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息时，班长主动给我砍了好多芭蕉心。我知道这东西好吃解渴，莎莎她们都带了水，我没带。莎莎让我喝她的水，我非叫她尝尝芭蕉心不可。尝过之后，她们谁都不再喝水，只管吃芭蕉心了。我问班长，什么叫“火烧芭蕉心不死”呢？这是一句俗话，在北京时就听说了。班长告诉我，每年烧荒时，连参天大树都能烧死，只有这芭蕉心烧不死。
“为什么？”我舔了舔嘴唇再问，显得十分谦虚。
“因为它生命力旺盛，随便一长，又是一蓬茂绿的芭蕉。”副班长回答了我。
转眼之间，班长又随手扔给我好几根木柴样的东西，并告诉我这叫木薯，也是山里长的，而且长在地下。这里原本是一片光秃秃的山，只几分钟工夫，他竟找来了这么多东西，简直就像变戏法！班长还说，这东西吃多了醉人。在他们老家，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常用它来接短。烧烧就吃，保证饿不死。张明昆是农场招移民时来这里的。没文化有经验，一点不木非常可爱。关于西双版纳的事情，他知道的，绝不比李忠实少。但有些口吃，仿佛说话比他干活儿还要费劲些。他从不叫我名字，只一哼，便知道是在叫我。正如他所说，就是在这片烧光了原始森林的土地上，仍有吃不尽，喝不完的东西，一片多么富饶的土地啊！
这天一直干到太阳下山，我们才收工。缅坡山的景色是美丽的，落日下的大山则更美。那里仍然有一大片尚未砍尽的原始森林，还有林间的泉水。几乎每一滴水，都是清澈甜凉的。几十道小巧活泼的彩云，一块儿向我们飘来，仿佛离我们很近。这彩云的颜色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它美丽得令我们头昏目眩，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对于一个城里长大的人来说，这就是大自然的神赐了。我们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景色呢？只有在西双版纳，才会有如此美妙的黄昏。我被这气息笼罩着，全部身心都感到了轻松和安恬，仿佛进入了神话世界，仿佛自己就是这神话世界中的一个精灵，这感觉真是好极了。
第一天收工后，我们便全都瘫倒在床上，一动也不动了。但是我很快就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刚刚开始。一连干了好几天，没请假，居然咬牙挺过来了，连我自己都难以相信。一个礼拜后，我的成绩是，每天可以挖八个穴，连班长都说我干得不赖呢。老胖子说，我们来云南，等于林冲发配沧州城。我呢，是自己要来的，不敢自比林冲，倒也不在乎种种的艰难困苦。说夸张点，既然是发配，我便视死如归了。当然，除了干活儿之外，我还了解了更多的情况，还认识了文天养和他的妻子韩淑美。
老韩长得眉清目秀，小巧玲珑。小而圆的嘴，嘴角紧抿着，像有无数话要说、却又咬着不说似的。我第一次见她是在澡房。我提着水桶去洗澡，老韩也在洗。我冲她一笑，她没明白。我又冲她一笑，她才发现我是和她打招呼，却仍不说什么。我把自己桶里的热水倒进她的桶里，她刚要拒绝，我又甜甜地一笑，她眼圈红了。极快地，洗完澡出去了，却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甚至连个表情都没给我。一个阴影，沉重地笼罩在我心上。不管别人说她什么，女特务、女妖精，甚至是女流氓，我都觉得她是个好人。
认识老文是在山上。他来我们排规划土地，临走时把自己的锄头留给了我，却把我的锄头带走了。我以为他拿错了，刚要说点什么，被他的一个眼神给止住了，我顿时明白过来。整个下午干得都特别顺手，仿佛有谁帮着似的。至此，我终于明白了“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
挖穴后，开始整理短期作物。第一次下水田，连长就把我和老文分在一起。一个最弱的和一个最强的搭配在一起，这才不至于拖了全连的后腿。老文姓文叫天养，从小成了孤儿，靠天长大，故名“天养”。他的经历和老金类似。可不知为什么，级别比老金高；也不知为什么，文革中竟成了走资派。
“这里有‘稻薅九，饿死狗’的说法，是啥意思？”我已经累得实在受不了了，只能用聊天这一种方式，才能使老文停下几分钟。“是说杂草越多越好吗？”
“傻丫头，”老文抬头一笑，露出了一排雪白的牙齿，像个黑人兄弟。“哪儿有杂草越多越好的？它跟稻子争肥力，一块儿长。你们北方有句话叫：‘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这么说吧，田里拔杂草的遍数多，一方面，能把杂草清除干净；另一方面，还能踩田。把杂草踩到底下当肥料，就等于是上粪了。”
“这样一年到头，你可就总得泡在水田里了。”我首先想到的是，泡在水田里，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这里虽然种任何庄稼都不上化肥，然而，在水田里泡久了，仍会皮肤过敏。一干活儿腿上就痒，有时简直奇痒难熬。用手轻轻一挠，便是一层小水疱。再加上水土不服，满身风疹，那滋味真是苦不堪言。
“水稻连就是这样的。有个新建连，连长和指导员都是知青，谁也没种过庄稼，可他们种庄稼的热情却高得很，闲着没事，总在田里踩来踩去。把草拔了一遍又一遍，把个稻田踩得溜光水滑，像马路一样。收割时，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一颗庄稼也没有了。草是没了，苗也没了。远远望去，只剩下光秃秃的一片田地了……”
我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仿佛小时候听人家讲故事那样。这样的休息是短暂的，不一会儿，我们又干了起来。令我惊奇的不仅是老文这个人的幽默，更是他讲话时的神态。他是广东人，却能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话。顿时，我对老文产生了亲近感，怎么看他都不像走资派。可走资派究竟应该是个啥模样呢？我说不清；他为什么会讲北京话呢？我也说不清。
薅草之后是割稻。在西双版纳每年可以收获三季，连里因为人手少，所以只种两季，保证自给有余。稻一割完，就该上山种胶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用最原始的方法播种收割。稻子割下来，全靠人来打，连台最简单的脱粒机都没有。要想提高效率，全靠人来拼命。
第一天割稻，连长又把我和老文分在一起。现在，我可知道他为什么是走资派了。
文革一开始，先是把韩淑美揪了出来，非说她是化成美女的毒蛇，是腐蚀拉拢革命干部的糖衣炮弹。而老文硬是不买这个账。他说，要么是糖，要么就是炮弹。人家问他：“你老婆是糖还是炮弹？”他说：“老婆就是老婆，是孩儿他娘呗。”一句话，便惹恼了革命群众，立即把老文也揪了出来。猛火烧，细筛子过，越批问题越复杂，越挖思想越反动。甚至，他还说过开荒种胶应适可而止的话，简直和老反革命分子夏雨航一个腔调。清理阶级队伍时，又清出个姐姐来，解放前夕逃往台湾。这一下可不得了了，老文无论如何也交代不清他姐姐这点事。几个回合下来，他便从一个有错误的当权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混入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斗来斗去，就被下放到我们四连，劳动改造。直到六九年我们来云南时，他还没解放。他和另一个因为曾经当过“炮派”头头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张吉安，成为四连里的两个阶级敌人。
本来，他和李忠实一块儿参军，一块儿入党，而且在一个部队，又同时随部队一块儿转业到地方。一个当场长，一个当书记；一个能干，一个会说，是绝好的搭档。可自从老文出事后，他俩就成了势不两立的仇人。原本老文是因老婆而获罪的，一九六八年上山下乡时，倒先给老韩落实政策，恢复了她的知青身份。而老文的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始终是我们大家的敌人。据说来四连后，因为老文是只“死老虎”，所以，每次开批斗会时，除了上台撅着，倒也没受啥大罪。再加上老文是个干惯了活儿、很懂生产的领导干部，常能给连里领导出些好主意。所以，四连的生产成绩，在全团都能叫响。
有一天，我亲眼看见老文练哑铃。双手平端哑铃，连续做了几十次扩胸运动，这令我吃惊不小。我认为：这里的劳动改造，是赛过所有体育锻炼的。每天往返爬几十里山路，挖四十五公尺梯田，再加上十五个见棱见角的穴。这一天出了多少力，做了多少功，是无法计算的。这样干过一天后，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不疼的。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练什么？哪儿还有劲再练呢？其实，老文比我们任何人干得都要辛苦。他不但要完成自己的定额，还得经常去刨那些老树根。谁都可以支使他，最难的地段，准是他和张吉安的。他俩毫无怨言，一天到晚，只知默默干活儿。在一片没有路的地方跋涉，披荆斩棘地开出一条路来。这条路，是那样的艰难坎坷而又曲折漫长。他敢在最陡峭的山崖上，走来走去；他敢在密不透风的高草灌木中，钻来钻去；他敢在飞瀑直下的湍急河流中，游来游去……那得有多么坚强的毅力和多么顽强的勇气啊！从此以后，我经常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看他锻练。有时练双杠，有时练哑铃。只要有人打球，他必到现场。不见得每次都能摸上球，可他总是看得很开心，看别人进球，就像自己进球一样。人手不够让他打，他上场就打。在球场上，非常活跃，非常投入，投篮也很准。
刚开始割稻，我觉得还可以，老文教我打“腰”后，便干了起来。他把五拢，我把三拢。可没一会儿，我就跟不上了，而且越干越累。虽然没人看着，他不休息，我也没法休息。老文的速度极快，常常是割到头了，再掉转身来接我。我当然明白，他是一个人干着两个人的活儿。
“我们歇会儿吧？”我龇牙咧嘴地求他。别人早已休息过了，只有我们两个，还在跑前跑后，忙个不停。
“你先歇着。”老文头也不抬，手里仍在飞快地动着。也许，是受到一种情绪的感染吧，我没坐下，反而又干了起来。“你休息去。”他命令我。
“你不休息，别人怎么休息？”
对老文这个人，我无法说清什么。但对他这样的干法，我确实有意见。再这样拼下去，我都快累死了，他知道不知道？可我知道，我再不懂事，也不能一个人坐下的。就这样，在我的苦苦要求下，他终于坐了下来。
“我忘了告诉你，干活儿时，没必要跟我比。”他睁着一双睿智的眼睛，很和善地看着我。
“您就不累吗？”我又觉得无法理解了。
“我惯了。”我总觉得老文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特殊到叫别人理解不了的程度。
“您不觉得亏吗？”一旦缓过劲来，我来神了。
“亏什么？”他反倒不解。对老文这种人，我得讲些最浅显的道理。
“我啥都不会做。这一片地，几乎是您一个人干下的，这就叫亏。”这么说时，我很谦虚，绝对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服气。
“可你学得很快呀。”他居然笑了。从来没见这人笑过，笑起来很好看，没想到他还有笑的神经。
“我只干了一小点，指导员却跑来表扬我。您已经干了那么多，他连个屁都不会放。要是我啊，肯定不答应，这多不公平啊！”当着真人不说假话，这确实不公平。
“让他表扬我？说我个走资派，活儿干得不赖？”老文好像更高兴了，他“呵呵”笑着。音量不大，但在咬文吐字时，丹田运了气，话语中便有种清晰的硬度了。我忘记他是走资派了。可若不是走资派，此刻应该是个什么情景呢？无论如何，也不会和我在一块儿干活儿吧？“可我最喜欢跟你在一块儿干活儿了。这比喝茶有意思，比开会有意思，比训话更有意思。能像现在这样聊聊天，说说心里话，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享受了。如果咱俩换个角色，你会怎么办？”
“说真的还是说假的？”
“随你。”
“说假的嘛，我就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漂亮话谁不会说？说真的，我就说您太傻！凭什么他们敢那样对待您？凭什么受到那样的对待之后，您还痴心不改呢？”老文顿时愣住了，绝没料到我会如此爽快。
“我可以不解释吗？”他面带歉意地问我，仿佛恳求我原谅似的。
“不可以。”我坚决拒绝了他。
“你是个勇敢的孩子，而且为人善良热情。我喜欢跟你一块儿干活儿，一块儿聊天，咱们这叫互相帮助。用你们北京人的话讲，这不结了？”我没料到老文的道理竟如此简单。我们谈得越深入，他好像就越开心似的。
“你结我可不结。你喜欢咱们四连吗？”
“喜欢。”
“可它没有营部条件好呀！”
“那也喜欢。”
“可您也喜欢一直这么生活下去吗？如果被他们整死了，到死都不得平反，您甘心吗？”
“哪儿能甘心呢？好人就是好人。好人若得不到好报，不就等于乾坤颠倒了吗？”
“可乾坤早就颠倒了。这年头，好人往往是得不到好报的！”
“可你仍得使好心眼儿。天下万物，总有个道管着世界，管着人，管着五谷杂粮。背道而驰，绝无好下场。毛主席早就讲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了。”
“可我问的是你自己呀！作人总应该奋斗一下，争取一回吧？就算不为自己想，您也该为芸芸想想啊！您当一天走资派，她就是一天狗崽子。什么时候您不是走资派了，什么时候她才能和别的小孩一样。连这点道理您都不懂？”我现身说法地讲着。因为我也是狗崽子，所以在这方面，体会颇深。
“我怎么奋斗，怎么争取？能做到的，就是问心无愧。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农场，可就是对不起老婆孩子。”
大智若愚，大勇若怯，我想这就是老文了。再干活儿时，手更不听使唤了。就像闹着玩儿似的，我一刀下去，正好割在自己的小腿上，立刻血流如注。一见血，我吓哭了。从小就有恐血症，更何况是自己身上流的血呢？老文连忙跑过来，抓了把草，嚼了嚼，用力贴在血流处。片刻，血就不流了。
“回去吧，叫小周看看，一定得上点药，不然，会感染的。”他口气很温和，目光也很慈祥。
“您不是说这草止血吗？”
“你们北京丫皮肤娇嫩。万一感染了，我可负不起这么大责任。抓我一个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又一条罪名，我说不清楚。”他语气还是这么诙谐幽默，我只好走了。不能真让老文把我搀回去呀。
最近以来，老有一种十分神秘的感觉，使我无法对任何人启齿。就在一切就绪，了解了这里的全部情况之后，我突然对钱福禄桌上的主席像有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就像罪犯害怕法官，小偷躲着警察一样。那白色的石膏像犹如施了魔法，只要一躺下来，就觉得他老人家在看着我。无论我躺成什么角度，这双眼睛都会转向我，批评我，并且洞穿我。有时，我会忘记自己是睡着，还是醒着，不管我在什么状态下，即使蒙上被子，也逃不掉这双眼睛的袭击。他随时都可能从箱子上走下来，揭穿我。我同情反革命分子张吉安，亲近走资派文天养，甚至还把夏雨航的思想当成了真理，岂不是和他老人家的谆谆教导背道而驰吗？这么想时，我对自己突然害怕起来，我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我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倘若这种感觉被别人拆穿了，我不进监狱，那精神病院里就得多个疯子。我躲在蚊帐里想辙，由头朝北，改成了头朝南，情况好些。他老人家不再目光如炬地盯着我了。
沈虹却提出了异议。她说，我们都是头朝主席像，你怎么敢脚对着主席像呢？后面的话她没说，但其中的分量我自然体会。钱福禄则说，你每天二十四小时都生活在他老人家的亲切注视下，是不是太幸福了？就这样，我只好又改了回来。而那整个黄昏，我如同中了魔咒似的，不能自己。从此后，我对沈虹十分反感，觉得这是个憋了一肚子坏水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