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世忠解除兵权后，过着完会隐退的生活。甚至连过春节时，也谢绝旧部入门看望。他非常憎恶秦桧，每次见面仅拱手问候而已，从不与之亲近，更绝不谈论国事。为了表示自己对远在北方沦陷区的故乡清凉山的怀念，自号清凉居士。他经常骑只骡子在西湖一带游赏流连，看看风景写写诗歌。就这样，韩世忠在消权后，平安地度过了晚年。
每个人都渴望成功，成功之路却充满艰难险阻，因此，当面对失败的时候，一定要正确对待，不要被失败打倒。人生如梦，当你回过头看时就会发现，其实，事业上的不顺，尤其是仕途上的不顺利都不值一提，真正重要的还是人生的快乐。所以，应正确的看待成败得失，坦然的生活。
苏东坡调任密州，修心性且乐在其中。宋神宗熙宁七年秋天，苏东坡由杭州通判调去密州知州。我国自古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北宋时期杭州早已是交通便利、繁华富足的好地方。密州属古鲁地，居处、交通、环境都不如杭州。
东坡说他刚到密州的时候，收成不好，盗贼多、缺粮食，东坡及其家人还时常以菊花、枸杞等野菜作口粮，人们都认为东坡先生过得非常压抑。
谁知东坡在这里生活了一年，脸上长胖了，甚至白头发有的也变黑了。这奥妙在哪里呢？
东坡说，我很喜欢这里淳厚的风土人情，而这里的官员百姓也都乐于接受我的管理。于是我有闲情自己清扫庭院，整理花园，修理破漏的房屋。在我家园子的北面，有一旧亭台，稍加修补后，我时常登高望远，放任自己的思绪，作无穷遐想。往南面眺望，是马耳山与常山，隐隐约约，若近若远，大概是有隐君子吧！往西望是穆陵关，隐隐约约像城郭一样；向东看是卢山，这里是秦时的隐士卢敖得道成仙的地方，齐桓公、师尚父这些古人似乎都还存在；向北可俯瞰潍水河，想起淮阴侯韩信过去在这里的辉煌业绩，又想到他的悲惨命运，难免哀伤。这个亭台既高且安静，夏天凉爽，冬天暖和，一年四季，清晨傍晚，我时常登临这个地方。自己摘园子里的蔬菜瓜果，捕池塘里的鱼儿，酿高梁酒，煮糙米饭吃，真是其乐融融。
人生苦短。苦闷也好，快乐也好，怎么过都是一生。所以，怎样使自己的人生充实而快乐，这不仅是每个人应当考虑的问题，而且也是人类社会一直在研究的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生的成败就在于是否充实快乐。如何才能真正快乐，俗话说得好：知足者常乐！现实生活中，太多的欲望让我们烦忧。因此，快乐的人生不但要勇于奋斗，而且还要善于知足。快乐的人生就是成功的人生。
人生短短几十年，生老病死也只有那么几十年。因此，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的质量，希望在有限的人生时间里过得充实快乐，有意义。
然而，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非常重视金钱与权力。其实，真正能给人带来长期快乐的往往不是金钱，而是对生活的享受。在历史上，有许多人在有了金钱与权力后，都选择了隐退，其实他们才真正懂得人生的真谛，他们成功着也快乐着。
知足常乐并不是不思进取
范蠡辅佐越王勾践20多年，最终消灭吴国，报了会稽之仇。他因为功绩卓着，被封为“上将军”。
范蠡受封之后，想到越王勾践的为人，可以共患难，不可同享福，自己盛名之下是非常危险，不如辞官回乡，于是他便携妻带子辞官而走。
范蠡曾对别人说：“计然的策略有七项，越国只用了五项，就成了强国，以往用他的计策强国，现在我要用他的计策行之于治家。”
计然是晋国的一位公子，姓辛名研，字文子。他游学到越国，结识了范蠡。范蠡向他请教治国大计，言谈中两人成为了要好的朋友。
那时越国已沦为吴国的附属国，越王勾践刚刚被吴王释放回国，他始终不忘复仇雪耻，问计然有何良策。计然为越国献了七计。
他说：“吴越之战后，越国已元气大伤，若重新富强起来，只有上下同心，艰苦奋斗，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计划。贵国的情况是12个年头里有6个灾年，6个丰年。掌握了这个规律，丰年时多储备粮食，来补歉年的不足，就不会任意浪费、盲目乐观了，歉年也不会饿死人了。”计然告诉勾践，民以食为天，农业是立国之本，应由国家进行控制，而且国家应该鼓励农业生产。他一口气讲了七条计策，越国执行了5条。10年之后，越国变得国富民强，所以范蠡很佩服计然。弃主离官后，运用计然的理论经营，不久也成了巨富。
范蠡辞官之后，到了齐国，隐姓埋名，自称是鸱夷子皮，意思是“酒囊子的外皮”，这样开始自己的创业历程。齐国是东方的大国，农业与工商业都很发达。范蠡父子在海边以耕种为生，辛勤劳作，共同整治生产，由于同心协力，没有多久，他就积聚了数十万财产。由于他的能力与才干，在齐国很快成了名人。
齐人听说范蠡很贤能，很勤劳，便请他出来做卿相，并且送来了相印。但这同他的愿望相违背，他感叹道：“在家能够艰苦奋斗聚集千金，做官则能位至卿相，这一生也没什么好遗憾的了，但是长久受授尊名却是不祥的事情。”于是他奉还相印，并把家产分给了朋友和邻里，自己一家只带了金银珠宝秘密地离开了。
他来到定陶(今山东省淄博)，这里是四通八达的商业枢纽，中原地段，在这里谋生治产是完全可以致富的，于是他就在这里住下来，自称朱公，人们都称他为陶朱公。他面对新的形势，对自己的治产方案又做了新的调整。范蠡带领儿子们亲自耕种和牧畜，战胜了各种困难，才获得了庄稼的丰收，六畜的兴旺。他又不失时机地进行商业活动，由于他采取薄利多销的方式，所以买卖做得十分红火。一段时间后，他又积累了数百万的家财。天下人都知道定陶有个陶朱公，富甲天下。
人常说，知足常乐。人要学会知足。但是，知足并不是不思进取，只有把知足同进取结合起来，才会真正的快乐。
保持名节，获誉为天下
于成龙(1617-1684年)，字北溟，1661年(顺治十八年)任广西罗城县知县，开始了为官生涯。
罗城地处龙江、融江之间，溽暑潮湿，流行瘟疫，北方人畏之不愿去；加上二十多年战乱，民不聊生，汉瑶世仇，兵戎时见。亲友劝成龙别去卖命，他却说：“古人义不辞难。”“此行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于是变卖部分家产作旅费，昂首上道。
来到罗城，情况比意料之中更坏。偌大个县城，只有六户常住人口，草房数间。县衙已无大门和院墙，院内杂草丛生，狐兔乱窜，大堂草房三间，仅茅屋三间而已。于成龙长途跋涉，染上时疫，仍坚持工作，这一任便是七年。
七年间，他访贫问苦，招顺流亡，禁止县吏兵勇滥杀无辜、盘剥百姓，和群众交朋友，为人民办实事。良民为匪者，多方劝导，都回家种田。亲人瑶寨苗家，解释汉瑶苗友好相处之益，互相仇杀之害。经过多次耐心的教育，全县人口俱增，百姓富庶。因政绩突出，得总督卢兴祖荐举，升任四川合州(今合川)知州。临行，罗城人民欢送“阿爷”一程又一程，一站又一站。
于成龙在合州任职期间，兴利除弊，招抚流民垦荒。只要流民垦荒，政府贷给耕牛、种子，地归垦种者，三年免征赋税。才一个多月，定居户口增多一千，百姓安居乐业，匪盗销声匿迹。
于成龙官运亨通，清廉依旧。1678年(康熙十七年)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为正三晶官，主管一省司法。按常理说，上任途中自有各地府州县官迎送，吃住行也有人代理。于成龙却不愿搅扰地方官府，坐船而行，自带几大筐萝卜做沿途菜肴。
上任后，查监狱中人满为患。细细询问，始知其中几千人都因和抗清的台湾郑经有贸易往来，被看作为通匪。于成龙认为朝廷正作招降的工作，这些都是无辜百姓，更不能逼他们造反，便请上面释放他们。在他做社会调查中，知道驻防旗兵大肆劫夺百姓子女作奴婢，导致许多人家妻离子散，人人愤恨。他无权下令放回，只好采取赎买办法，由他出头向四处集资，买回那些人，然后送还其家。
不久，于成龙由按察使转为福建布政使，专管一省的财赋和人事。这布政使是肥缺，有财权与人事任免升降权，不说从中拿回扣，单是接受礼物也可家财万贯了。于成龙在任内严禁贿赂、打击贪赃枉法，年节送礼一概拒收。福建有不少外国商人，常常送这送那，都被他一一谢绝，一律按制度办事。外国商人连声赞叹：“走遍世界，没有见过如此清廉的人。”的确，堂堂布政使，居室内两口小锅做饭莱，一个竹箱装朝服，书案上只有文房四宝与书籍，此外别无他物。
1681年进京朝见，康熙帝表扬他为“天下第一清官”。这年冬天升任两江总督，赴任途中，与小儿子租驴车一辆，晚宿便宜小店。到任后，每日粗茶淡饭，生活异常清苦，人称“于青菜”。他儿子也粗布衣裳，从未穿过裘皮衣服。1684年，于成龙病死于任所，谥号“清端”。于成龙步人仕途后，一直清正廉洁，爱民如子，他无论官居几品，都能始终如一，这与他淡泊名利的观念有着根本联系。
办事的镜子
隋朝从立国到灭亡仅是昙花一现。它的教训，像一座警钟，长鸣在唐太宗耳畔。贞观初年，太宗和大臣每每论及治国方策，都不忘以隋为鉴，魏征曾向太宗陈疏道：“百姓像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老百姓是天。治理百姓就像用烂缰绳驾马拉车飞奔一样，难道可以轻率吗？”
魏征常认为不可以这样做，而应行“爱民厚俗”之政。他提出治国理政的根本，就是减少赋税，让老百姓休养生息。
贞观二年(628年)时闹饥荒，民间苦不堪言。三月，太宗命御史大夫杜淹巡视各州县，并拿出御府的金宝布帛，赎出被卖的人。四月，又下诏各地官府，收埋野骨。
贞观四年(630年)六月，太宗下令整修洛阳宫。给事中(门下省官员)张玄素上奏极言劝谏，指出这样的作为劳民又伤财；此役不息，就像殷纣、像夏桀一样，导致天下动乱。太宗接受了他的进谏，下令罢役。魏征对张玄素的直言敢谏，非常佩服。太宗也知谓治国就如同治病。魏征一听高兴地说：“请陛下谨记于心。”
太宗为秦王时军功显赫，民间称颂其功，有《秦王破阵乐》流传，后经太常所属官署改编为乐舞大曲，在宴会上奏。贞观七年(633年)正月，此曲更名为《七德舞》。魏征希望太宗理政以“偃武修文”为宗旨，因而每逢陪侍宴庆时演奏《七德舞》，就不看表演，低头饮酒吃莱。遇到演奏节拍安详舒缓，表示文德普及天下的舞蹈《庆善乐》时就是全神贯注，毫不厌倦。魏征就是在平时点点滴滴中来劝谏的。
贞观八年(634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就太宗又下令修洛阳宫上奏道：“修洛阳宫，是劳烦百姓；加收地租，是增重赋敛；民间妇女时尚梳高髻，是受宫中嫔妃宫娥的影响。”这会影响国泰民安，太宗阅后大为不满，怒气冲冲地对宰相房玄龄说：“皇甫德参想要朝廷不役使一个人，不收一斗租，宫女们都剪掉头发，他才觉得满意，我一定治他诽谚之罪。”
未等房玄龄开口，魏征在旁边对太宗说：“西汉时贾谊给文帝上书，有‘可为之痛哭者一，可为之流涕者二’的话。从古至今，臣下上书言政，言词不激切人主便不以为意。狂夫之言，在于圣人选择。臣请求陛下静心考虑皇甫德参的意见。”
太宗立刻醒悟，说道：“你说得对。朕如果问罪于皇甫德参，那么公卿大臣中还有谁再敢上言啊。”便下令奖赏皇甫德绢帛20匹。
贞观十年(636年)，魏征因患眼疾视力下降，向太宗提出解职的请求。太宗诚恳地表达心意说：“金属含在矿石中没有什么可贵的，一定要经过高明的工匠冶炼锻造，制成器具，人们才珍视它。朕正自比金属，以你为高明工匠，希望你对朕加以锻炼。你虽然多病，但还没有衰老，怎么就要辞职？”魏征请求了几次，太宗都不同意。后来魏征仍坚持，六月，太宗下令：魏征进阶为特进(文散官第二级)，依然参与门下省事务，大都有关朝廷典章制度大事，都要请他参议决定；俸禄、赏赐等待遇，都与职事官一样。
这一年，长孙皇后去逝，安葬于昭陵(太宗陵墓，在陕西礼泉，长孙皇后卒，先葬入墓)。长孙皇后是太宗的少年结发之妻，生活俭朴，知书明礼，不干预朝政，贤惠明德，深受太宗敬重。太宗想念死去的长孙皇后，在御苑里筑了一座高楼，以便遥望昭陵。
一次，他带魏征登楼，魏征看了一会说：“我视力不好，看不清。”太宗就指给他看。魏征说：“那不是昭陵吗？”太宗说：“是呀。”魏征认真地说道：“臣以为陛下在望献陵(高祖陵墓，在陕西三原县)，如果是昭陵，臣早就看见了。”魏征的话是在暗中讽刺太宗夫妻之情厚，而父子之情薄。太宗聪明，听出话来，心中惭愧，不禁伤心流泪。不几天，太宗下令将这楼拆掉。
贞观十一年(637年)正月，太宗命于洛阳西苑修建飞山宫。魏征上疏谏道：“隋朝立国三十多年，声威万里四方降服，可是很快崩溃灭亡了，这是隋炀帝的意愿吗？这是因为他恃仗国家富强，不考虑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穷困，最终自己被杀身亡，社稷变为废墟。陛下拨乱反正，居安思危，我朝之所以立。应当烧掉华丽的服饰，拆去高大的殿堂，安心居于简陋之宫，这才是最高的仁德。若不愿意废弃旧宫殿，照样居住，不再新造，这是次一等的仁德。如果是不考虑创业的艰难，认为天命可以依恃，扩建新宫室，一心要过奢华的生活，加重百姓的劳役负担，这是万万不可的。以残暴代替残暴，同样会招来祸乱。做事不合法度，后世的人就无可瞻仰。天神愤怒，百姓怨恨，灾害必生。灾害一生，祸乱就相随而至。祸乱既起，国家社稷与自家性命，自然难保。得江山难，失去江山容易，难道不应该时刻警惕于心吗？”当时，魏征因参与修订《五礼》有功，当封一个儿子为县男(爵位第九等)，魏征请求封亡兄之子叔慈。太宗悲叹道：“这样做可以激励风俗。”马上同意了魏征的请求。二月，太宗途经洛阳，经昭仁宫(在今河南宜阳)时，因为供应不周，大发脾气责罚供应的官员。魏征对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责罚臣下与百姓不贡献精美食物，还以地方官员进献物品的好坏多少来定赏罚，引起叛乱的。这些你都明白，陛下以供应不周谴责官员，臣担心就会有人顺承旨意，进献美食宝物。一旦形成风气，就会弄得民不聊生。唐取代隋，陛下正应该谨慎节约，兢兢业业，怎么能让人因为不够奢华而感到后悔呢？”
太宗听完感到震惊，沉思了一会说道：“若不是你，朕何时能听到这样的话。朕以前经过这里时，租房而居，买饭而食。今天能有这样的供应，怎能嫌不满足啊。”
三月，太宗在洛阳宫西苑宴会群臣，在积翠地上划船。君臣一起饮酒，喝得兴意酣浓时，作诗抒兴。魏征作了咏西汉的诗，最后写道：“终借叔孙礼，才知皇帝尊。”其中引用了西汉初年的一段故事：刘邦平定天下后，功臣中多是平民出身，不知朝廷礼仪，常在殿堂上吵闹喧哗，饮酒争功，甚至拔剑乱砍殿柱。刘邦让叔孙通制定礼仪，群臣上朝有条有理，不敢再有失礼之举。刘邦高兴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魏征借此来讽谏太宗，不要和群臣饮酒时失了为君之礼。太宗看了诗后说：“魏征总是用仪礼来约束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