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说，科举制兴起后，师道就亡了。每次科考，都能批量产生一堆恩师和门生的关系。的确许多“师生”关系徒有其名，实质上不过是一种应酬的对象和攀援的途径罢了。但苏轼与欧阳修虽也由科举成就，性质却截然不同。他们是中国文人心目中最理想的师生，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而且是相知、默契的友人。奖掖和推崇不难，难的是被奖掖的名副其实，被推崇的不负众望。
竹溪花浦曾同醉——虞美人(波声拍枕长淮晓)
波声拍枕长淮晓，隙月窥人小。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
竹溪花浦曾同醉，酒味多于泪。谁教风鉴在尘埃？酝造一场烦恼、送人来！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十一月，东坡到高邮与秦观相会，秦观(字少游)一直把他送过淮河才依依作别。秦少游有词：“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但相见急、别离久，谁又能轻易割舍，等待下一次相会？
东坡与少游，是宗师与门生，是诗友也是知己，秦观还是传说中的苏小妹的情郎。“苏门四学士”中，东坡最得意的便是这位“有屈、宋之才”的秦少游。
秦观乃“古之伤心人”，写的词都像在泪水中浸泡过一样，揪心的愁恨从心底源源不断地流出，“便做春江多少泪，流不尽，许多愁”。东坡或许受其感染，这阕《虞美人》也凄恻婉转得令人心碎。
苏轼的成名，得助于文坛前辈欧阳修的提携，若无醉翁“让此人一头地”的名人效应，东坡或许还要多等几年才能被流俗“发现”。自古而今，文脉不绝的秘密就在于薪火相传，庄子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一旦苏轼登上文坛盟主的位子，他便将自己曾得过的礼遇施于后进。
众星拱月乃天然之理，释迦牟尼有十大弟子，孔夫子有七十二贤人，苏轼也就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四人日后都名满天下，黄庭坚还开创了江西诗派，得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但他们在人微名贱时，却是苏轼慧眼识英，将他们从无名之辈中拣选出来。苏轼自己说：“四学士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
晁补之最早拜入苏门。补之知苏轼之名，读苏轼之书时，年仅十五岁。十七岁时，晁补之随父亲晁端友赴任杭州新城令，持记述钱塘风物的《七述》一文拜谒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苏轼赞道：“吾可以搁笔矣。”晁补之曾为苏轼“不谐音律”的新词辩护，称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苏轼早在杭州任上时就见过黄庭坚的诗文，并击节赞赏。六年后，黄庭坚投寄书信和赠诗给苏轼。再九年后，两人才终于见到第一面。此前的十五年里，两人相知相慕、心神两契，诗词唱和多达百篇。后人观此方知，以文会友并非虚言。
张耒因苏辙结识东坡，拜入师门后终身秉持苏轼的文章之道。苏轼、苏辙兄弟和其他苏门学士相继亡故后，张耒独守师道，惨淡坚持。南宋高宗即位后，给苏轼等人平反，赠张耒集英殿修撰，诰词说：“四人以文采风流为一时冠，学者欣慕之及继述之。”
说起苏轼与他们每个人的相遇相知，都是一段佳话。但最具传奇色彩的，还是苏轼与秦观的结缘。
两人未相识时，秦观得知苏轼将经过扬州，于是模仿苏轼的笔迹和文风在一山寺中题诗。苏轼来了之后，大吃一惊，竟然辨不出和自己的“真迹”有何区别。后来见到孙莘老，后者拿出秦观的数十篇诗词向苏轼推荐，苏轼读过之后才恍然大悟，意识到之前那个题字的“多事少年”是秦观。
秦观少年豪俊，壮志凌云，攻读兵书，一心征战沙场，自信满满地认为“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一个才致高蹈，一个年少风流，苏、秦交游自然留下不少典故。
苏轼填词总是暗中与柳永较高下。一次秦观入京见苏轼，苏轼批评他：“不意别后，你却学柳永作词。”秦辩称：“我虽无识，也不至于如此。”苏轼只好念出秦观新词中“销魂当此际”一句，秦观方默然不答。
后人则附会了更多的典故，如苏小妹的故事。苏轼并无妹妹，冯梦龙却在《三言二拍》中有鼻子有眼地“记载”了《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说苏小妹“比文招亲”，秦少游过关斩将……
故事之所以吸引人，往往是因现实的艰难苦涩。“竹溪花浦曾同醉”当然是有的，“人人尽道断肠初。那堪肠已无”却是秦观更深的感触。秦观37岁才中进士，43岁才谋得秘书省正字一职。与苏轼的交往并未给秦观带来多少好运，他反被苏轼的厄运连累。苏轼被流放岭南时，秦观即被当做“余官之首”遭受迫害。
秦观有苏轼的风流，无苏轼的达观，遭贬后满纸都是“乡梦断，旅魂孤”、“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绝望消沉之际，他自作挽词，为即将结束的生命提前哀悼。
苏轼到雷州半岛时，遇到了已先贬至此的秦观。秦观告诉苏轼其他三位苏门学士的下落：“起初，朝廷起复张耒为黄州判官，今又移知兖州；晁补之本为信州监酒税，今又迁为史部郎中兼国史院编修；黄庭坚不赴鄂州监税，畅游眉山去了。”昔日的雅集盛会，而今已被雨打风吹散。苏轼感叹：“我今已老矣，不知能否与他们相见。”
不幸中的万幸，苏轼与秦观在天涯尽头还相见一场。那天晚上，天降滂沱大雨，苏轼作《雨夜宿净行院》诗：“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渺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
苏轼得知秦观自作挽词时已有不祥预感，但他没有料到的是，少游的凄凉竟来得如此急迫。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哲宗驾崩，迁臣多被召回，苏轼和秦观都在列。当年五月秦观行至滕州，出游光华亭，索水欲饮，水至，笑视而卒。这位命运多舛的才子，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终于看破了生死大限。
苏东坡听闻秦观死讯，“两日为之食不下”，叹云：“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他自会想到“竹溪花浦曾同醉”，也应记起“静无灯火照凄凉”。朋友就像上天随意撒下的礼物，你不知道何时会被派来，也不知道何时会被收去。当朋友到来时，你满心欢喜；当他离去时，你怅然若失；当他一去万里不复返时，你无可奈何。
诗人相得古来稀——八声甘州·寄参寥子(有情风万里卷潮来)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1]。
记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2]。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参寥即僧道潜，是与苏轼同时代的著名诗僧。顾名思义，诗僧即能诗的僧人。根据唐人刘禹锡的观察，诗僧多出于人杰地灵的江东地区，参寥也不例外。他的家乡在于潜，今天的浙江境内。诗僧之诗与俗士之诗有所不同，正如白居易《题道宗上人十韵诗序》所说：“文为人作，为法作，为方便智作，为解脱性作，不为诗而作也。”
东坡在徐州任上与参寥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结为莫逆之交。参寥以精深的道义和清新的文笔为东坡所推崇，称之为“新诗如玉屑，出语便清警”。东坡贬谪黄州，参寥不远千里赶去，在东坡贫蹇的家中住了一年光景。东坡离开黄州时，参寥与他同行，两人结伴去游庐山。在这次游庐山期间，或许是与参寥辩论佛法时受了启发，东坡作出了那首颇富禅理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与东坡相比，参寥是真正的闲云野鹤，他在朋友危难时赶来陪伴，在朋友渡过艰难、否极泰来后重又遁迹山林。之后两人依旧诗书往还不断，但参寥却再没能与东坡长时相处。
离开黄州后，东坡本打算寻一处江山静好之地安享晚年，所谓“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但命运偏不遂人愿，它强行将一只脚已踏进田舍的东坡安排进一条官场的顺风快船。
神宗皇帝驾崩，小皇帝继位后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法，主政后全力摈斥新党，起用保守派大臣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人，“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东坡被这股东风吹着扶摇而上，一年之间擢升三次，最后做了四品中书舍人，负责替皇帝草拟诏书。
这等如意事是该弹冠相庆的，但却不合东坡的心愿。在一首诗里，他得了便宜卖乖似的写道：“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畏陵坡。”山坡是马儿的赛道，但东坡这匹马却对旧赛道心生倦意。他想要换一个不需要比赛的地方，悠然来往，没人羡慕也没人嫉恨。面对不得不回归的官场，东坡在给米芾的信里说：“衰病之余，乃始入闹，忧畏而已。”
东坡也许早就料到，自己不能在青烟缭绕的朝堂里撑持太久。因为在京都，繁华富贵背后的真实逻辑其实是钩心斗角。而这正是东坡最不擅长。果然，未过几年，不期然成为“蜀党”领袖的东坡不堪党派交攻，自请外放，再次来到杭州。
东坡相信他前生曾居住在杭州。
有个故事，说某天东坡去游寿星院，一进门觉得所见景物像梦中一样熟悉，他告诉同游者走九十二级便到向忏堂，果真如此。不仅如此，他还把寺院后面的建筑、庭院、树木、山石，向同行人一一描述。
当他任满又一次告别杭州时，依依之情自然满怀。而这一次，还多了一个理由让他难启离程——参寥。东坡在杭州的这几年，参寥恰在这里。这首《八声甘州·寄参寥子》便作于此时。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潮来潮去，人聚人散都有定数，有情、无情只是诗人的妄念。但诗人相得乃世间稀事，东坡对僧友谈妄念也情有可原了。
民国作家里，鲁迅和林语堂都是后人敬慕的人物，林语堂写过《苏东坡传》。一次宴席，鲁迅和林语堂都在场。事后鲁迅在日记中记了一条：“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毕露。”林语堂也有日记：“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一件鸡毛小事，打碎了两个完美形象。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文人相轻自古以来就是陋习，也是魔咒。其缘由古人早已说过：一由相尚殊，一由相习久，一由相越远，一由相形切。正因为相轻是常态，所以相得、相友便是值得浓墨重笔来书写的。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李白、杜甫的交谊让闻一多如此激动：“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东坡与参寥，不需要这样夸张的声势和拔高的意义。他们的交往甚至没想到会被后人记住，默契与得意都在轻薄的书简中悄悄传递，只有极少数典故流传下来，给后人作想象的酵母。
其中一则是苏轼在自己的笔记《东坡志林》中记录的：东坡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参寥携一卷轴来访。卷上有诗一首，其中两句云：“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东坡纳闷，清明改火是习俗，但泉为什么也是新的？参寥答：“在清明节淘井也是习俗。”醒来之后，东坡想，当续成其诗，以记其事。
这种事有什么可记的呢，无非是一个闲梦，两句闲事，再搭上两个闲人。而且这两句参寥在东坡梦中作的诗，算来还应该是东坡作的。但东坡提笔记下这个梦的时候，肯定想到了他第一次读到的参寥的诗句：
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
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
那“与林逋上下”的清绝和天然流露的自由野性，像一滴清露压弯新叶一样，打动了东坡，也为后来的梦种下前因。
[1]忘机：消除机心。《庄子·天地篇》云：“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2]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据《晋书·谢安传》载，谢安东山再起后，时时不忘归隐，但终究还是病逝于西州门。羊昙素为谢所重，谢死后，一次醉中无意走过西州门，觉而大哭而去。词人借这一典故安慰友人：自己一定不会像谢安一样雅志相违，使老友恸哭于西州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