只有台上的发言没有停止，营部干事仍在滔滔不绝地批判着夏雨航的罪行。而夏雨航却像是最有经验的演员，能抱着病，把这出戏演到完场。他始终是九十度地站着，他们让他抬头，他就抬头；让他低头，他就低头，始终不考虑自己已经精疲力尽。
“打倒老反革命分子夏雨航！”
“夏雨航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一场批斗会该有的气氛此刻全有了，一切都好像是那么正常，又好像是那么不正常。人们跟着发言走，跟着口号走，这阵势和北京的一模一样。
“夏雨航，老实交代你的罪行！”会场突然安静下来，似乎在等。犯人低着头，毫无反应。“你知罪吗？”他仍然没有反应，简直可以说是一动不动。仿佛他把自己凝固成了一道风景，不管你如何分析批判，就是活吃了他，他也不辩解。在这将近数分钟的沉默里，在突然而起的狂呼滥吼的口号声中，我觉得整个会场都像在地震中摇晃。正在这时，王征突然站了起来。
“发展橡胶事业，是我们每个人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我们祖国要真正跨入世界强国之林，就必须大力发展橡胶事业，这是我们腾飞的基础……”她说得相当有水平，甚至有激情。王征总能把眼下的阶级斗争同国家的命运，甚至同历史结合在一块儿讲，颇像是两报一刊社论。不仅很有煽动性，似乎也很有见识。“夏雨航，你确实是个反动透顶的家伙。你仇恨共产党，仇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你回来就是为搞破坏的。就凭这，你还不认罪吗？”
“我认罪。”对方终于开了口，语气之平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在这样的平静面前，王征反倒没词了。“我的罪行是不该把第一株橡胶苗带进大陆，更不该砍掉原始森林，种下这一片片橡胶林……”
“老反革命，难道我们的经济建设就不需要橡胶吗？”
“需要的。但是人类更需要原始森林……不光人类，还有动物……”
“不开垦原始森林哪儿来的橡胶？飞机用什么起飞？汽车用什么奔跑？就连你脚底下的鞋子也离不开橡胶！”王征更加激动了。她没想到，绝对没想到，一个看押中的囚犯，竟敢在自己的批斗会上讲这些话。
“橡胶已经能够被人工合成。我们发展橡胶事业主要应该走人工合成的路，而原始森林砍一片就会少一片，是任何东西也替代不了的。毁林种胶，必须适可而止！人类生存的环境，不能没有原始森林……”
“你这个卖国求荣的美蒋特务……”
“我是爱国的，就因为爱国才来到了这里。在这一点上，我问心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