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和蔡家岗的年轻人跋山涉水，深入调查，绘制出一张张崭新蓝图。一座座工厂在他们的汗水里建成，他们从彩色铀片砖厂看到了黄泥的价值，从水泥厂看到了石头的价值，从轧钢厂看到了矿石的价值，从针织厂看到了棉花的价值。短短十年工夫，蔡家岗当年的几个小厂已发展壮大成为年产值过亿元的工业集团，比1983年268万元的工业产值翻了四番。
就为了给这些厂子引进资金、采购设备、寻找人才、推销产品，春樵充当了蔡家岗人民的特殊使者。他时而上北京、下广州，时而跑上海、奔长沙，据乡里的会计统计，他回乡十年，至今已出差六百多次。
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每次出差，乡党委、乡政府都有专人安排他的宿食，然而他却一次也不听安排，住宿他选最低档的旅店，坐火车他只要硬座，给他买点水果解渴，他却说只喜欢吃萝卜。有一次，他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回长沙，几千公里的夏日旅途，就是一个几斤重的萝卜代替了所有的饮料和水果。乡亲们知道这事后心里发酸、脸上发麻、眼角挂泪。在那火车上，有好多公子小姐望着他笑，笑他穷、笑他土、笑他丢格。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就是名噪华夏的全国劳模，万万没有想到他就是当年的中央委员，万万没有想到80年代离休的老干部还有如此风范。
吃萝卜的习惯，春樵这辈子只怕改不掉了，记得他3岁那年，由于生活所迫，母亲只好领着他去讨米。当时一个有钱人要用三担谷子买下他，母亲没有答应。回家的路上，小春樵饿得走不动了，母亲悄悄采了一个萝卜给他充饥。春樵吃着萝卜，含泪望着母亲，总觉得好甜好甜。他8岁那年，母亲病故，春樵吃萝卜的时候更多了。他12岁那年，父亲去世，从此，他只能赶着别人的牛群，匍匐在别人的田地里，啃着萝卜，度过了带泪的童年。解放后，他吃着萝卜，带领群众开辟了蔡家岗的千亩良田，吃着萝卜，和乡亲们筑起了建河大堤。如今，他还喜欢吃萝卜，就连去坟地祭母他也带了几个萝卜。在旁人的眼里，也许他是在解渴，然而在知情人的眼里，他是在品味着苦乐人生。当年母亲没有把他卖掉，他怎能忘记那段辛酸岁月，怎能忘记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呢？
春樵没让乡亲们失望，他就像母亲坟前的那棵树，永远扎根于故土，永远生长在群众的绿叶之中。
其实，春樵还有一种很少有人知道的习惯，那就是种扁豆，他记得老伴曾和他哼过一首歌谣：
藤儿弯弯，扁豆弯弯。
藤儿弯弯往上攀，扁豆弯弯盼月圆……
如今，月儿圆了还会再缺，蔡家岗富了已不会再穷。因为，他走过的那条道路，已比过去更宽更长；他身后的一代，已比他的目光更明更亮。
春樵回来了。说不上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是，他带来了一种精神、一种品德、一种被好多人忘记了的形象，同时，也带回了一个道理：秋天的金黄，是因为有了春夏的阳光；夕阳的余晖，是为了点燃明天的太阳。
金色的黄昏
在好高好高的凉山背后，在好长好长的山路那头，在好红好红的枫叶下面，在好香好香的茶林之中，有一座小院，在这里收藏着一个金色的黄昏。
俗话说“童年趣，少年情，人到老年怕孤身”。然而命运之神偏偏对他们作了这种不公正的安排。他们有的中年丧夫，有的老年失子，有的病呆，有的伤残，老年人最忌讳的事情统统落到了他们身上。看着他们脸上的风刀霜剑，他们曾料定自己将有一个风雨的黄昏，冰冷的暮年。然而，在我们的国度里，老人想到的，有人想到了；老人没想到的，有人也想到了。近些年来，怀化市铜湾镇党委花了近六万元，给散落在各村的孤残老人修了这座敬老院。从此，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闯入了他们的生活。
她叫周喜梅，已经53岁，在人生的四季中应该是秋天了。她儿孙满堂，硕果累累，按常情她应该在家里带带孙子，享享清福了。可是她却来到这个很少有人愿意干的敬老院里，艰难地扶起时时都可能坠落的十二个生命。
美其名曰她是院长，其实，这可是天下最难当的院长呀。面对这些孤残老人，她能支配谁呢？相反老人的每一声呼唤，每一次呻吟，甚至每一丝痛苦的表情都撕扯着她的心。
她不得不融服务员、保育员、炊事员于一身，挑起了一个男人都无法挑起的重担，忍受着一个女人超负荷的艰难。
“老小老小”，一个在生命的源头，一个在生命的尽头，都需要无限的情爱做他们的生活拐杖。再加上瞎子老人单单有尿床的毛病，瘫子老人独独有好动的习惯，跛子老人偏偏有散步的嗜好，聋子老人恰恰有和院长聊天的心愿。唉。面对这些老人，她深深知道不能责备，不能埋怨，只能安抚，只能从命。因为他们心中淤积的酸楚太多太多，他们享受过的甜蜜太少太少。她必须用所有的余热来温暖他们冰冷的回忆。
漫长的五年呀。无需问她苦不苦，无需问她累不累，更无需问她脏不脏，只要想想服侍自己家老人的那番情景，也就知道她的艰辛了。如果说她为了名，这偏僻的小院恰恰是被记者遗忘的角落；如果说她为了利，80元钱的月薪应该是不足挂齿吧，她究竟为了什么呢？她的行动回答了所有的问号。她不知道为什么，也不为什么。她只知道老人们可怜，他们应该有一个和常人一样的家，他们应该得到和常人一样的温暖，一样的幸福。
她曾说：“我不去谁去？总得有人去呀。”其他地方不也有人走进了和自己毫无关系的小院么？“假如自己父母也是孤老，假如自己将来也成伤残，假如……”她想得多宽、多深、多远呀。
她太累，终于在病魔前倒了下去，躺在一个白色的世界里。
她人在医院，心却留给了那座小院。一天，她看着窗外飘落的黄叶，听着溪边小鸟的孤鸣，她猛然想起那些可怜的老人，联想到可怕的万一……
当夜，她悄悄地离开了医院。
分给他人的感情多了，留给自己的自然少了。她家离小院只不过两里来地，她却很少有时间回家。她何尝不想在家里逗逗孙子、帮帮媳妇，一家人同享天伦之乐。可是，她实在丢不下那群老人呀。她不知道怎样才能既当好小院的“媳妇”，又当好家庭的婆婆。
虽然家里人支持她的工作，理解她的心情，可是每当孙子无人带的时候，每当农活忙不过来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意见的呀。别人的孙子依偎在奶奶的怀里，而她的孙子每天眼巴巴地望着村头的小路，希望奶奶能带来一束山花，或是一串野果，从茶林那边走回来，从小路那头走回来。可是，好多好多次哟，他们的眼前却都是空荡荡的，空荡荡的。好难得的一次聚会呀，她多想久久地抱抱孙子，久久地亲亲他们的小嘴，好好洗洗他们吹裂的脸蛋，轻轻地讲一个狐狸和狼的故事……可是，此时此刻，瞎子又要上厕所了，瘫子又要晒太阳了，跛子又要散步了，聋子又要和她聊天了。她只能来匆匆、去匆匆，把千般情、万般爱化作一句谎话：“奶奶下次回来就不走了，奶奶下次回来就不走了。”孙子哭嚷着停住了追赶奶奶的脚步，望着奶奶远去的背影，把奶奶的那句谎话牢牢地记在心间。
如今，小院离不开她，她也离不开小院了，因为她的心中装着十二位父亲和母亲。她要用双手拉回走向坟墓的脚步，她要用双肩托起快要西沉的夕阳，她要用感情温暖快要冷却的生命，她要用心血燃起他们晚年的希望。
五年了，陪伴她的虽然只是白发、皱纹、黄昏，而她献给小院的却是春风、雨露、阳光，是一位中华妇女火热的心肠，是一位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人人都说黄昏以后是黑夜，可是，在老人们的心坎里，在这座小院中，却收藏着一个金色的黄昏。
他们没有远去
与其说这是一群英雄的纪念碑，不如说是一部沉重的诗集，翻开这白色大理石雕成的封页细读，任何人都会觉得他们没有远去，他们没有远去。
的确，他们没有远去，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块热土和那个带血的日子。
1995年6月21日零点40分。这是一段黑色的时间，五强溪库区内因移民搬迁而新开发的沅陵县落坪乡集镇，在连日的暴雨中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此刻，还未交付使用的落坪乡中心小学二层教学楼，因山体严重滑坡而倒塌，被掩埋的4位民工命在旦夕。
倒塌声就是险情，呼救声就是命令，落坪乡党委、乡政府在家的所有党员、干部、乡中心小学的老师和部分农民闻讯迅速赶到现场抢救。他们在狂风暴雨的黑夜中，在倒塌的废墟里拼命苦战了一个多小时，当他们抢救出两个民工正准备搬离险地时，一串呻吟声又从废墟的底层传来。这是生命的喘息，这是求生的呼唤。乡长说：“见死不救三分罪。”一位党员说：“此时不上，还等什么时候。”就这样，他们明明知道楼房刚刚倒塌，山体还会滑坡，他们却为了别人的一线生机，自己一步步走向绝境。
6月21日凌晨2点30分。这是平凡与伟大的分水线，这是生死选择的一瞬间，当他们再次去抢救两个呼救的生灵时，第二次更大的山体滑坡在一声巨响中将楼房粉碎性击垮，致使27名抢险者光荣负伤，6名党员和两位入党积极分子不幸英勇牺牲。
他们去了，来不及穿好衣服就默默地去了，没跟领导留一句豪言壮语，也没给亲人留一句遗言，然而他们的行为和精神却给后人留下好多思索、好多评说。
我轻轻翻回“6·21”这页日历，突然觉得这页日历多了一笔血的鲜红，多了一缕太阳的光辉，他们用鲜血谱写了农村基层干部的又一曲颂歌。他们用生命垒筑了农村普通党员的又一块丰碑。1995年7月20日，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作出了表彰沅陵县落坪乡“6·21”英雄集体的决定。
如今，“6·21”泥石流中的冲击波已经过去，但“6·21”英雄集体的精神冲击波却正在延伸，无论是雪峰山下，还是湘江两岸，“6·21”英雄集体的事迹都强烈地震撼着每一个人的灵魂。
感人肺腑的报告会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他们的行为绝非是一时间的轰轰烈烈，也绝非是偶然的一次献身。他们原本就有着自己的形象，自己的品格。为了寻找他们遗留的故事，寻找他们生前散落的光点，我们摄制组又一次来到了这块英雄的土地，沿着他们走过的路走去。
落坪乡党委副书记罗学先的家栖落在七甲溪乡荆竹溪村马家峪的一座山谷中，莫说离落坪乡有多远，离七甲溪乡政府所在地就有40多里地，我们的车走到了不能再走的地方，听人说离他家还要步行20华里。
一路上，高山肃立，溪水哀鸣，能听到自己的脚步，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我在想罗书记生前一共在这条路上走了多少回？下雨怎么办？下雪怎么办？天黑怎么办？我们走一次就这样吃力，他是怎么走过来的呢？我越想越凄迷，偏偏又碰上一路雨打霜浸的红叶，那红叶平日如火，今天却像血，每一片都挂着露水，怕莫这就是他亲人的泪滴吧。
透过一树红叶，我们依稀看到了他的家。院子好冷落，罗书记的妻子倚楼远眺，她记得丈夫以前都是从那小路上走回来的，为什么现在就不回来呢？另一位老人倚门呆望，望穿双眼，也没看到罗书记的身影，我们怕的是触痛她们心灵的创伤，悄悄来到一群农民之中了解情况。其实，罗学先的妻子并不是没发现我们，她只是不愿再次提起那伤心的事情，然而，这回避并不能遮掩心中的战栗，我们追着她的哭声走进了她的家。这就是他的家吗？一个当了多年乡长和副书记的家。
我看着她苦涩的泪水，听着好痛苦的诉说。正如那些农民所说的，罗书记关心农民，每月的工资有一半是为农民准备的，他是个工作狂，去落坪乡2年还没回过家。本来去年春节期间，乡党委是安排他回来的，但他认为自己是主管政法工作的，应该在春节期间留下来值班。今年5月，母亲心脏病复发，女儿专程去接他回来，却又碰到计划生育“夏突”工作而无法抽身。他回来了，那是6月22日，妻子万万没有想到盼回来的却是一具血淋淋的尸体。女儿伴随着母亲来到长满红叶的坟地，她曾求过父亲，希望父亲能找熟人将她留在乡供销社工作，然而父亲没答应，她只好在大清退中回家务农，这些都已是过去的事，女儿哭的已不是这些，她只是哭父亲这样的好干部死得太早，哭他从废墟中挖出来时手中的电筒还亮着……
我想着那永远不灭的生命之光。看着这满山的红叶，我终于懂得了这叶为什么红。这不就是他生命之光照亮的吗？不就是他的鲜血染红的吗？每一片都浸透了太阳的光辉，每一片都摇曳着带血的记忆。
茫然间，我摘下一片红叶夹入日记本，夹入我感情的书页，我喃喃自语：他们没有远去，就像这路旁的红叶……
片片红叶在我的脑海里飘摇了好久，我才发现已经走进了一片芦苇地里。那芦苇比我还高，秆儿挺向蓝天。芦苇好亮，一致儿向着太阳低垂，满山满岭，好像没有尽头。听人说，通向落坪乡武装部长李明贵家的山道上都有这种芦苇，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初冬的自然景观。我们一行人默默地在芦苇丛中穿行。
李明贵家住在大合坪乡溪口村的一个山坡上。高高的石阶把我们引向一个神奇而又孤独的庭院。或许是乡政府已通知了李明贵的家属，没等我们站稳，明贵母亲便抱住我们的一个女记者大哭起来，眼泪像两条浑浊小溪。她哭、她也哭，我虽不能听清她究竟在哭什么，但也隐约听见她在哭明贵从小就听话，明贵带病抗灾，明贵怎么没给老人丢脸……她哭得好凄凉，我听得好悲壮，我怕她太多的眼泪会引落我的眼泪，我挤入了正在火床边烤火的农民之中，听他们讲述明贵过去的事情。
听农民说，明贵做的好事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池坪抗灾有他的功劳，修凉底公路有他的业绩，帮贫帮困是他的习惯。村民们说得越多，做父亲的便越是伤感，越是无从说起。他下意识地将火坑里的红薯掏出，又含着眼泪将红薯掩埋，他知道明贵从小就爱吃烧红薯，而今他却永远回不来了……
明贵的母亲已不敢再听乡亲们的诉说，躲在屋头拼命地推着米浆，任凭石磨挤压着她的心。那石磨声如喘息、如呻吟、如呐喊，也如唱给母亲的歌谣。明贵是喝母亲的奶水长大的，如今白头人先送黑头人，母亲怎么不伤心呢？
临走时，我想看看李明贵同志留下的遗物，他父亲却递给我明贵最后寄给家里的一封信。
这封信是6月20日写的，也就是他牺牲前一天写的，是一封不是遗书的遗书。
父亲，上次您带信要我回来，因正是民兵训练，训练结束后，县里又安排我重点搞计划生育工作，确实很忙，没能回来，敬请大人谅解。我这次到区里开计划生育会，乡政府对这次工作抓得很紧。我看，您就写信要弟弟明才、弟媳腊秀回来，搞好妇检，一定要按规定办事。我在外乡也是抓计划生育工作，对别人都是一样的，敬请您老配合乡政府办好这件事，等有空余时间，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你的儿子李明贵于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