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如果说，赛龙舟既是祭祀仪式，又是禳灾仪式，那么端午所特有的种种节物，则都是为了除恶祛毒。因为五月是恶月，五日是毒日，这是节物产生的主要风俗背景。虽然近古以来，恶和毒的观念，具体化为“五毒”，但在冥冥之中，仍有鬼魅魍魉时来进犯，那就需要组合成综合的禳除力量。既有针对“五毒”的，也有针对鬼魅魍魉的；既有防御性的，也有进攻性的。借助的手段也多种多样，既有具有象征意义的镇宅神判，又有道教符箓，还有各种巫术，包括模仿的，反抗的，交感的，厌胜的。总之，在端午前后甚至整个五月，组织起一道对付恶和毒的坚固防线，并时有出击，以取得成效，不但能平安地度过这个灾难四起、邪毒纷至的日子，还能保佑日后的身体健康、门户吉祥。
端午的节物很多，这里说的只是禳灾仪式中的常见品种。
1、朱索和百索
朱索也就是红色线绳，两汉时的五月五日，用它及桃印、苇茭、螺首等来装饰门户，以驱邪逐恶。至魏晋时，这种方式开始间用于岁旦。《后汉书·礼仪志》记道：“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锺。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高承《事物纪原》卷八说：“今有百索，即朱索之遗事也。盖始于汉，本以饰门户，而今人以约臂，相承之误也。又以彩丝结纽而成者，为百索纽，以约股者，名五丝云。”
朱索的辟邪，由门户而及人身，五月五日以五色彩丝系臂，含有龙图腾崇拜的原始意义，至中古时便认为它辟兵厌鬼，令人不染瘟疫。它的名目甚多，徐坚等《初学记》卷四就说：“造百索系臂，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又称五彩缯，高濂《遵生八笺》卷四说：“五月五日，集五彩缯，谓之辟兵；合五色丝系之臂，谓之续命。”北人则称它为合欢索，叶隆礼《契丹国志·岁时杂记》记五月五日，“又以杂丝结合欢索，缠于臂膊”。清代苏州称它为长寿线，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五说：“今吴俗重午亦沿袭此风，结五色彩丝为索，系小儿之臂，男左女右，云以验小儿女后日之肥瘠，俗谓之长寿线。”顾禄《清嘉录》卷五引谭大中《长命线》诗曰：“从来造物最多情，修短还凭玉指衡。五采同心延百寿，一丝缠臂订三生。黄金不买前身慧，青史难逃再世名。儿女自痴侬作达，升沉无用访君平。”吴存楷《长命缕》诗则曰：“编成杂组费功深，络索轻于缠臂金，笑语玉郎还忆否，年时五采结同心。”可见这一辟兵厌鬼的严肃事儿，至清代已成为节令的应景了。田汝成《西游游览志馀》卷二十记杭州人家“或以彩绒杂金线缠结经筒符袋，互相馈遗”，那是别具意义的节物。晚近以来，百索系臂的古俗发生变化，潘宗鼎《金陵岁时记》记道：“结五色线成纹圈，为臂钏，古之长命缕也。”
又有端午索，为儿童端午时所系的项索。刘侗等《帝京景物略》卷二记五月五日，儿童“项各彩系，垂金锡若钱者，若锁者，曰端午索”。它往往是与禳灾的另一个道具符箓相结合，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就说：“每至端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绫罗制成小虎及粽子、壶芦、樱桃、桑椹之类，以彩线穿之，悬于钗头，或系于小儿之背。古诗云：‘玉燕钗头艾虎轻。’即此意也。”让廉《京都风俗志》则说：“人家妇女以花红绫线结成虎形、葫芦、樱桃、桑椹及蒲艾、瓜豆、葱蒜之属，以彩绒贯之成串，以细小者为最，缀于小儿辫背间。”至民国初年的端午，这一儿童的装饰依然不废，夏仁虎在《岁华忆语》里记道：“以五色线编作绦，曰长命缕，剪彩缝作天师，或小虎、黍角状，大裁如指，垂绦上，俾小儿系之。”正因为索上系有小虎，天津人称为“老虎搭拉”（冯文洵《丙寅天津竹枝词》注）
2、符箓和贴纸
符箓乃是符和箓的合称，符是笔画曲屈、似字非字、似画非画的符号，箓是记录于诸符间的天神名讳秘文，它们一般都写黄色的帛或纸上。道教声称符箓是天神的文字，是传达天神意旨的符信，用它可以召神劾鬼，降妖镇魔，治病救灾。符箓源于巫觋，始见于东汉。据近代考古发现，符箓的出现不晚于东汉元嘉元年（151）乃在道教创立之前。
在五月五日的禳灾仪式中，符箓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朱索演变为百索、五色彩丝后，就出现五彩缯篆符，高承《事物纪原》卷八记道：“汉五月五日，以五色印为门户饰，《续汉书》所谓桃印者也。刘昭曰，桃印本汉制，今世端午以五彩缯篆符以相问遗，亦以置户牖帐屏之间，盖本于汉桃印之制。”所谓篆符，就是百索上悬系小袋，其中放置折叠的朱书符箓，因为它一般是模仿云气变幻形状或古篆籀体而造作的，称为云篆或雷篆，篆符的名字由此而来，也被称为真文、天文、灵文。又有赤灵符，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记问“辟五兵之道”，答曰：“或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着心前。”董斯张《广博物志》卷四说：“越巫始制端午彩符、健线、艾人。”虽然五彩缯篆符、赤灵符、彩符等是样式不同的符箓，或“置户牖帐屏之间”，或佩带在身上，但它们具有相同的厌胜意义。
更有钗头符，则簪戴于头了，那也是五月五日为避邪而缀饰的，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一记道：“《岁时杂记》：端五剪缯彩作小符儿，争逞精巧，掺于鬟髻之上，都城亦多扑卖，名钗头符。东坡词云：‘小符斜挂绿云鬟。’吴敏德词云：‘御符争带，更有天师神咒。’又古词云：双凤钗头，争带御书符。”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五说：“闺人剪彩为钗符，杂缀虫豸五毒之物，用铜丝金箔纽制成串，加以蒜粽之类，以供插鬓及互相献赍，名曰健人，即古之艾人也。富家巨室或镂造金银为之，玲珑成串，簪于髻鬟。”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发现金钗一枚，出土时插在墓主发髻一侧，钗梁缀一个三厘米见方的罗制小袋，小袋外面是小珍珠作的网罩，墓主右手持桃枝，桃枝上边系着两个粽子。可知钗梁悬缀的，便是所谓钗头符。
刘侗等《帝京景物略》卷二记五月五日，京师“家各悬五雷符。簪佩各小纸符，簪或五毒、五瑞花草”。五毒，前文已经说过；五瑞花草，张岱《夜航船》卷一有曰：“端阳日以石榴、葵花、菖蒲、艾叶、黄栀花插瓶中，谓之五瑞，辟除不祥。”有五毒，必有五瑞，以相生相克。
五月五日，又张贴符箓于大门、中门、厅堂，并且结合其他禳灾手段，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说：“今人家五月五日，庭悬道士朱符，人戴佩五色绒钱符牌，门户以缕系独蒜及以彩帛、通草制五毒虫：虎、蛇、蝎、鼅鼄、蜈蚣，蟠缀于大艾叶上，悬于门。又以桃核刻作人物佩之。盖用汉五月五日之遗法也。”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说：“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天师、锺馗之像，或绘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祟恶。”让廉《京都风俗志》则称此日“贴画虎、蝎、虾蟆或天师等图，揭之楹间，谓之神符。道家亦有书符以送檀越者”。
那天，杭州、苏州人家的门首和厅堂都贴符箓，以镇邪恶、辟疫疠。一般在五月初一贴上，至六月初一焚去，故端午前后的大街小巷，无论高门巨宅，还是小户浅屋，一片烂然。符纸以道观刷印的为多，且标榜天师张道陵，故称为天师符。吴存楷《江乡节物诗》小序有曰：“杭俗，道家于端五送符，必署‘天师’二字，以见其神，受者皆答经钱米。”诗曰：“研将朱墨任鸦涂，春蚓秋蛇认得无。但乞人施五斗米，全家饱食仗灵符。”天师符由道士送上门来，受符人家都要酬以钱米，称为“符金”，作为道观的一笔收入。和尚们当然也不甘寂寞，不能让这“商机”让道士独占去了，也以红黄白纸画墨神符，分送人家，既已受符，事后也必然要去寺院拈香，答以钱文。有的人家并不相信张天师，对和尚的纠缠也颇为讨厌，坊间画铺就针对这一市场空缺，供应五色桃印彩符，生意也是不薄的。
端午禳灾用的贴纸，乃由符箓演变而来，主题更加通俗，形式则趋向美观。贴纸禳灾的仪式，各地多有，以北京为最盛。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说：“五月朔，家家悬朱符，插蒲龙艾虎，窗牖贴红纸吉祥葫芦。”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也说：“端阳日，用彩纸剪成各样葫芦，倒粘于门阑之上，以泄毒气。至初五午后，则取而弃之。”让廉《京都风俗志》则记得更加详细：“或剪纸，或镂纸，折纸作葫芦、蝙蝠、卐字各式，总谓之福儿。杂五色彩纸以衬之，总谓之曰葫芦儿。妇女买通草小虎、彩绒福儿带钗簪头上。至初五日，惟神符、福儿留之，其葫芦等物尽抛街巷，谓之扔灾。”天津的情形也是这样，冯文洵《丙寅天津竹枝词》注曰：“端阳日，门首均贴葫芦，用红纸剪成，雕镂精细。”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记明代杭州人家，“堂中标以五色花纸，贴画虎蝎，或天师之像，或朱书‘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之句，掲之楹间。或采百草，以制药品，觅虾蟆，以取蟾酥，书‘仪方’二字倒贴于楹，以避蛇虺”。苏州人将这种贴纸称为五毒符，顾禄《清嘉录》卷五说苏州端午节前，“尼庵剪五色彩笺，状蟾蜍、蜥蜴、蜘蛛、蛇、蚿之形，分贻檀越，贴门楣寝次，能厌毒虫，谓之五毒符”。可见派送五毒符乃是尼庵的专利。南京人则称为五毒牌，民国时犹存此风，潘宗鼎《金陵岁时记》说：“今则以五色纸折之使方，刻书五毒虫形，贴之门楣、床檐，盖禳灾之义。”
五月五日午时，还有书字于纸的贴纸，乃是民间巫术的简易化。如写“风烟”两字贴窗壁下，相传可辟蜒蚰、蚊蚋；或写“滑”字，也有同样神效。用朱砂写“荼”字倒贴壁间，或用倒流水研墨写“龙”字贴四壁柱上，蛇、蝎、蜈蚣皆不敢近前。写“仪方”两字倒贴柱墩上，或直接写砖瓦上，能辟蛇虫。再如写许多“白”字，一纸一字，分贴墙柱之上，则可辟苍蝇，真可说是简而易行的方法。
另外，还有在那天写“赤口白日”诸字的，可避口舌是非。吴自牧《梦粱录》卷三说：“士宦等家以生朱于午时书‘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之句。”朱廷焕《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说：“又以青罗作‘赤口白舌’帖子，与艾人并悬门楣，以为禳禬。”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一说：“《陈氏手记》：今人端五日多写‘赤口’字贴壁上，以竹钉钉之其‘口’字中，云断口舌，不知起自何代。闽俗又端五日以二纸写官符‘上天口舌，入地颠倒’，贴于壁间，亦皆无据。《端午谑词》云：‘从前浪荡休整理，钉赤口，防猜忌。而今魔难管全无，一似粽儿黏腻。’”
3、张天师像和锺馗像
张天师和锺馗是端午禳灾的两大神道，他们的画像，自然是驱邪杀鬼最直观的形象，故端午禳灾仪式，就得将他们请来。
张天师，即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陵，后世道教徒称之为张道陵。东汉出现的早期道教有两支，一支是于吉所创的太平道，张角兄弟藉以组织黄巾起义，起义失败，太平道瓦解；另一支就是张陵在蜀郡所创的五斗米道，历世相传，成为道教正宗，张陵也就被推崇为祖师，得以神化。至魏晋时，遂尊称张陵为天师，称其道为天师道。随着道教地位上升，教祖由老子而元始天尊而三清，后又有玉皇上帝和大小众仙，张天师的排名就下来了，在《西游记》里，他只是护卫玉皇灵霄殿的四个天师之一。但他在下界乃备受尊崇，子孙相继嗣位天师，自魏晋以来，世袭罔替。金元以来，北方出现全真道，天师道遂改称正一道，盛行于南方。自唐以来，他屡被朝廷册封，唐赠“太师”，宋封“正一静应真君”等，至元元贞元年（1295）加封“正一冲元神化静应显佑真君”，但民间则仍称他为张天师。
据《后汉书·刘焉传》记载，张陵创道时，就“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因此他是符箓道法的始作佣者。至明清时，端午禳灾仪式采用的天师符，自然是最正宗的符箓。况且民间关于他驱邪杀鬼的故事甚多，徐道《历代神仙通鉴》卷九就说他“精思修炼，能飞行远听，分形散影，人皆莫测其神妙。后太上老君授以正一盟威秘文、三清诸品经、斩妖雌雄剑等。令治蜀地八部鬼神、六天魔王，悉平之”。因此让他来镇摄妖怪，自然也是最合适的人选。
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一说：“端午，都人画天师像以卖，又合泥做张天师，以艾为头，以蒜为拳，置于门户之上。”吴自牧《梦粱录》卷三也说：“初五日重午节，又曰浴兰令节，内司意思局以红纱彩金盝子，以菖蒲或通草雕刻天师驭虎像于中，四围以五色染菖蒲悬围于左右，又雕刻生百虫铺于上，却以葵、榴、茭叶、花朵簇拥。”顾禄《清嘉录》卷五引吴江、震泽《县志》说：“五日，道士折红、黄色纸，画天师像，为辟恶灵符，分送檀越。”民国初南京风气不废，潘宗鼎在《金陵岁时记》里说：“乡人于午节图塑天师之像，取以辟恶。”
可见自两宋而降，端午不但买天师像悬挂厅事，还塑作天师置于门楣，这自然是艾人的遗制。天师像是传统人物画的一个题材，《佩文斋书画谱》卷九十七就着录陈闳所作的一幅天师像：“一天师像甚古，手持章函，前后植二剑，甚佳，归之崔晋。叶森见此画轴，衣身鱼鬛，衣皆朱砂，非银朱也，章函乃一玛瑙函也。”民间所画，不能如此工致，但天师斩妖的雌雄双剑却断不可少，而天师骑虎的造像，也相沿久远，为年画中所常见，故而天师骑虎也引入端午的其他节物，吴存楷《江乡节物诗》小序说：“杭俗，健人即艾人，而易之以帛，作骑虎状，妇女皆戴之。”潘宗鼎《金陵岁时记》也说：“五色绢布，饰为天师骑虎形，系小儿之背，曰老虎被。”
值得一说的是，虎是五毒之一，但它本身威武凶猛，因此不但是服猛的象征，也成为端午禳灾的力量，那是并存于同一形象的。吴自牧《梦粱录》卷三说临安端午风俗，门额上“或悬虎头白泽”，白泽乃是传说中的神兽。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说：“幼女剪彩叠福，用软帛缉逢老健人、角黍、蒜头、五毒老虎等式，抽作大红朱雄葫芦，小儿佩之，宜夏避恶。”顾禄《清嘉录》卷五说：“编钱为虎头形，系小儿胸前，以示服猛，谓之老虎头。又小儿系赤色裙幱，亦彩绣为虎形，谓之老虎肚兜。”吴存楷《江乡节物诗》小序说：“杭人，午日制虎头，系小儿襟带间，示服猛也。”夏仁虎《岁华忆语》则另记一款：“闺中儿女采桃叶盈筐，叠折之，粘作虎形，饰以绣，极璀璨精致。”而儿童端午戴虎头帽、穿老虎肚兜，至今仍很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