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的关羽，其武艺在当朝无人匹敌，但当发展到骄横之时，导致失荆州、走麦城之败。初时吕蒙与关羽长期对阵，因荆州兵马整肃，沿江修有烽火台，吕蒙寻思无计，托病不出，陆逊献策曰：“云长倚恃英雄，自料无敌，所虑者惟将军耳。将军乘此机会，托疾辞职，以陆口之任让之他人，使他人卑辞赞美关公，以骄其心，彼必尽撤荆州之兵，以向樊城。若荆州无备，用一旅之师，别出奇计以袭之，则荆州在掌握之中矣。”蒙遂用其计，托病不起，上书辞职。孙权从其计，乃召吕蒙回建业养病，并任命年青而未有远名的陆逊为偏将军、右都督，代替吕蒙守陆口。
陆逊到任后，即修书一封，并备名马、异锦、酒礼等物，遣使赴樊城拜见关公。关公不但未识破其计，反而指着来使曰：“孙权见识短浅，用此孺子为将！”来使伏地告曰：“陆将军呈书备礼，一来与君侯作贺，二来求两家和好。幸乞笑留。”关公拆书视之，书词极其卑谨。关公览毕，仰面大笑，令左右收了礼物，发付使者回去。关公遂对陆逊失去了警觉，并把驻荆州的大半兵马调樊城听命。陆逊乘机派军队假扮客商，驾船在烽火台下避风，半夜偷袭烽火台成功。又以降军赚开荆州城门，轻而易举地拿下了荆州。刚愎自用的关公，在吴魏军队夹击之下，仓皇率残军败走麦城，落得遭擒被斩的下场。
三十四、怒而挠之
《十一家注孙子·始计篇》云：“彼将刚忿，则辱之令怒，志气挠惑，则不谋而轻进。”
脾气暴躁，是指挥员性格上的缺陷。怒而挠之，正是针对敌将思想上的这一弱点，所采用的一种“激将法”。
人都是有自尊心的，而自尊心过强，就变成了虚荣心。大凡容易发火的人，容易感情用事，从而不顾客观实际去盲目行动，以致误入对手的圈套。俗话说：激石成火，激人成祸。春秋时期的晋楚城濮之战，楚军统帅子玉被晋文公扣留杨军使者宛春的策略所激怒，一时感情冲动，在形势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与晋军决战，弄得败军丧旅，使楚国丢掉了霸主的地位。公元前203年，楚汉相争正酣，汉军乘项羽东攻彭越之机，围攻成皋。楚将曹咎起初按照项羽的告诫，坚守不出。后来，曹咎经不住汉军连续讨敌骂阵，一怒之下，率部出击，汉军趁楚军半渡汜水之际，发起攻击，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古人用兵，有弱守强攻的说法。处于战略守势的军队，主张持久作战，后发制人；处于战略攻势的军队，最怕旷日持久，钝兵挫锐，喜欢采取“迅雷不及掩耳，卒电不及瞬目”的行动，速战速决。激战法，多是指进攻一方诱迫防御者放弃持久待机的企图，盲目出阵，进行不利条件下的决战。
太刚必折，过直必蹶。《观微子》说：“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处人所不能处。”又《荆园进语》说：“怒时光景难看，一发遂不可制。”能忍人所不能忍者，才能为人所不能为。远谋方能深韬略，方能趋利避害，不为一时的感情所支配。敌人的“挑战书”，旁人的“激将法”，都应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不为所动。这样的自制能力，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将军。像子玉那样“一触即跳”的武夫，是不能与谋略家同日而语的。
“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苏轼《留侯论》）相反，“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才是英雄本色。战争中会出现各种复杂的现象，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聪明的指挥员既要善于刺激敌人在不利条件下决战，更要加强自己的谋略修养，做到急而能安，缓而不辍，即便在最激动的时候，也能按下“心头之火”，沉着冷静地考虑问题。
三十五、乱而取之
《孙子兵法·计篇》诡道十二法之一。这一谋略要求乘敌处于混乱状态时攻取它。
乱，一指阵势混乱，即部队无节制；一指智谋惑乱，即决策集团内部意见分歧，主帅决心难下。二者相互联系，前者常常是后者的结果，后者往往是造成前者的主导原因。取，意即战胜攻取，含有容易得手的意思。
用兵作战，要靠协同一致的整体力量。行列不齐、步调混乱的乌合之众，必然不堪一击。
乱而取之，包含有待机、乘机的内容。在复杂的战场上，敌军或因深入我境，抢夺财物致乱；或因天时突变，误入迷谷致乱；或因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忘战无备致乱；或因部队久困断粮争抢食物致乱，等等。然而，也有设计乱敌军，乘隙袭取的。例如淝水之战中，晋军前锋都督谢玄，针对秦军大都是沿途收拢和新招募来的杂牌军，内部不稳，纪律松懈，主将骄而无谋等弱点，用激战法让秦军后撤，待晋军渡过淝水决胜负。秦军主帅苻坚企图趁晋军半渡淝水之际发起进攻，同意后撤，没想到前面的军队一撤，便阵势大乱，加上降将朱序反戈大呼：“秦军败了！”后边的士卒闻声而逃。晋军乘势追杀，大败秦军。“投鞭断流”的苻坚，由此留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笑谈。
公元284年（周赧王三十一年），燕昭王用乐毅为上将军，统领燕、秦、魏、韩、赵、楚六国之兵以伐齐，败齐师于济水以西（今山东省高唐县、聊城县一带）。乐毅率燕军长驱进围临淄。谋士剧辛劝乐毅说，燕军不应深入，应先占领齐国边城。乐毅则认为：“齐滑王无道，今军皆破亡，若因而乘之，齐民必叛其王。”齐国已失去民心，今齐军主力被歼，国内正处混乱之中，若乘胜直捣齐国临淄，一定可以灭齐。如果放弃这个机会，齐滑王重整旗鼓，就很难攻取了。乐毅拒绝了剧辛的建议，长驱直人，齐国大乱，兵不血刃而占临淄。齐王出走，乐毅军大胜。这两例都是运用了乱而取敌的谋略。
不管是敌人自乱，还是致敌混乱，都需要指挥员密切注视战场态势，不失时机地实施“乱而取之”的谋略。否则，即便敌有乱势，也不可能攻而取之。
三十六、安能动之
语出《孙子兵法·虚实篇》：“能使敌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安者，指凭障驻守之敌；动者，指运动之敌。战争经验表明，打运动之敌，要比打驻守之敌易。特别是在武器装备低劣，破障能力差的情况下，更应着眼于调动敌人脱离良好的阵地或城防工事，于运动中歼灭之。像公元前260年发生的秦赵长平之战，公元前204年发生的汉赵井陉之战，秦将白起和汉将韩信，都是把敌人诱出坚固的防御阵地，或引敌就己之范，或乘隙翼侧迂回，抄敌后路，从而创造了流传千古的业绩。
夺敌所爱，攻敌所必救，这是“引蛇出洞”、调敌出笼的有效战法。我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把这一战法发展成围点打援、攻点打援、夺点打援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同样创造出了战争史上的奇观。
1938年3月，我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山西东南部与日军作战时，针对敌人一处受袭，他处必然出援的行动规律，以及对后勤保障基地非常敏感的特点，于3月16日拂晓，用一部兵力袭击邯（郸）长（治）公路枢纽处的重要兵站黎城，从而诱使潞城之敌出援。在此同时，把三个团的兵力预先埋伏在潞城到黎城之间敌人必经的神头岭。9时，潞城援敌主力纵队进入我八路军伏击区，派骑兵向四周侦察搜索，马蹄几乎踩到八路军战士的头上，但由于战士们伪装良好，沉着冷静，敌人并未发现脚下集结着重兵。于是，敌人的大部队继续向前开进。9时30分，当敌人的主力全部钻进“口袋”后，我八路军如同神兵天降，突然发起猛攻，掐头、断尾，将敌军截为数段，接着展开了白刃格斗。激战两小时，歼敌千余人；随后又击退了潞城、黎城陆续出来接应的敌人。
动敌，是为了歼敌。动敌之法，千变万化，需根据不同对手、不同环境，灵活运用。同时又要周密部署动敌之后我军的行动。动敌而不能歼敌，就会给敌方带来主动。
三十七、饱能饥之
语出《孙子兵法·虚实篇》，同“安能动之”、“佚能劳之”一样，这一谋略也是诱使敌人由实向虚转化的手段，使己方争取主动的方法之一。
兵无粮草，军心浮动；饥饿之兵，不战自溃。在两军对垒中，破坏敌人的后方补给，常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因此，不仅古代兵法中少不了这一条，现代战争也更重视后勤物资保障。同时，双方为了配合正面作战，都非常重视袭击敌后方补给基地和运输线，因而使这一谋略的运用更加精彩激烈。
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奉命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当时，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叛军，兵多粮足，企图从函谷关西进，夺取西汉的都城长安。周亚夫根据敌军精强的实际情况，听取部将赵涉的建议，避开敌人设伏区，秘密迅速地迂回到洛阳，先敌控制了荥阳的军械库和敖仓的粮秣。这样一来，汉军有险可守，有粮可食，有器可用，利于持久作战。然后，周亚夫派赵涉进兵昌邑，以掩护汉军主力左侧的安全，截断吴楚与齐赵的联系。此时，吴楚之兵正进攻梁国，梁王派人向周亚夫求救，亚夫自不出兵，让梁国坚守，以迟滞吴楚兵西进。后来梁王上诉于汉景帝，景帝下诏命令周亚夫出兵救援。周亚夫从实际出发，只派遣一支轻骑兵出淮泗口断绝吴楚粮道，主力集结于下邑坚壁不出。吴楚军攻梁不克。又急于击破汉军主力，就挥师攻打下邑周亚夫的军队。吴楚连续强攻不能成功，采取声东击西的计谋又被周亚夫识破，直到军队粮尽饥疲，士兵散乱，被迫引军东撤。这时，周亚夫乘机率军追杀，大破吴楚联军。
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这是一条普遍原则。但注意乘隙消灭敌人的后方辎重，即通过歼其“无生”，达到制其“有生”，也是我们不可小视的一环。“有生”是依赖于“无生”的，“无生”是保障其“有生”的。如同贾宝玉脖颈上的石头，丢掉了“无生”，其有生力量就会不击自灭。而且，从“无生”开刀，常可省力而奏效。
现代战争中，物质消耗量空前增大，加之攻防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军队机动快，战线不稳定，主客位置随时变换，以及在犬牙交错的战场上，新的军事技术被广泛运用，都会使敌我双方施展“饱能饥之”的谋略，破坏对方后勤补给的斗争更加精彩激烈。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军为加速太平洋战争的进程，针对日本这个岛国虽然工业发达，但资源贫乏，大量的石油、煤炭、铁矿石、粮食等都依赖进口的弱点，制定了一个“饥饿战术”，即对日本实施大规模水雷封锁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从1945年3月27日开始实施，很快造成日本近海海域无法通航，重要港口不能进出，切断了日本与外界的航运，急需的石油、煤炭和粮食等战略物资严重短缺，很多船只和飞机因得不到燃料而停航停飞，军工厂关闭，造船厂停工，粮食供应日趋紧张，国民陷入一片饥饿之中，整个国家濒于瘫痪状态。“饥饿战役”达到了加速日本帝国主义彻底崩溃的目的。
三十八、亲而离之
《百战奇略·离战》云：“凡敌有谋臣良将，须伺其隙以防间之。使彼猜贰而去，我必得所欲。”就是说，如果敌方有足智多谋和善于用兵打仗的文臣武将，就需要制造和利用他们的内部矛盾进行离间，使他们受到君主的猜疑而被调离指挥岗位。这样，我就达到了从组织指挥上削弱敌人的目的。
此谋的原意指：用离间的权术，使敌国的谋臣良将失去君主的信任，从而使自己赢得战场上的智力优势。因离间在本书“用间”的权谋中还要专门讲，这里可侧重理解它的引申义——针对敌阵营内各种势力对我的不同立场和态势，采取分化瓦解和积极争取策略，通过“伐交”，使敌手失去军事同盟。
公元前630年，秦晋合兵攻郑。兵临城下，郑国陷入危机，郑文公选派能言善辩的烛之武去说服秦国退兵。当时，秦军驻于城东，晋军扎营城西，两军虽合兵攻城，但都各不相照。于是烛之武趁夜暗缒下城墙，直奔秦国军队的营门前放声大哭。秦穆公听说此事，让部下捉来盘问：
“你是什么人？”
“我叫烛之武。”
“为何大哭？”
“我哭俺郑国快要灭亡了。”
“那你为什么在我们秦军营门前哭？”
“老臣哭郑，也哭秦。因为俺郑国灭亡在所难免，并不可惜，可惜的是秦国呀！”接着烛之武分析说，秦晋合兵攻郑，就是胜利了，对于秦国也是无益而有损。因为秦国在晋国的西面，与郑国相隔千里，所以你们无法跳过晋国来占领郑国的一寸土地。而郑国和晋国相连，胜利后领土利益必然全部归晋。你们两家本来力量相当，势均力敌，可是晋国若得到郑的地盘，力量就会大大地超过你们。且晋国历来言而无信。这些年他们天天扩军备战，日务兼并。今日拓地于东，灭郑；它日必然会拓地于西，攻秦。君不见，晋国假途伐虢的历史教训吗？
秦穆公听了这番话如梦方醒，就接受了郑国愿做未来“东道主”的条件，马上倒戈背晋而盟于郑，除留下三员大将领兵两千帮助郑国守城外，秦穆公带领主力悄悄地班师回朝了。晋国军队知道后，非常生气，自觉孤掌难鸣，也只好撤兵回国去了。
烛之武哭退秦师，妙就妙在抓住了秦晋两国利益上的根本矛盾。他从关心秦国的前途进入话题，顺水推舟，就坡骑驴，轻而易举地把晋国的盟友拉向自己国家一边。这种分化敌人，争取同盟的“伐交”策略，很值得研究。
电影《东进序曲》中，我新四军黄主任去争取江东二刘的策略运用，就是针对国民党各派系军队之间的矛盾和对待抗日的不同立场、态度，分化争取，区别对待的。通过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团结主张抗日的国民党左派，确实收到了对敌“亲而离之”，对我“疏而亲之”的效果。
当然，破坏敌方的军事同盟，不只有“伐交”一手，有时候，抓住敌人阵营中各派力量在利益上的矛盾，展开心理战，同样可收“亲而离之”之效。例如，在1943年的欧洲大战中，德国法西斯为了争得地中海作战计划的支持者，同他们的意大利盟友进行秘密谈判。意大利海军弱点很多，在战争初期就连连受挫，士气低落，毫无斗志，并对德军的合作要求抱有抵触态度。英国海军上将肯尼汉了解到这一情报后，决心用心理战来阻挠德、意的合作。为此，英美海军心理战部门开会，研究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依照这个计划，英美盟国通过对外广播，向意大利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五个月的攻势宣传。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德国人把意大利人当炮灰，意大利商船将被征用来撤退德国的隆美尔军队，同时把意大利军队抛弃，让他们去听天由命……这场出色的政治宣传，终于使意大利海军没有干涉英美海军占领直布罗陀的军事行动，并且在后来完全按照规定的具体方式投降了。
三十九、攻其无备
《兵境吴子十三篇》云：“凡战所谓奇者，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交战之际，惊前掩后，冲东出西，使敌莫知所备，如此则胜。”
攻其无备与出其不意，是孙子“权诈之兵”的精髓，也是进攻作战发起阶段谋略运用的要旨，战术选择的总则。
战争历史表明，在敌手失去戒备或者料想不到的时间、地点实施突然袭击，能在军事上和心理上取得巨大效果，并使对方在慌乱中做出错误的判断，制定错误的计划，采取错误的行动，以致连连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