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刚柔并用，以柔弱胜刚强
曾国藩从一农家子弟而直上庙堂之上，以一文弱书生而领百万雄兵，由一资质鲁钝之人而成学问大家，一生数历险境、屡遭厄难，却总能化险为夷，可见其绝非常人。那么，他有哪些非常之处，总能让他脱离险境，突出重围呢？刚柔之道，其实就是他至为重要的一种智慧。
曾国藩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进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则断不能久。”
他倡导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告诉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刚柔相济。过柔很容易被人欺负，过刚又很容易折断。这是他从自己的实际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也是他越到晚年越圆滑世故、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秘密。
曾国藩在“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的祖训下靠着好学与坚持，得以学有所成，成为翰林公，甚至创办湘军，鏖战太平军，都是凭着一股刚强牛劲，硬挺下来的。因而年轻时的曾国藩，以刚坚强硬为旨，从不曾服输、弯腰、胆小、懦弱。但是，经过无数次的打击和挫折之后，他对于老子的“柔弱胜刚强”有了更深的理解，因而处世心境和态度也由之一变。
他早年读过《道德经》，从小便能够倒背如流。《道德经》曾给予曾国藩以极大的教益。类似于“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格言，他深以为然，且笃信谨奉，而对于老子关于退让、柔弱、不敢为天下先的主旨，则不能接受。那时的曾国藩一心一意信仰孔孟学说，要以儒家思想来入世拯世。对自身的修养，他遵奉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对社会，遵奉的是“以天下为己任”。靠的是这种持身谨严，奋发向上，关心国事、敢于任事的精神，才赢得了君王的信赖，在官场上春风得意，扶摇直上。
他认为只要己身端正，刚直劲厉，就可以正压邪，什么事都能办得好。谁知完全不是这样，在严酷的现实中，越是刚强凌厉，越是处处碰壁，事事不顺，以至于多次受同僚折辱，几次兵败自杀。特别是兵困江西时，四处受牵制，心情低落得连他一直信奉的“坚忍”也无力助他再挺下去，最终瞅了个父丧的机会逃了出去。
当他蛰伏老家，再拿起《道德经》看到老子的“柔胜刚，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时，发现他对祖父“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的家训，竟片面理解了。其实柔弱也能胜刚强啊。曾国藩想到这里，兴奋地在《道德经》扉页上写下八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他想起在长沙与绿营的龃龉斗法，与湖南官场的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强权的方式。结果呢？表面上胜利了，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又如参清德、参陈启迈，越俎代庖、包揽干预种种情事，办理之时，固然痛快干脆，却没有想到锋芒毕露、刚烈太甚，伤害了清德、陈启迈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无形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这些隐患与障碍，如果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在书斋里，在六部签押房里是无论如何也设想不到的，它们对自己成功之路的损害，大大地超过了一时的风光和快意！既然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手法有时不能行得通，而迂回的、间接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达到目的，战胜强者，且不至于留下隐患，为什么不采用呢？越是对方锋芒毕露，越是要柔弱退让，方能显出自己的理直气壮。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他决定以柔克刚，以退为进。
再出山时，不论是做官、处事、做人、带兵，都表现出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柔软。最明显的就是他主动向左宗棠示弱，终于重修旧好的事例。
左宗棠本是个狂傲不羁、性情爽直的刚烈之士，曾国藩不待皇上批准，匆匆回籍奔丧的事，引起左宗棠大为不满。他肆口谩骂曾国藩自私无能，临阵脱逃。左宗棠是个从不掩饰情感的人，情绪一上来，就不顾一切。骂得最起劲的时候，他甚至把这个曾令他佩服的老友说得一无是处，连曾国藩多年自我标榜的忠敬诚信，也被他一概斥之为虚伪。
左宗棠如此带头攻击，一时间长沙官场哗然和之，给蛰居荷叶塘守丧的曾国藩极大的刺激。他本已身心憔悴，经此打击，更添一重痛苦。曾国藩恨死了不念旧情的左宗棠，也恨死了不明事理的长沙官场，发誓永不与左宗棠说话，也永不与长沙往来。
然而，既然自己复出，怎能不与左宗棠说话？已经大彻大悟的曾国藩，对左宗棠一年前骂他的所有的话都可以不再计较，唯独对“虚伪”二字难以释怀。他一生最恨别人虚伪，想不到这个最招他厌恨的字眼，竟然由相交二十多年的老友加于自己的头上，如何不令他气愤伤心！但是，深研黄老之术的曾国藩这时已经明白老子“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至理，况且以左宗棠的刚烈性格，自己不示弱，他又怎么会低头？他决定用自己的示弱来向左宗棠示好。
于是，曾国藩不带随从，不坐官轿，灰衣小帽，独自一人，亲赴左宗棠家门，专程拜访他。这还不算，又专门拟定一联，“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自认其雌，示弱于左宗棠，让左宗棠感受到了他的诚意，终于前嫌尽释，重归于好。左宗棠也送他一联“集众思，广忠益；宽小过，总大纲”。自此二人“相期不负平生”，同心若金，共同为讨伐“洪杨”而努力，并夺得天下至功。
什么是刚？所谓刚，就是秉天地阳刚之气的进取精神、拼搏精神、竞争精神、冒险精神、积极奋进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人生在世，一事无成。曾国藩秉承的“刚”，就是只要选定一个目标，就要咬牙做下去，坚忍不拔，不达目的誓不甘休。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失败、打击、耻辱，都“打脱牙和血吞”，默默忍受，埋头苦干。
那么柔是什么呢？柔是秉天地阴柔之气的退守、养怡、收敛、随和、顺适和自我保护。曾国藩所奉行的柔，不是柔弱无骨，不是低头敛眉，更不是懦弱无能，而是顺适，是退守，是暂时地顺伏。柔也可克刚，可见“柔”是一种比“刚”更为强硬的手段。
然而，大柔非柔，至刚非刚。真正的刚柔并济是刚柔适度，恰当应对。作为一个官场中人，要立于不败之地，又一定要学会刚柔相济，而且还要刚柔适度。刚柔相济是刚和柔之间的结合，是刚中含柔，柔中见刚。这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曾国藩的一生，虽有不少坎坷，历经无数挫折，却终能化险为夷，化危为安。
2.审时度势，以时势定进退
曾国藩虽善于忍让，但不是一味地忍让到底，而是有忍有发，有进有退，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审时度势，刚柔并用，从而让自己进退得当，脱出困境。这在很多事上都体现得很清楚。
曾国藩做京官时，口碑绝佳，名声日隆，及至赢得皇帝赏识，连升十级，并在回乡之际，获得重任，潇洒地摆脱了许多翰林只能半生做个“清要词臣”的宿命，靠的就是会审时度势，会抓住机会，当进则高歌猛进，当退则偃旗息鼓的灵活应变功夫。
咸丰帝继位的时候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他特别想有所作为，所以他命令朝廷所有官员要对朝廷的未来大业提意见。这个时候，曾国藩觉得机会来了。
当时很多人是不敢提意见的，即便有些大臣写谏言，多半也是一种类似于吹捧、恭维的语言。而曾国藩与别人不同，他以知识分子那种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支撑着他，度时而动，趁势而起，连续上书数疏，积极响应皇帝的诏命。而且大胆放言，甚至直指圣德背后所存在的一些社会流弊，言辞激烈，引起朝野上下的轰动，让大家都知道了曾国藩敢言，连皇帝也看到了他的忠心和敢谏，虽然看到这样的奏疏很生气，但还是表扬他“意尚可取”，不仅没有怪罪他，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就是曾国藩的胆识智慧。我们常常说一个人笨，说一个人不会做事，就会说他“不知进退”，这样的人是难以成功，也很难摆脱困境的。因当进时不进，必然失去机会，当退时不退，必然会碰得一鼻子的灰。因而善于审时度势，懂得适时进退，是摆脱困境的最高招数。
咸丰十年，洋人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途中，他命令曾国藩派鲍超前去支持。鲍超是湘军大将，作战勇猛，是曾国藩的一位得力助手。当时，太平军还没有被镇压下去，如果按咸丰帝谕旨，让鲍超带兵北援，无疑削弱了对抗太平军的战斗力。另外，一旦鲍超前去支持，清廷肯定会把鲍超及其所带湘军交由胜保统一管制。胜保是一个对湘军极为仇视的人，鲍超一旦归于其麾下，处境定会很危险。但北援一事又关系到“勤王”，故不能对此事置之不理。
曾国藩对待此事既不置之不理，又不立即行动，而是采用了李鸿章的办法“按兵请旨，且勿稍动”，不几天，朝廷与洋人议和，危困顿解，也就不用曾国藩派鲍超北上，保住了湘军大将。
特别是他为父丧不等圣旨即自行回家守制一事，也可以看出他并非什么事都忍让到底，而是有自己的主意，该断则断，该进则进。虽然这件事让他闲居了一年多，更让他被削掉兵权，去职开缺，但也让他更明白了“进退得宜”的真谛。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因父丧抛开一切军务，请旨回家守制。这原本是以退为进、以此要挟朝廷能给他一个总督的官位，给他真正的实权。当然这不是为了个人争地位，主要是为湘军争权力，让自己和湘军不再处处受掣肘，处处受排挤，困守江西，什么也干不成。按照清朝的惯例，曾国藩带的兵如此之多，作战力又远较八旗、绿营为强，立下的军功又如此之大，授巡抚，功赏过薄，不足塞其欲壑；若授予总督，则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又为朝廷所不甘。因而朝廷干脆顺水推舟，不仅准了他的守制请求，而且撤销了他兵部侍郎的职务，将他开缺在籍守制，削除了他的兵权。
这一结果实在是曾国藩不曾想到的，更是湘军将士也没有想到的。他们对曾国藩受此待遇，都心怀不满，也不可能受别的将帅的指挥。曾国藩人虽在湘乡，然所部将领与他书札仍往返不绝。可以说，除曾国藩外，别人指挥是难以得心应手的。如1857年春，督办江西军务的福兴到瑞州军营视师，军诸将待以客帅之礼。因此，福兴回南昌后，上奏请征兵，并说“勇丁不可用”。可见，“曾家军”——湘军，非一般督抚、将军所能驾驭指挥的。
曾国藩自被削去兵权后，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湘军，“江右军事，刻不去怀”，悔恨自己办事“有初无终，此次又草草去职，致彝物望，不无内疚”。每每想到这些，“夜间终不能酣睡，心中纠缠，时忆往央，愧惶憧忧，不能摆脱”。
他在籍守制一共一年零四个月，他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冲动举动，让自己去职失权，时时期待着朝廷能再次起用他。他也一直都深刻地反省自己，没有掌握好进退之“度”。到晚年时，他更是深刻检讨了自己当时的“不知进退”，以警醒后人。从这件事上他也顿悟到做事只有审时度势，才能让自己远离危困，处处顺利。
终于，他的期待有了结果，朝廷任命曾国藩总督两江督办江南军务。这次他不再有任何推辞，一刻也不耽误，马上起程赴任，而且在第一时间给皇帝上了谢恩折。皇帝表扬说：“汝此次闻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与朝廷一场暗战告一段落。
参江西巡抚陈启迈一事，也可见出曾国藩深谙审时度势、适时反击的一面。
陈启迈，湖南人士，与曾国藩是同乡。不仅如此，他与曾国藩还是同榜进士，后在翰林院与曾国藩同事。二人渊源如此深厚，按常理，即使曾国藩的主力部队不在江西，如果需要帮助，陈启迈也应尽绵薄之力才对。然而，此人并不念及旧情，尽管曾国藩派军力保其管辖省稳定，他也不想出力帮忙，还处处牵制，时时掣肘，令曾国藩在江西被捆住手脚，根本施展不开。陈启迈的做法的确不通人情，不合事理。
此时，湘军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驻守，防范太平军，可见湘军在当时对清政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俨然朝廷支柱。如果曾国藩此时向清廷提出要求，只要不过分，清廷岂有回绝之理？曾国藩本想与陈启迈商议，尽快解决军饷问题。可谁知陈启迈不识大体，竟公然与曾国藩唱起了对台戏。
曾国藩已屡屡让步，而目前形势又如此紧张，不由愤慨。他立即撰写一折，向清廷陈述陈启迈罪状，请清廷惩之。清政府为了安抚曾国藩，罢了陈启迈的巡抚之职，并严厉惩罚了被曾国藩参劾的一干人等，为曾国藩和湘军出了一口恶气。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曾国藩在处理进退关系问题上，则是该进时进，当退时退。
曾国藩一生中几进几退，但每次面对困境时他都能冷静面对，从容找到出路，这与他善于审时度势、灵活机变、善于进退大有关系。
3.临危不乱，才能在困境中进退自如
天地万物，变化无穷，变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如何应对变化是一门大智慧。
应变之术，关键在于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在于遵循大势，掌握主动。通变化之术，才能遨游天地，无往而不利。特别是面对困境之时，应变神速，临危不乱，才能真正摆脱困境。要不然，就会惊慌失措，忙乱无绪，最终只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
道光二十年，曾国藩当上了翰林院检讨，为大清编纂国史。尽管此时他已官至七品，有俸禄银饷，但是除去借支及日用开销已所剩无几，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况且曾国藩又是个极孝顺的人，薪俸饷银基本上都用于养家糊口、孝敬父母、帮衬兄弟了。自己虽然贵为京官，但生活极尽俭朴。为了使自己的官服多穿些时日，他还专门在袖口打了补丁。谁知就是这个补丁，还差点让他陷入困顿之中。
据说有一天，道光帝突然造访翰林院，众大臣便立即跪倒一地。道光帝翻了翻眼前的日课，随口一问：“曾国藩，有什么新作啊？”
曾国藩马上跪上前来，大声说：“微臣曾国藩给皇上请安！”
道光帝细细打量跪着的曾国藩，只见他身穿一件补了两个大补丁的旧官服，显得极为寒酸。道光帝想到前朝那些为在皇帝面前表现得节俭而故意穿旧官服的官员，以为曾国藩也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节俭而故意穿成这样，心中十分不悦，便不高兴地说：“曾国藩，你身为翰林七品检讨，不仅要学仪天下，还要威仪天下。你穿得这么破破烂烂，成何体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