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没想到此时此刻，一个被监外执行的犯人，竟敢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我知道，仅用“爱国”一词，已无法解释深植在夏雨航身上的那种特有的科学精神，也不足以解释那种对原始森林至死不渝的眷恋。
“科学精神的实质，就是为了真理而不惜牺牲一切……”几个人跑到台上，一齐扭住了他的双臂，全场一片混乱。“……不管你们判我什么罪我都要说，人类在发展中堕落，在科学中愚昧，在叛逆自然中自掘坟墓。忤逆自然的人们将不会在大自然中寿终正寝！”
天晓得这些话带给我们多大的震撼！只在分秒之间，我看到杨铁骏抬起的手又落下了。这些年来，我第一次看见了一个真正的人，一个为了全人类而自动扛起十字架的战士。我一半惊异一半感动地听着、看着，我看见在这死寂中的一种力量，仿佛竞技场上一场真正的较量。他让我知道，做人是有高度的。我虽然达不到那种境界，但我景仰他。
“我的话不是法律。凡被我诅咒的人，一辈子也休想得到上帝的赦免！”
这钢铁般硬的几句话，把所有的人都吓呆了。接着便是一顿暴打。在“扑扑”的钝响声中，夏雨航终于沉默了。这场打持续了十几分钟，直到老尹站起来发言时才停止。我以为批判会到此结束了，也该结束了，可是却没有。史丹华一个箭步跳到了台前。
“夏雨航，你的反动思想跟哪个臭味相同的人讲过？”
“我是个监外执行的犯人，从不与任何人讲话。所有的想法，都写在我的书稿里了。我的思想是公开的。”他舔了舔嘴角上的鲜血，平静地说道。现在，我不用害怕了。他用他那羸弱之躯，保护了我。我闭上眼睛，在一片混沌懵懂中想到，我把一个孩子的真诚献给了他，而他回赠给我的，是一团火，一团助我燃烧的火焰。他不仅爱祖国，爱人民，更爱世界，爱人类，爱众生。尽管他来自海外，对国内的很多情况不甚了解，但他具有最特殊的心理素质。那心火，使他不狂妄、不屈服，在自己神秘的内心世界里，体味着那与生俱来的、他人无法理解的深沉感受。
而史丹华决不因此善罢甘休，立刻点了名。“柳春芽，你说，你必须对组织坦白交代，老反革命分子夏雨航对你都说过些什么？”
我无法再沉默下去，也把语气改硬。“史丹华，你能不能就代表组织？”
她怔了一下：“我代表革命群众。”
“好，不管你代表谁我都可以在这里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不认识夏雨航，更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你还敢不老实？会餐时提出的问题就是证据！谁告诉你这第一棵橡胶苗是华侨带进来的？”姓史的几步跨到我面前，眼里打着闪，口中响着雷。“不管承认不承认，你们都是一丘之貉。就连营长都说，你这小鬼提的问题有来历呢。”
我坚决应战，也立起来，大声喊道：“告诉你，史丹华，我三天前才从北京到了西双版纳。要想整人，你们也得拿出点够得上格的材料来才行。我是问过，这第一株胶苗是华侨带进来的，还是战士们自己研制的。我不过是提了个问题，并没下结论，何罪之有？文革以前的杂志上就有过这方面的记载。”
“我看过！”老胖子大吼一声，从天而降。威风凛凛，仿佛一堵墙似的，站到了台上。“这话绝对没错，就是一位爱国华侨把这第一棵胶苗带进了大陆。那时候封锁得很紧，人家是冒着生命危险干这种事的。现在，橡胶成林了，开割了，出胶了，倒打一耙想不认账了，可能吗？”没人敢再应战，就连史丹华也拉秧了。她咬上了牙。
“谁也不许再转移斗争大方向。现在，我们给反革命分子夏雨航照相。”黄寅聪站起来说。他是四连的副指导员，这类会议本该由他主持。
“什么叫照相？”我又是不过脑子，脱口而出。
“照相，就是让反革命分子示众。”说罢，他强迫夏雨航抬起头来，我第一次对他产生了反感。“你还想说些什么？反革命、臭犯人！”不过，他没再动手，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骂道。
“我是森林里的一棵树。”
犯人只说了这一句话，便再次低下了头。这简直是一句禅语。一个真正具有文化精神的人，才能发出如此深沉的感叹。他像树一样，牢牢地守住了森林的一角，静静地等待历史返还公道。
接下来，又是一个个的发言。我甚至不敢再多看一眼夏雨航那骨瘦如柴的形象，那种对于理想的执着追求，对于苦难的隐忍，对于美好生活的真正向往……我甚至模模糊糊地觉得，他是一个人在面对整个世界。确切地说，不是大家在给他照相，而是他在给大家照相。然后，他再也不讲话，目不转睛，像一块受尽磨难的石头，只剩下麻木。不管你如何玷污他，丑化他，羞辱他，他都不讲话，也绝不申辩。他抬起头，睁着眼，表情很平静，目光很坦然。嘴角上淌着血，一直在往下淌，脸上却没有丝毫痛苦，更没有惧怕，只有无奈和悲哀。
这是一个在西方长大，在中国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应当有资格拥有最好的条件去搞研究，其成果，应当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可现在他无缘得到这些。他走在一条布满荆棘的路上。只有一个空灵的声音，在西双版纳红色的土地上、在原始森林幽深的长风中永恒地回荡--古来圣贤皆寂寞。夏雨航不一定是圣贤，但他的确很寂寞。他有一个别人永远无法了解的内心世界，他也永远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我相信，那肯定是一个与现实完全相反的天地。可是谁又能真正理解他呢？
批斗会一直开到晚上十点才结束。他是如何回营部的，我不知道。
带着头天晚上的余悸与愤怒，开始了我这一辈子最漫长，最艰苦，也最危险的劳动生涯。这五年多的劳动改造，仅用“艰苦”二字是难以概括的。现在回想起来，最深刻的感觉只有两个字--可怕。真的，当身心正在成长中的我们，经过一场从精神到肉体的紧张劳作后，发现我们过的每一天日子都那么漫长，面临的每一个困难，都像刀山火海那样令人发怵的时候，该是什么心情呢？
兵团严格按部队建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我们这支没有番号的部队，不可能是流水，全是铁打的。连长老金是随部队南下的军人，建立地方政权时，转业到地方；成立农场时，又到了农场。一九六九年农场改组成生产建设兵团，他便成了我们的连长。他家属全在山西，而且全是农业户口。即使当农民，老金也不愿把家属转到兵团来。因此，人们背后常说，他总有一天是要回山西的，金连长是第一个“飞鸽牌”。老金也不装假，总说他们老家是个好地方，在黄河边上，有吃不完的大鲤鱼，更有明显的四季，春天是春天，冬天是冬天，不像这里，除了苦热就是苦雨。他的身份确实有些特殊，没有军人那种雷厉风行、慷慨激昂的风度；也没有农民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那种闲适和满足。他，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式的军人，一口又绵又软的山西话，说起来一点儿也不威风。可管起我们来，仍然丁是丁，卯是卯，就像带兵一样。这些天，他天天都来我们屋里转转，看缺什么不缺，问想家了没有。有一次，他问我爹是不是个农民，要不，为啥管我叫芽呢？我老老实实地说，我爹是个资本家。一辈子没种过地，做买卖在行，种庄稼可能还不如我。他却说，当资本家说明他聪明能干，那钱肯定是来之不易的。只有农民才会对四季，对农时，对生根发芽感兴趣。他们村就有好几个叫芽的小姑娘呢。所以，他判断我爹是农民出身。
“小柳，甚叫‘掉点儿了’？”
我猛然一惊。这肯定是我的原话，这种特征，别人是编不出来的。
“您这是什么意思？”
“没旁的意思，就是觉得很好听。”
“您跟踪过我？”
“傻丫头，我为甚要跟踪你？昨天，我亲耳听你讲的。一边喊：‘掉点儿啦，掉点儿啦，’一边往屋里收衣服。”
“啊，原来是这样。告诉您吧，这是北京土话，意思是下雨啦。北京这类土话很多，早已汇编成册，我送您一本好不好？”言尽于此，我终于松下一口气来。这些细节本身，就让人倍感亲切。
指导员是现役军人，姓尹。一天到晚，帽徽、领章不离身，俨然一副军人作派。据说：他在部队就是指导员了。野战军云南兵，却没打过仗，自然没有战争的经验，可在我们眼中仍然很威武。他全家都在云南山区。论资格，家属本来是没有随军条件的。可他一进兵团，便把家属带进四连，还农转了非。有人说，这是不正之风，指导员有私心杂念。我倒觉得，这真真是指导员的可爱之处，谁又没有私心杂念呢？他爱亲人，又不损公肥私，说到底，能坏到哪儿去？当然了，这是我的标准。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我反倒有些沾沾自喜。人家一个贫下中农、军属，像进城一样进了我们兵团，我还有啥好说的？
第一天干活儿，连长就把我们二十个人全分到班里。王征、东蔚分在一排一班，我、钱福禄、沈虹分在二排一班，海曦、莎莎分在三排一班。干的活儿可全一样，都是上山挖穴。扛着锄头的我们，就像当兵的扛上武器，精神抖擞地上了山。一口气爬了十来里山路，还没到目的地呢，我就已经气喘吁吁，再也抬不动腿了。正在这时，王征从下面赶了上来，抢过我手里的锄头，扭头便走。我有些感动，更有许多的困惑，这是不是很像电影里的镜头？
“你怎么啦？哪儿不舒服？”正纳闷呢，一个背着药箱的上海知青朝我走来，他叫周孟雄，是四连的卫生员。此刻，我绝对说不清自己哪儿不舒服，头昏恶心，最主要的是心跳过速，耳朵还响个不停。随即，他给我量血压、听心脏，听完心脏后，再量血压。最后，还拿出一片药来，非让我马上吃掉不可。“吃下去，你很快就舒服了。”他命令我，我只得照办了。他又随手递过一根东西来。“把这也吃了。”我又照办了。渐渐地，我的感觉舒服多了。
“这是什么？怎么这么好吃？”现在我不得不信服他了。
“这是野芭蕉心，没见过吧？你刚才的感觉，是一种典型的高原反应。”
一旦不反应了，我对一切便都来了兴趣。别人都不反应，为啥偏我反应呢？
“你本来就心率过速嘛。”
天哪，我真是一点也不懂了！这玩笑开得也忒大了。来云南之前，做了那么多检查，都没查出毛病来，为什么头一天上山，就心率过速呢？若早过速，我何必还上山下乡呢？
“这很好解释呀。这里是云贵高原的一部分，海拔很高，山上海拔就更高。你学过地理吗？”他大手一挥，像老师考学生似的问我。
“这和地理有关系吗？”
“当然有了。既然海拔高，空气自然就稀薄，人自然就难受。现在感觉如何？”我得承认他的药管用，现在我没反应了。
“可我能天天吃你的药吗？”
“像这样爬山，连续爬上一个礼拜，我保你适应。”
“要是不适应呢？”我觉得他是在糊弄我。如果是高山反应，它会一直反应到底的。山是山，我是我，谁也不可能就合谁。
“那就是你的不幸了。作为医生，我会对你负责的；作为病人，你应该有乐观奋斗的精神。”
我点点头。现在，我的感觉确实很好，头不晕，腿不沉，心跳正常。于是，我们又一块儿朝山上走去。
当我们爬到山顶时，人们早已开始干活儿了。这里是一片坡度较缓的地带，以前是原始森林。冬天开荒，春天烧坝，此时，已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就等我们来挖梯田，种橡胶了。四连方圆数十里，早已经没有原始森林可砍，要想再种橡胶，非得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才行。海拔太高的地方，不适合橡胶生长。砍了偌多原始森林，最终，也只能种些短期作物。我想起了夏雨航的话，这话不好听，可它没准儿就是真理呢！
班长张明昆看见我来了，立刻教我干活儿。先挖梯田，后挖穴。穴是否合格，得排长拿架子来量。能装下这架子的，算合格，否则重来。班长是个农村青年，基本上没念过什么书。讲起话来，却文质彬彬，而且从不带脏字。和我们知青一口一个“他妈的”，倒反有一比。
“一人一天得挖几个穴？”我小心翼翼地问。
“十五个。”班长严肃地回答。
“十几个？”我以为听错了数字。
“十五个。”
我粗略估算了一下，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每两个穴之间有三公尺梯田。这就是说，一天要挖四十五公尺梯田，外加十五个见棱见角的穴，才算完成任务？这怎么可能呢？人又不是神仙。
“吹牛呢吧？”我颇不服气地问他。
“谁吹牛？排长卢培良一天挖过五十个，全连最高记录！”
我更觉得是吹牛了。吹大牛谁不会？可活儿不是吹出来的，农业学大寨不是侃出来的！张明昆不再与我争论，就这样干了起来。基本上是他干，我看着。他把一块一块土挖出来，我再一点一点敲碎向后移。就算这样，我仍感到很累，仍跟不上他的速度。没挖多少，碰上个老树根，张明昆弄来弄去玩儿不转。
“你先歇会儿。”说罢，班长走了。汗水已经把衣服湿透，他却让我先歇着。直到这会儿，我才体会出班长厚道的本性来。
几分钟后，排长来了。他是全连的大力士，站在那里颇像一座黑铁塔。仔细看时，更像一个还没进化到位的中国猿人。眼睛特大，额头极窄，说话细声细气，除了干活儿再也不会别的。可他能把样样活计都做得很好，你不服气还真不行。最可贵的是：他干活儿不惜力气，还总说“出劲长劲”。谁有困难，他都帮忙，居然和我拿一样多的工资！这样的平均主义，连我都觉得不公平。排长没话，来了就干。他和班长一块儿挖，你一锄我一锄，配合得十分默契。看他们干活儿，很像是看开足了马力的机器在工作。不到一个小时，终于把树根刨了出来。树根底下，是个一米多深的黑洞。
“不是打鼓的不能作曲。”班长说，我又听不明白了。
“此话怎讲？”
“早晚，你们都得这么干，定额人人都得完成，人家王征已经能完成定额了。分配时，各班都抢着要她，老金偏把你们三个分给我。我是党员，没说的，服从组织决定。”
班长说时瞅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充满了轻蔑。为了接收我们三个等外品，他拿出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立马不言声了。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而现在，炼这真金的火不是别的，而是完成任务。完不成任务的人，你还能说啥？
“你们都是知识青年。啥叫知识？知识就是能叫你吃饱肚子的本事。学了一肚子知识，连一粒粮食都种不出来，这叫狗屁知识。”
在班长的真理面前，我确实无话好说。我连一个坑都挖不出来，全班最后能否完成任务，是要按人头来计算的。我算一个人，却干不了一个人的活儿，难怪班长不乐意要我们了。
休息之前，排长已经完成了全部定额。他的记录不是吹牛，是干出来的。十五个方方正正的穴，摆在那里，不由得你不信啊。临走时，丢下一句话，叫“千军万马齐上阵，打响今年第一炮。”说罢，他扭头便走，扬长而去，绝不和我们罗嗦。没想到，他，一个尚未进化到位的中国猿人，居然能说出这么一句文绉绉的话来。这很可能是抄来的标语口号。兵团这类话很多，但只要是他说出来的，自然就成了他的话。也只有他这种人，才配说这样的话。这样的话，也只有他说出来才最响亮。正在这时，连长吹哨休息。所有的人都坐下了，只有王征不休息，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还不见她停下。
“王征，休息了，这边凉快。”她不停下，老金也坐不住。
“真是个好苗子啊，只可惜分到了一排。”班长有感而发，说的全是心里话。在北京，大伙管这叫“最后一锄头精神”，对此都很反感。没想到王征把这精神搬到云南来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所有的人都觉得她干得最卖劲，是坚持到最后一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