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就风俗的原始意义上说，端午节俗的形成，乃是上古夏至的“阴阳争，死生分”以及恶月毒日的结合，人们自然会为之担忧，于是就进行祭祀和禳灾的仪式。自中古以后，它的原始意义日趋淡薄，并逐渐演化为一个节俗繁琐、内容丰富、观赏性和参与性都很强的全民性节日。虽然还在进行着祭祀和禳灾的仪式，人们的心情是大不一样了，就像过其他节日一样，充满了喜悦和欢欣。
端午的风俗活动，真可说是全民参与，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论贫富天壤，贵贱悬殊，人人有份，但自然又有差别。宫廷民间，城市乡村，也有种种不同。至于天南地北，海隅边地，更是情状差异。为了叙述方便，约为四则，从不同视角分别介绍端午丰富多采的风俗活动。
1、宫廷仪礼
自古以来，宫廷过五月五日，例应贡御，也有赏赐。
汉代夏至或五月五日，赐食枭羹，相传枭是一种恶鸟，貌似猫头鹰，或泛指鸱鸮科的鸟类。白居易《凶宅》诗曰：“枭鸣松桂枝，狐藏兰菊丛。”颇不吉祥。毛奇龄《续诗传鸟名卷》卷三说：“枭本恶鸟，欲绝其类，故汉仪以夏日至赐百官枭羮，且解者云，夏至微阴始起，长养万物，而枭害其母，因以是日杀之。乃《说文》又云，枭食母不孝，故冬至捕杀枭首，绝其类。”杨侃《两汉博闻》卷四记道：“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作枭羮以赐百官，以其恶鸟，故食之也。师古曰，解祠者，谓祠祭，以解罪求福。”
汉唐之际，宫廷赏赐以服饰为多。《中华古今注》卷上记道：“汉中兴，毎以端午赐百僚乌犀腰帯。魏武帝赐宫人金隐起师子銙腰帯，以助将军之勇也。高祖贞观中，端午赐文官黑玳瑁腰帯，武官黑银腰带，示色不改更故也。”同书卷中又记汉章帝“常以端午日赐百官水纹绫袴，盖取清慢而理人。若百官母及妻妾等承恩者，则别赐罗纹胜袴”。同书卷下则记隋炀帝“常以端午日赐百僚玳瑁钗冠”。《新唐书·李元纮传》记开元时，玄宗于“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赐群臣袭衣，特以紫服金鱼赐元纮及萧嵩”。太宗李世民首开端午赐扇风气，《唐会要》卷三十五记道：“贞观十八年五月，太宗为飞白书，作鸾凤蟠龙等字，笔势惊绝，谓司徒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曰：‘五日旧俗，必用服玩相贺，朕今各赐君飞白扇二枚，庶动清风，以增美德。’”李肇《翰林志》记载，兴元元年（784）端午，德宗赐翰林学士“衣一副，金花银器一事，百索一轴，青团镂竹大扇一柄，角粽三服，粆蜜”。
及至两宋，赏赐节物品种更多，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二引《皇朝岁时杂记》说：“端五，赐从官以上，酒、团、粽、画扇；升朝官以上，赐公服、衬衫；大夫以上，加袴。从官又加黄绫绣裹肚，执政又加红绣肚、三襜，经筵史官赐杂纱帽及头巾帕子、涂金银装扇子、酒果，史官又加团茗。上尊仁宗时，自从官以上并讲官，赐御帛书扇。”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记道：“又分赐后妃、诸阁、大珰、近侍翠叶五色葵榴、金丝翠扇、真珠百索、钗符、经筒、香囊、软香龙涎佩带，及紫练、白葛、红蕉之类。大臣贵邸，均被细葛、香罗、蒲丝、艾朵、彩团、巧粽之赐。而外邸节物，大率效尤焉。”吴自牧《梦粱录》卷三也记道：“内更以百索彩线、细巧缕金花朵及银样鼓儿、糖蜜韵果、巧粽，五色珠儿结成经筒、符袋，御书葵榴画扇，艾虎，纱疋缎，分赐诸阁分、宰执、亲王。”
至明清，陆容《菽园杂记》卷一说：“朝廷每端午节，赐朝官吃糕粽于午门外，酒数行而出，文职大臣仍从驾幸后苑，观武臣射柳，事毕皆出。”《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十七引《析津志》说：“午节，宣徽院进宝扇、彩索、珠花、金罗、酒醴、凉糕、香粽，中正院三后所属衙门各有故典仪物以次进献，礼部亦然，盖以此为大节故耳。”又引《戒庵漫笔》说：“端午，赐京官宫扇，竹骨纸面，俱画翎毛不工。彩绦一条，五色线编者，须头作虎形。彩仗二根，长丈许，五色线缠绕。艾虎纸二幅，方尺许，俱画虎并诸毒虫。”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三引《泳化编》说：“嘉靖甲子端阳，赐大学士徐阶以灵符五道、艾虎八个、扇二把、大符六道、花绦一条。”又引《五朝注略》：“嘉靖时，上以端午泛舟西苑，召李时、夏言、郭勋侍行，赐艾虎、彩索、牙扇，自芭蕉园历玉蝀金鳌桥至澄碧亭，命诸臣近龙舟顾问。”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晚清情形：“内廷王公大臣至端阳时，皆得恩赐葛纱及画扇。”徐珂《清稗类钞·时令类》记慈禧后宫过端午：“自五月初一日起，军机大臣、尚书、侍郎，以及近支宗室、妃嫔、太监，均献孝钦后以礼物，开列黄纸礼单进呈。中以洋货为多，太监辄以大盒之而入，孝钦留洋货而已。初三日，为全宫献礼期，均盛以黄盒，置大院中。隆裕后进自制之鞋用手巾荷包，陈设第一排，妃嫔宫眷所献种类甚多。初四日，为孝钦回赏之期，视献物之厚薄以答之。若宫眷，则人各一衣，银数百两。”
《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说袭人命丫头将“端午儿的节礼”取来，赐宝玉的那份是“上等宫扇两柄，红麝香珠二串，凤尾罗二端，芙蓉簟一领”，宝玉见了，喜不自胜，问：“别人也都是这个？”袭人答道：“老太太多着一个香玉如意，一个玛瑙枕。老爷、太太、姨太太的只多着一个香玉如意。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单有扇子同数珠儿，别的都没有。大奶奶、二奶奶他两个是每人两疋纱，两疋罗，两个香袋儿，两个锭子药。”
唐鲁孙在《我家怎样过端午》里说：“清宫管端午节叫天中节，对于廷臣是例有赏赐的，最名贵的是赏赐绫裱五尺三尺宽的朱砂判，整幅‘恨福来迟’的判儿，赤帻鞮屦，伏剑夔立，凝视飞蝠。据说全是出自如意馆丹青妙手，用胭脂膏子绘制，仅留蝙蝠二日、判官的双睛，由御笔用辰朱亲点，点好以后，蝙蝠固然是栩栩如生，判官的双目怎么看怎么瞪着你，所以说有驱厉辟邪功效。有的人忽然凶鬼附体乱蹦乱闹，挂上这种朱砂判，据说鬼就走了，所以得之无不什袭珍藏。民国初年，北平后门一带古玩铺，还有清朝历代帝后写的福寿字、龙虎字待价而售，但很少有朱砂判儿出售，纵或偶有发现，那比龙虎福寿字的价线要贵上好几倍呢！清宫端午节，例有赏赐近臣樱桃桑葚之举，一只五寸大小碟子，铺上桑叶一张，樱桃二三十粒，红白桑葚等数，由宫监苏位赉送到家，除了全家叩首跪谢圣恩之外，宫监苏拉敬使车力，还得恭敬如仪。这一盘樱桃桑葚，人口多的人家，比买整担樱桃桑葚还要贵上几倍，有的人家准备敬使车力真要头痛几天呢！我曾经偷偷问过相熟的太监，端午节何以尽赏樱桃桑葚不赏粽子呢？他们也很诧异，端节各府送赏赐，从来只有樱桃桑葚而没有粽子，他们也猜不透是什么道理呢！内廷过端午对于近臣家的儿童也有赏赐，第一是小团扇，扇面上画的全是工笔婴戏图，正中盖上一方小玉玺。有一年笔者得一把六国封相团扇，据说是画苑沈恭仿仇十洲原本所绘，虽无款识，但构图多变，赋色淡雅，迥异凡构，拿在手里奉扬仁风，颇觉神清气爽。”
宫中端午，自然也有过节的气氛。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记道：“宫中毎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都中盛于此戏。”那是唐代的端午。至宋代，周密《武林旧事》卷三则记在殿中“插食盘架，设天师艾虎，意思山子数十座，五色蒲丝百草霜，以大阁三层，饰以珠翠葵榴艾花，蜈蚣、蛇、蝎、蜥蜴等，谓之毒虫。及作糖霜韵果、糖蜜巧粽，极其精巧。又以大金瓶数十，遍插葵榴栀子花，环绕殿阁”。那天又相传是马的本命日，故“凡御厩邸第上乘，悉用五彩为鬃尾之饰，奇鞯宝辔，充满道途，亦可观玩也”，而《西湖老人繁胜录》则说是“娇马遇重午，都戴合色头须”，或马首，或马尾，大概都有吧。
辽、金宫廷，端午则有拜天仪式，《金史·礼志八》记道：“重五日质明，陈设毕，百官班俟于球场乐亭南。皇帝靴袍乘辇，宣徽使前导，自球场南门入，至拜天台，降辇至褥位。皇太子以下百官皆诣褥位。宣徽赞拜，皇帝再拜；上香，又再拜；排食抛盏毕，又再拜；饮福酒，跪饮毕，又再拜。百官陪拜，引皇太子以下先出，皆如前导引。皇帝回辇至幄次，更衣，行射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
至元代，宫廷亦重端午，《析津志辑佚·岁纪》记道：“节前三日，中书礼部办进上位御扇，扇面用刻丝作诸般花样，人物故事、花木翎毛、山水界画，极其工致，妙绝古今，若退晕淡染如生成，比诸画者反不及矣。仍有金线戏绣出升降二龙在云中。以玉为柄，长一尺，琢云龙升。上以赤金填于刻文内，又用金线条缚之如线系，或扇团以银线缠之，如是者凡数样，制具不同。有串香柄、玛瑙、犀角，成雕龙凤，金涂其刻。又有拂子，用洁白细冗软牛毛，亦有染色者不一。资正院、中正院进上，系南城织染局总管府管办，金条、彩索、金珠、翠花、面靥、花钿、奇石、戒止、香粉、胭脂、洗药，各各精制如扇拂，一如上位仪式。太子詹事院并如上仪进。将作院进彩画扇、翠扇、金碧山水扇、金纱、金罗、白索等。如凉糕、粽饼，并同典饮局，并同光禄寺。酒、凉糕、蜜枣糕、粳米糕、金桃、御黄子、藕、甜瓜、西瓜，并同四大衙，并依上年故事。宣徽院为首，领八作司等院，其三官詹事院属司，并如上年式。是节诸项进呈，所费五千馀定。滦者行在资正院、织染总管府，差官一员，乘传赴上都，进上位及三宫后，以表里答劳之，此常典也。或在中途不可定止。是节上自三公宰辅、省院台，俱有画扇、彩索、拂子、凉糕之礼；中贵官同，故其厚费也。”
至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记道：“闻之先辈云，孝宗在御日，遇午节，曾于便殿手书一桃符云：‘彩线结成长命缕，丹砂书就辟兵符。’盖圣主好文，宴衍自娱，又与后圣不同如此。其后午节，惟世宗初元，曾奉两宫圣母游娱，最后十五年，又同李时、夏言、郭勋泛舟西苑，赋诗唱和。”刘若愚《明宫史》火集记道：“初一日起，至十三日止，宫眷内臣穿五毒艾虎补子蟒衣，门两傍安菖蒲、艾盆，门上悬挂吊屏，上画天师或仙子仙女执剑降五毒故事，如年节之门神焉。初五日午时，饮朱砂、雄黄、菖蒲酒，吃粽子，吃加蒜过水温淘面，赏石榴花，佩艾叶，合诸药，画治病符。圣驾幸西苑，斗龙舟，划船，或幸万岁山前插柳，看御马监勇士跑马走解。”
射柳、击球、走解之戏，本为北方游牧民族所尚。
射柳，又称为躤柳、剪柳，即驰马射柳。相传为辽金时的一种竞技活动。在场上插柳，驰马射之，中者为胜。源于古鲜卑族秋祭时驰马绕柳枝三周的仪式。《汉书·匈奴传上》有“大会蹛林”，颜师古注道：“蹛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天之祭，无林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还有一则较有意思，《月令辑要》卷二引《偃曝谈馀》说：“辽俗以鹁鸽置葫芦中，悬之柳上，弯弓射之，矢中葫芦，鸽輙飞出，以飞之高下为胜负，往往会于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可见射柳本是辽俗，金因之。《金史·礼志八》记道：“凡重五日拜天礼毕，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至元依然，称为斮柳，规则大致如金，《析津志辑佚·风俗》说：“有引马者先走，万户引弓随之，乃开弓斮柳。断其白者，则击锣鼓为胜。”入明以后，射柳之戏不废，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就说：“永乐中，禁中有翦柳之戏。翦柳，即射柳也。”后来就简化一点，成为走骠骑。
击球，也是辽之旧俗，金亦尚之。《金史·礼志八》记道：“已而击球，各乘所常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球。先于球场南立双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击入网囊者为胜。或曰，两端对立二门，互相排击，各以出门为胜。球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枵其中而朱之。皆所谓习跷捷也。”至元而继续盛行，《析津志辑佚·风俗》记道：“击球者，今之故典，而我朝演武亦自不废。常于五月五日、九月九日，太子、诸王于西华门内宽广地位，上召集各衙万户、千户，但怯薛（蒙古语，指宫廷卫士）能击球者，咸用上等骏马，系以雉尾、缨络，萦缀镜铃、狼尾、安答海，装饰如画。玄其障泥，以两肚带拴束其鞍。先以一马前驰，掷大皮缝软球子于地，群马争骤，各以长藤柄球杖争接之，而球子忽绰在球棒上，随马走如电，而球子终不坠地。力捷而熟闲者，以球子挑剔跳踯于虚空中，而终不离于球杖。马走如飞，然后打入球门中者为胜。当其击球时，盘屈旋转，倐如流电之过目，观者动心骇志，英锐之气奋然。虽耀武者，捷疾无过于是，盖有赏罚不侔耳。”
走解，也就是走骠骑。彭时《彭公笔记》记道：“五月五日，赐文武官走骠骑于后苑。其制：一人骑马执旗引于前，二人驰马继出，呈艺于马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腾掷蹻捷，人马相得，如此者数百骑，后乃为胡服臂鹰走犬围猎状，终场，俗名曰走解。而不知所自始，岂金元之遗俗欤。令每岁一举之，盖以训武也。观毕，赐宴而回。”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说：“内廷自龙舟之外，则修射柳故事，其名曰走骠骑，盖沿金元之俗。命御马监勇士驰马走解，不过御前一逞迅捷而已。惟阁部大老及经筵日讲词臣得拜川扇香药诸赐，视他令节独优。今上初年犹然，自内操事兴，至甲申岁之午日，预选少年强壮内侍三千名，俱先娴习骑射，至期弯弧骋辔，云锦成章，有京营所不逮者。上大悦，赏赍二万馀金。然是日酷热，当值候操诸珰，擐甲操兵，伺令于赤日中，因而暍死者数人。按禁中本非观兵之所，其事起于正德初年，盖不特八虎辈各有偏裨列校，仿效外廷，而本兵王恭襄，亦顶罛刺飘靛缨，杂处于中贵之中矣。今上因癸未谒陵，始选内臣具军容扈从，旋跸后，益广其伍，俱江陵败后事也。近年来则内教场已鞠为茂草，想武事置不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