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伯格连夜赶到了海法。他没有开车，疲惫的他搭了一辆开往萨法德的卡车，卡车是要给一个建筑工地运送砖块和石棉网，布鲁伯格就坐在卡车后斗里。暖洋洋的空气，几乎没风，但这种平静仍挡不住尘土往他的口鼻上糊。一摞木板将货物与司机隔开，司机膀大腰圆、脸宽额阔，一块手帕遮住脸的下半部，像个牛仔。布鲁伯格咳嗽一声，朝路上吐了口痰；他感到胸部憋闷，但他知道这种憋闷源自更深处，是灵魂里的毒素要寻个出口。找到克施，还有罗斯，其他都不重要了。如果他能设法解救乔伊斯，多多少少也算弥补他这些年来的自私。想到她被关在总督府，一帮粗鲁的军官正在威胁她，要从她那里套情报，真让他难以忍受。
司机不愿下主路，布鲁伯格只好在距离售票处几乎一英里远的地方下了车。布鲁伯格打算乘最早的一班船去塞浦路斯。他从埃希尔那里借了点儿钱，足够单程船资了。他希望他能说服罗斯为他支付回程旅费：画已完成，就算是预支卖画的钱。他尽力朝码头走去，能走多快就多快，刚抵达那里时，码头上只有他一人，他拖着脚步继续笨拙地往前走，背着他的旧工具包，肩带勒得他生疼，满头大汗。突然他听到踏板打在水泥地上的声音，如一声枪响。他还没能挪到窗口，就被刚刚下船的人群湮没了。他想奋力穿过这个移民群，有些人在拥抱，兴高采烈，多数人则一脸迷茫。男人们穿着白衬衫，窄领带，厚重的三件套。他们手抓帽子，擦着额头的汗水，看看周围，不知所措，如在梦中，似乎他们本要从欧洲的家去办公室、商店、或仓库，却来到了这个酷热干旱的地中海码头。几乎所有人手里都攥着入境文件，或是小纸片，上面肯定写着他们在巴勒斯坦的联系人的姓名和住址。女人们穿着长裙，戴着棉质头巾，似乎与当地环境更相宜。她们护着孩子们，有些孩子想要挣脱，有些则神情沮丧，眼泪汪汪地将头埋在妈妈的裙子里。布鲁伯格的心跳在加速。他也曾经是这些孩子中的一员，只不过抵达地点不同：伦敦池。两岁的他刚刚才学会走路，他从船舱里出来，握着妈妈的手，指甲掐进了她的肉里，疼得她叫起来。他对这些毫无印象，都是后来听妈妈说的，那是她所珍藏的初到英国的记忆，随着英格兰向她靠近，陆地似乎摇摇晃晃，等在岸边的码头工人们那粗犷的叫喊声就像某种怪鸟，她丈夫，脖子上挂满行李，在拥挤的甲板上不知被挤到了何处，她抱起她那泪眼蒙眬、吓坏了的宝贝儿，把他放在阴暗但安全的岸上。
安稳的船只，埃弗里西斯号，远离人群。布鲁伯格的心仍怦怦乱跳，他深吸了几口气，咸咸的浪花打在他脸上，脚下的平台随着轮船引擎而颤动。他为自己的“移民恐慌”感到惭愧，却无法摆脱。也许他所有的愤怒就根源于那里：他想成就母亲对他的期待，想认英国为家乡。他一度以为他成功了，但军队以及画评家们证明他错了。他之所以收拾行装来到巴勒斯坦，是因为似乎所有人，包括死者都在对他说那是他该去的地方：回到船上，只是这次是要前往三千年前，一切开始的地方。其实，他只对一小块地方情有独钟，就是他支起画架之处，不论是室内还是室外。
他站在右舷扶手旁，看着人影、建筑以及驳船渐渐变为灰点，红房顶、高桅杆，也与后面的山脉渐渐融为一体。他兜里揣着去法马古斯塔的船票。十小时后，他就会抵达港口，再从那里找大巴或出租车带他去尼科希亚。他肯定能在那个城市找到罗斯；是否能找到克施，就不一定了。
甲板层之间有饮料和小吃，但布鲁伯格尽量不去下面的甲板。从南安普顿来巴勒斯坦时，他在船舱里没少往桶里呕吐。波涛汹涌，船左摇右晃。与布鲁伯格不同，乔伊斯对这种摇晃好像不太在意，她坐在床上看书，如坐在花园秋千上般惬意。不过，只要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他一般都没事。好在那日天气温暖和煦，万里无云，阳光普照。
他没在意其他乘客，盯着轻轻晃动的仁慈的绿色波涛，陷入了沉思。突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么快就又上路了？”
布鲁伯格迅速转过身。是乔治·萨菲尔，《通讯》的记者。
“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先别说，奥赛罗城堡？”
布鲁伯格没回答。
“好吧，那就是圣依拉良城堡遗迹？二者必居其一。”
布鲁伯格摇摇头。“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他说。
“你总不会单纯去度假吧？对吗？也许你是在逃跑。上帝呀，也就是在几天前，在沙漠中待了两个月的你跑去找妻子。出什么事了？她该不会趁你不在，另觅新欢了吧？”
“差不多，就是。”
听到布鲁伯格的回答，本已展开笑颜的萨菲尔突然收起笑容，盯着布鲁伯格的脸，想确认他是否在开玩笑。
布鲁伯格微微一笑，萨菲尔长舒了口气。
“你吓了我一跳，老朋友。我知道你们这些画家都是疯癫之辈，男人——女人——但是……”萨菲尔决定还是不要对波希米亚式生活评头论足了。布鲁伯格注意到他还是那身在艾伦比酒吧穿的冒牌拓荒者装束。
“来个三明治？”
萨菲尔从包里掏出只小包，里面裹着两片厚面包、奶酪和西红柿。
“恐怕没有盐。”
布鲁伯格谢绝了他的好意。尽管地中海风平浪静，他已开始觉得恶心了。
“这么说你不打算告诉我为什么上了这条船。别担心，我不逼你。”
“我要去尼科希亚。我得找到杰罗德爵士。你呢？”
萨菲尔好像在考虑说还是不说，但还是忍不住哪怕只是透露些许消息。
“要出事，”他说，“我的希腊神甫朋友告诉我的。罗斯已经开始调查了。他不在大马士革。当然，这你知道。”
“要出什么事？”
“恐怕我不能告诉你细节。有关巴勒斯坦的阴谋，我想我手上已经有了独家新闻。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的目的地是相同的。”
“若是这样，”布鲁伯格说，“也许你能替我付从法马古斯塔出发的打车钱。”
萨菲尔笑道：“我相信《通讯》不会介意，”他说，“我特此任命你为我的正式绘图员。”
巴勒斯坦的海岸线消失了，只能看到单调的绿色波浪，以及轮船烟囱冒出的蒸气。
布鲁伯格离开船舷，四下张望，想找个地方坐下。他不想让萨菲尔知道轮船的轻微摇摆都会使他晕船。他走到甲板中间坐下，伸直腿，背后是一卷沉重的铁链。萨菲尔跟着他走过来，坐下，和他隔着几英尺。
“对了，”他说，咬了口面包和奶酪，“记得吗，你那天向我打听德·格鲁特案。”
布鲁伯格点点头。
“嗯，真是太蹊跷了。你刚离开艾伦比，就来了位总督府的人，我认识，弗戴斯，为本特治工作，平时他在我面前总是很谨慎，你知道——我是个不加掩饰的彻头彻尾的复国主义者——但这一次，他似乎急于要给我透露些消息。‘怎么回事？’我问。然后他就开始讲德·格鲁特的事，说那家伙是个怪人，曾经跟踪阿拉伯男孩，很有可能是那些可怜的孩子们的父兄要给他点儿颜色看看。纯属个人恩怨，与政治无关。我问他，‘要抓什么人吗？’我以为可能捞到什么有价值的新闻。‘不，’他说，‘他们认为罪犯肯定早就逃之夭夭了。逃到了埃及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剧终。”
布鲁伯格尽量不动声色。“你觉得是谁杀了他？我是说，在你得知这个新消息之前。”
“嗯，大家都认为他们在找一个阿拉伯人；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警察在追捕一个叫扫德的嫌犯。当时我肯定跟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这起案件是阿拉伯人趁机刺杀犹太要员。”
“是的，但德·格鲁特不是复国主义者。”
“远远不是。你猜我听说了些什么？黑帽子自己下的手，为了赢得世界对犹太人的同情。有些过分了，我觉得。”
“‘有些过分了’，是否意味着复国主义者们要对此负责？”
萨菲尔睁大了眼睛，似乎脑子里头一次闪过如此诡异的念头。
“不可能，”他喃喃道，“这就跟说他那派的人杀了他一样不着调。”
“但假如他知道些什么，一些有可能阻止复国主义运动的事？”
萨菲尔看着布鲁伯格，“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他问。
“我什么都不知道，”布鲁伯格回答说，“我只是瞎猜。结局似乎有些太方便了，不是吗——阿拉伯杀手逃往他国？”
“他们恨我们，我是说，正统派。我们保护他们不受阿拉伯人欺侮，反过来他们却说我们是渎神者、不信教者。”
“我认为是英国人在保护他们，和其他人一道。”
“英国人不会永远在这里。而且看起来他们干得并不好。德·格鲁特死了，对吧？如果我们不掌握主动，每天都会有犹太人死去。”
布鲁伯格本可以全盘托出，本可以从兜里掏出那封皱巴巴的信，给萨菲尔看扫德给他的那枚制服纽扣，告诉他扫德告诉他的事——德·格鲁特如何遇刺，男孩儿如何逃跑，绝望地跑下山。
但布鲁伯格什么都没说。不能信任萨菲尔，犹太人杀犹太人，这样的新闻他不愿报道，不愿想，何况，布鲁伯格突然意识到，这些信息有更重要的用途。
萨菲尔吃完三明治，在棕色包装纸上擦了擦手，找喝的去了。他回来时，布鲁伯格正闭着眼，南美牧人帽遮在脸上，佯装睡觉。
很快，他就真的睡着了，睡醒时旅途已过半，萨菲尔没了踪影。布鲁伯格下去上厕所；厕所里污水流溢，为了能在恶臭的小便池里尿尿，他不得不卷起裤脚，站在四分之一英寸深的脏水里。有人把一张英语报纸塞在了水管后面，显然是要用作手纸，标题上的几个字却引起了布鲁伯格的注意。尽管他知道也许会给至少一位内急的乘客在靠岸前带来些不便，他还是扯下报纸，塞进了兜。他有些晕乎乎地穿过一群苍蝇，走上楼梯，想去甲板上吹吹风。可就在他睡觉时，已经变了天。到了甲板上，他并没有觉得舒服些。布鲁伯格向下望去：海水，变幻着绿色蓝色，似乎有种诡谲的平静。他几乎感觉不到船在前行，仿佛船长一时改了主意，决定抛锚了。
布鲁伯格找了个座位坐下，拿出报纸，伦敦的《每日画报》，就是这张报纸的标题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刊有一则展评，几乎是三个月以前的事了，布鲁伯格曾教过的一位学生列奥纳多·格林的首次个人画展。大标题是“格林妙笔生花”，下面是列奥纳多的一张照片，深邃的目光，严肃，有艺术家气质，还有一幅他的近作，未来派风格，伦敦东区服装厂的机器。展评人T. J.·弗班克斯确信格林的作品意味着未来，正如他所选择的画风。
布鲁伯格边读展评，边想象着那些作品的色彩会如何安排。他很高兴地发觉他已经超越了嫉妒，不管有多短暂：T. J.·弗班克斯对列奥纳多的溢美之词并没有令他不悦。回想自己的绘画生涯，布鲁伯格好像还是头一次心无怨恨地想到他没有这样幸运的开端。跌跌撞撞了好几年，只博得个别好评，直到五年前他在白色礼拜堂画廊的个人画展才抬高了他的声望，似乎自此他就可以一帆风顺了。但不论是他，还是他的画评家都没高兴多久：公众对他的作品的欣赏出现了一道小裂痕，逐渐扩大为裂缝。他组织的犹太画家群展稍稍恢复了他的声望，但去年，裂缝成为鸿沟。布鲁伯格又读了一遍关于格林的文章，他在想是否事业也好，婚姻也好，甚至国家，开端不利就永远无法弥补：重归正轨真是太难了。的确，像列奥纳多这样的光鲜开端也可能很快黯淡，但至少还有机会。
了无生气的黄昏，埃弗里西斯号继续航行；孤单的人、夫妻、家人从布鲁伯格身旁走过，走到船舷又转回来，零零星星的低声交谈飘进布鲁伯格的耳中，四五种语言盘桓在脑海里。一个男孩儿蹲在他身边剥橘子，递给了他一瓣。除此之外，就没人打搅他。可惜没带纸和铅笔，否则他就可以速写了。现在他的手很闲，脑子倒是充满热切的期待。
刚过午夜，缓慢的摇铃声提示船已进入狭窄的法马古斯塔港湾。萨菲尔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站在布鲁伯格身边，两个男人看着老海港的灯笼在黑暗中向人们招手，引诱人们去拥抱它那虚假的平静。
布鲁伯格和萨菲尔下了埃弗里西斯号。太晚了，已经没有车去尼科希亚了。两人都急于赶往目的地，在海港附近的小酒馆里搜索了一个多小时，希望能找到个愿意考验自己的司机，这可是要借着月光，在狭窄的内陆道路上开车。终于，他们不得不认输。他们不想找张舒服的床睡上三四个小时，而是决定在户外挨到天明。“福提斯兄弟”汽车维修店提供租车服务，他们就在维修店旁找了张长椅坐下，为了有力气开车，喝干了萨菲尔在船上买的一小瓶茴香烈酒。
布鲁伯格疲惫不堪，肩膀因长时间背包而生疼，全身都疼。茴香酒辣嗓子，喝到第三口还是第四口时，他的头已经开始眩晕了。他觉得似乎已走到旅途尽头，持续了十年的旅途，一无所获。自他扬帆从福克斯通起程去弗兰德斯比利时城市。参战，最后来到这个炎热的小岛。这么多次，他试图逃跑，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找什么，也没有信念。
布鲁伯格站起身，萨菲尔立即躺倒在长椅上，半醉半睡。布鲁伯格背朝大海走去。不远处，借着明亮的月光，可以看到城里雄伟的哥特式教堂的剪影。他朝那里走去，经过一个火车站，几条石铺的小路，来到了教堂门口。教堂的木制大门关着，布鲁伯格坐在台阶上歇息。现在，他满脑子都是乔伊斯，她的脸如圣像般光彩照人。在西汉普斯特德的公寓里，她坐在梳妆台前，将头发梳到脑后，嘴唇微张，很专注的样子，偶尔梳不通时咧下嘴。她那张充满希望的美国人的脸，灰绿色的眼睛活泼灵动。这就是复国主义恐怖分子的形象。生活真是疯狂。
布鲁伯格和萨菲尔坐的出租车途径奥赛罗城堡和法马古斯塔的中世纪城堡，来到一片肥沃的平原，司机告诉他们这片平原是夹在两座山脉之间。可以看到几座小山草木蓊郁，间或有条河流。过了两小时，阳台上、白墙窗户上随处可见的希腊国旗宣告他们已至尼科希亚郊外。萨菲尔指着那些旗子说：“看来我们在这里也不受欢迎。”
“我们？”
萨菲尔的脸红了。回到英国人的旧身份是如此轻而易举，就像换了件衣服，他感到很难堪。
“你在哪里下车？”他问。
“我要去总督府。”
布鲁伯格向前探身问司机：“知道在哪儿吗？”司机点点头。
出租车经过了一片片庄园，看过了巴勒斯坦，这些庄园在布鲁伯格眼里简直就是英国公园，只是阳光太强。几分钟后，一座低矮绵长、谷仓式的建筑出现在眼前。
萨菲尔和布鲁伯格对视了一眼。
“肯定是搞错了，”萨菲尔说，“你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
“没错。”
“但这是马厩。”
“不是，先生。”
车在距离岗哨50码的地方停下，现在可以看出来那是一所小房子，白漆木板墙。花园里竖着一根旗杆，但似乎还未来得及挂上英国国旗。布鲁伯格下了出租车。
“谢谢你让我搭车，”他说，“希望你能搞到独家新闻。”
“哦，我会的，”萨菲尔答道，“还不太晚。”
布鲁伯格看着车上了路，就剩他自己了。经过长途跋涉，他的衣服皱巴巴，脏兮兮，有卡车上蹭的红色砖末，还有轮船甲板上的油污。他还能闻到轮船卫生间里的臊味，尽管很小心，他的裤腿还是浸了尿液。一排有着银色树干的白杨树下，布鲁伯格站在树荫里，稍憩片刻。这里居然比巴勒斯坦还要热，尽管桉树散发出同样的消毒液味儿。他很清楚自己在这里该做什么：以缄默换取乔伊斯的自由。刺杀德·格鲁特的人会逍遥法外，但乔伊斯也会被释放。布鲁伯格打起精神，朝岗哨走去。没等有人能扶他，布鲁伯格便倒在了土路上，手紧抓胸口，一动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