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reProduction）：当人们在广泛分布的条件下，采取一贯的动作时，复制便发生了。在理论上，行动者是自由的，面对条件时可以加以挑战或转变，因此社会系统的概念不能视为独立存在于人类活动之外，社会系统是已经形成一定形态化的人类活动。社会系统的存在必须经过连续不断的复制。用图示表达这些核心概念是很有帮助的，读者可以用图像的方式来记忆。不过，读者应该要记得，任何图示所表达的内容都只是概略代表上面我们所讨论过的观念。
核心概念与社会研究
本章不断重复强调，所有社会研究都必然牵涉到社会行动与其条件的研究兴趣，质性研究通常较其他类型的研究更直接运用这些概念，但是其他类型的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这些观念上。
关于仅进行访谈的研究
有许多质性研究仅通过访谈方式来研究人们的态度、信念与经验，这些研究可能看似与社会系统影响下的场地与场域所发生之社会行动无关。例如：我的一位学生曾经进行个案研究以了解特定男人的“男子气概”；另一位学生目前正在研究男性对于“亲密行为”的态度；还有一位学生则是针对治疗师面对自杀患者的处理策略进行长期的研究；还有一位学生则是研究宗教经验。在这样的研究中，行动、场地、场域与系统等理论究竟有何重要性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这类研究虽然针对社会行动，但目的是要探求研究对象在许多（通常并非所有）社会情境中惯常运用的文化基模（schema），例如：研究“男子气概”的方法之一，是观察研究对象在不同地方与条件下所出现的特定动作，访谈的用意即是从实际社会场地与脉络中，抽象出“男子气概”的概念结构，以发掘出存在于一般情况中普遍的文化基模。关于男子气概构念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发掘持有此男子气概构念的人们如何在情境中表现出特定的举止。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纯粹主观经验”的研究。例如：我的学生进行的宗教经验研究，一旦研究对象开始述说经验，便必然会运用到文化基模，这些基模关联着个人如何实际（或只是原则上）参与各种活动。实际上，并没有纯粹的主观经验表征（rePresentation），经验中一定会有文化基模之运用，且这基模与社会行动之脉络息息相关。至少，当人们在谈论其高度主观并难以言喻的自身经验时，必定会运用到根植于生活的文化形式之隐喻。
事实上，使用质性访谈方法最有效的方式，便是让研究主体描述记忆中所参与过的事件。由这种唤起特定行动情境的具体层次开始，再进一步让访谈对象运用诠释基模，深入描绘出在各种不同情境下的活动与其意义（详见第十章）。
量化研究
实验研究、调查研究，以及其他形式使用“变数”的研究，或许都不将焦点放在社会行动及其脉络上。然而再重申一遍，这乃是由于研究者在形构变数时，所使用的抽象层次不同所导致的印象。测验分数、人口统计资料、辍学率、表现成效及其他常以量化研究方式进行的项目，其实都是源自于实际社会行动或条件经由抽象而得之概念，这些研究的重要意涵仍须从量化的变数回归到特定的行动脉络，例如：修正课程以提高测验分数、修改组织方式以提高员工自主权、单纯地了解投票或消费行为本身等。
批判质性研究建议的五个阶段
本书的焦点放在批判质性研究，所以不会进一步探讨批判知识论和社会理论对于量化研究之影响这个有趣的问题。真正的量化研究法并不会受到批判方法论的威胁，但是融入了批判方法论之后，这些量化的研究方法最终将具有不同的意涵。若这些方法能在批判的框架中重新找到定位，那么一些目前在量化研究中常用的术语（如“原因”）可能就会有所改观；而“变数”的概念是另一个例子。虽然，变数用在自然科学中很有意义，但是用在社会研究中却衍生出不适切的意象。因为若使用“变数”这个词语，那么人们在任何条件中还能转变出各种不同动作的自由就难以保留了。在本书中我不会再说太多有关量化研究的方法，毕竟本书目的乃是要全心贯注于质性研究方法。
在最后一节中，我约略概述我和MichaelAPPle（1992）合著书中所建议的五个质性研究阶段，本书后面其余篇幅基本上依顺序论述每个阶段，有些章节如第四章和第十二章，则是介绍连贯所有五大阶段的理论论题。
批判质性研究的五个阶段，与我们之前讨论的核心概念息息相关，设计来研究发生在一个或多个社会场地的社会行动，并通过详查研究焦点场地及与该场地相互关联的场域和社会系统等条件来解释行动。同时也设计来评估在场地中行动者普遍的主观经验，并用以发掘和研判与大范围之社会系统相关联的行动之重要意涵。各种形态和各个阶段的社会研究必然会涉及关于权力与不公的论题，未来各章节所介绍的理论模型，将能有助于研究者发掘和分析权力关系论题。
如果想要进行仅采取访谈的研究，或是仅考虑些许社会系统关系而研究社会场地与场域之间的关系，这时候就可以个别运用这五阶段计划架构的一部分，因此这五阶段计划架构适用于大多数的质性研究设计。
我所建议的五个阶段并非不容变通，也不是非要依照顺序单向进行，而不能返回先前阶段。和其他质性研究著作相同，我也强烈建议宽松地循环运用这些步骤，开始时以循序方式进行前三个阶段，然后根据初步分析的发现，再重复先前的步骤。
以下便是这五个阶段的概述。
初期的预备步骤：列出研究问题清单、明确的研究项目，以及检视研究者的价值取向
这些初始的首要步骤中，前两项已经在之前讨论过了。当研究者对于某个社会场地、一群人或是某个社会问题感兴趣，就有必要进行脑力激荡，设法整理出一些研究问题。这些问题应该要一般、概括、广泛，并且有弹性，不应该太精细确切，在质性研究进行期间可以随时变更。
其次，根据研究问题列出所需要调查的具体项目，写下解决研究问题所需要搜集的资讯，这份清单通常包括界定哪些社会日常例行活动是需要密集观察的记录，哪些则需要重点式报道，此外还包括规划需要调查的文件、法规、媒体传播品等，以及详细说明如何选择哪些访谈对象。
最后，最好在进入田野现场前能先检视本身的价值取向，以节制可能的研究偏向。我并没有在TRUST研究中这么做，但如果我有，那么这个研究就会有所强化。目前大家已经愈来愈能够接受在研究报告中“和盘托出”（comeclean）（LeComPetandPreissle1993）自身的研究偏向，好让读者可以借以质疑研究发现，或是在某种程度上“看穿”（seebehind）可能在背后主导研究者分析和报道的价值。发掘自身研究偏向是研究计划进行中持续不断的过程，可以借由在田野现场调查期间每天记录个人反省日记，在这本特殊的笔记簿上，每天记下个人所经历的感受。其他检验研究偏向的方法，包括同侪检核（Peerdebriefing）与研究对象检核（membercheck），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陆续介绍。
在研究一开始就探索自己的价值偏向也是一个好主意，我指导的博士班研究生就在进入研究现场前，为了这个目的与我进行了密集的面谈。我们也一起看访谈的转录稿，并分析其中是否存有哪些价值偏向，有些分析也收录在他们的博士论文中。在进入研究现场前，由研究伙伴或指导教授针对你所预期发现的事物来进行访谈，这样的过程可以大大提高你对于自己研究偏向的敏觉度，在汇整田野札记和形成研究问题时也需要检核研究偏向。
第一阶段：汇集独白式资料以汇整基础记录
在第一阶段中，研究者尽可能不介入地身处社会场地来观察互动，通过笔记、录音或是摄影等方式，建立初始的首要记录，针对研究焦点场地进行密集的观察记录，另外经常造访与研究焦点场地相关的场域，就观察与对话所得采取重点式的田野札记。
这种方法所搜集到的资讯在本质上是“独白式”（monological）的，因为研究者在撰写基础记录时是独自在“述说”，并未促使研究对象进行深入探究性的对话，研究者与这些人的关系仅仅是单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以未介入之观察者的观点加以描述。第一阶段采取这种独白式资料搜集方式的原因将在第三章说明。
第二阶段：基础记录重建分析
本阶段，研究者开始分析截至目前为止搜集到的基础记录，有许多方法可供应用（见第六章至第九章），以重建分析评断互动形态、互动形态的意义、权力关系、角色、互动序列、嵌入意义的证据、互为主体性的结构（intersubjectivestructure），以及其他本书后面会介绍到的项目。之所以称作重建分析，是因为这样的分析是将上述普遍无法直接观察的各种系统因素和文化主题（通常研究对象本身也不见得能够清楚地说明这些因素）予以细密而周详地阐述。将原本不明确知悉的内隐而未分化的因素转化为外显而条理分明的语言表述，即所谓的“重建”（reconstruction）。换句话说，也就是将构成人们行动的条件的非论述式思维意识，予以重建为语言文字的形式。重建分析必然包含不确定的元素，但是在不确定性之中还是存在着有迹可循的可能界限，而这些界限就是研究者必须发掘和阐明的。
第三阶段：对话资料的产出
本阶段，研究者不再是建立初始首要记录时唯一的发言者，而是开始通过一些特别的访谈技巧及运用讨论团体，和研究对象进行密集对话。第三阶段是和研究对象一起产出资料，而不是仅记录关于他们的资讯。对话如果运用得宜的话，对批判质性研究会非常重要，因为将使研究程序民主化。这些新的资料常常会挑战第一阶段搜集和第二阶段分析的资讯。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在往后的章节中会说明，仍然有很好的理由先搜集基础记录与初始首要分析，然后才进行对话资料的产出。
第四阶段：发掘系统关系
本阶段，研究者检查焦点场地和其他特定相关地点之间的关系，包括一些位于邻近场域的一些场地，以及产出文化产品（如电视节目、电影与书籍等）的场地。有许多技术和有用的理论模型可用来发掘这些系统关系。第五阶段：使用系统关系解释研究发现本阶段，推论的层次明显提升，研究者借由参照最广泛的系统特征，尝试来解释第一到第四阶段的所有研究发现。等到第十二章和十三章时，我们会进一步说明一些关键的社会理论概念，届时就能够将重建分析与系统理论相互连结。如果顺利连结，那么批判研究者便能提出理由，以阐明他所重建的社会经验和文化形式与阶级、种族、性别及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关联。通常，第五阶段的研究成果才真正赋予研究以影响力，并使其对于实际的社会改革有所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