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07页。
在研究毛泽东的传记和论著中，有一种观点时而出现，那就是判定毛泽东思想具有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因素，甚至简直就是民粹主义。学术上的讨论当然可以各抒己见，这个理论命题似乎于本书的主旨也没有什么联系，本不该涉及，但是，笔者所以写下这个题目，是因为有的文章在论述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倾向”时，常把毛泽东阐释和解读《水浒传》的材料作为例证。如有篇文章，作者采取与美籍英国学者斯特尔特·施拉姆教授（政治传记《毛泽东》的作者）对话的形式，多处举毛泽东与《水浒传》发生联系的事例来阐述毛泽东的“民粹主义”，该文写道：
自从19世纪中期那批俄国知识分子提出“民粹主义”以来，后继者不乏其人。但是谁也没有权力，没有机会，更没有勇气在一个大国范围内将这一理论投诸实践。惟有毛泽东例外。他集权力、机会、勇气于一身，把7亿人口的国家搞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试验室，结结实实地进行了一场民粹主义的大实验。
……
1917年中秋节，毛泽东和一群学生聚集在湖南第一师范后面的山上讨论救国之道。有些人提议进入政界，有些人提出利用今后当教员的职位来影响后几代，都遭到毛泽东反对。别人要他提出办法，他答道：“学梁山泊好汉。”
刚好十年以后，毛泽东上井冈山，开始走上一条与此并非毫无相似之处的道路。（《毛泽东》第24页）
这样崇拜底层社会的造反模式，本身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题中应有之义。尽管毛泽东声称他已完成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但在以后的造反道路上，他还是不断流露出这一“少年时代的热情”。1926年的文章是一例证，1927年在井冈山上对王佐、袁文才的收容和重用，则更为严重，当时即引起了中央委员会的深切忧虑。
躲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对这些旧式造反者并不像毛泽东那样有好感。相反，他们在收到关于毛的情况报告后深感不安。他们写信给朱德，要他与毛会合，以便纠正毛的错误。毛的主要错误就是他只像《水浒》中梁山泊的草莽英雄那样为民除害，而没有唤起民众自发地进行武装起义。（《毛泽东》第103—104页）
把井冈山道路说成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并不过分。问题在于这一结论中，是否还结合了其他因素？这类因素很可能既是当初成功的必要条件，也是日后大灾大难的伏线。1927年12月中央委员会的信件，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身上的水浒倾向的第一次察觉。40年后，在毛泽东天安门城楼上大招手的更为浪漫的姿态中，他们是否又嗅到了同样的气味呢？40年后他们的反应即使是正确的，但已为时过晚，再也没有新的力量可供调遣，与毛泽东的梁山习气相抗衡了。
1936年，毛泽东抵达延安，向全国各种力量发出呼吁，号召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引人注目的是，他于这年7月向国内哥老会发布的宣言。他甚至试图使哥老会的会员相信，他们的想法实际上是和中国共产党一致的，因为彼此都打富济贫，都反对外国压迫者而爱护本国同胞。（《毛泽东》，第164—165页）
人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团结策略。但是在此之下，是否还有更深刻的联系呢？一条看不见的思想线联接在毛泽东的井冈山时代与延安时代之间。这条思想线到了延安整风时代将会看的十分清楚。他总是念念不忘《水浒》描写的那个下层农民集体造反的古老故事，也念念不忘潜行于现代社会之下的秘密会党，甚至坚持认为辛亥革命在南方的胜利是哥老会的胜利（《毛泽东》，第12页）。这段“对话”，值得讨论的党史、军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重大问题实在太多了，比如毛泽东“1926年的文章（指《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引者注）”何以是民粹主义的“例证”？毛泽东于“1927年在井冈山对王佐、袁文才的收容与重用”，何以是“更为严重”的民粹主义？井冈山道路何以“结合”了民粹主义“因素”？“躲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1927年12月27日给朱德的信，指责毛泽东“像《水浒》中的梁山泊的草莽英雄那样”，其内容是正确的吗？在毛泽东的井冈山时代与延安时代之间，真的有一条“看不见的”民粹主义的“思想线”联接着吗？这条民粹主义的思想线何以到了延安整风时代将会“看得十分清楚”？如果这一切都成立，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还是民粹主义的胜利？如果把这一系列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事件，都纳入到民粹主义的范围，那么一部党史岂不要重写？为本文主题所规定，笔者不可能面面俱到辨析辩驳上述问题，把问号拉直。本文仅就“对话”所涉及的毛泽东、《水浒传》和民粹主义三者的关系，说点自己的意见。请看“对话”的有关论点和关键性词句：
“这样崇拜底层社会的造反模式，本身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题中应有之义”。
“毛的主要错误就是他只像《水浒》中梁山泊的草莽英雄那样为民除害，而没有唤起民众自发地进行武装起义”。
“毛泽东身上的水浒倾向”。
“毛泽东的梁山习气”。
“他总是念念不忘《水浒》描写的那个下层农民集体造反的古老故事”。
阅读“对话”的这些内容，给人的强烈印象是：毛泽东民粹主义的政治特征、思想标志和文化性格，就是他身上的“水浒倾向”和“梁山习气”，就是他念念不忘乃至崇拜的“底层农民集体造反”。似乎是因为解读、阐释和运用《水浒传》，才使毛泽东成为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的“后继者”，而且他还有“勇气”在一个数亿人的大国“结结实实地进行了一场民粹主义的大实验”。
《水浒传》岂不是罪孽深重？
毛泽东读《水浒传》岂不是贻害无穷？
笔者不同意这些观点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笔者觉得“对话”作者忽略了一个常识：毛泽东是怎样对待民粹主义的？他对待民粹主义的态度是否科学？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明白了他身上的“水浒倾向”和“梁山习气”是不是民粹主义的证据。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于俄国的一种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当时资本主义在俄国已开始发展，但是小生产仍占优势。早期民粹主义的主要代表有拉甫罗夫等。他们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以人民的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企图发动农民推翻沙皇制度，因而有“民粹派”之称。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把无产阶级在俄国的出现看做是“历史的不幸”，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只要发展农民“村社”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宣扬历史是“英雄”创造的，而群众只是“群氓”；否认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主张采取个人恐怖手段。遭到失败后，大多数民粹主义者放弃了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堕落为自由主义的民粹派。八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代表有丹尔逊、沃隆佐夫、米海洛夫斯基等。他们代表富农阶级的利益，与沙皇制度妥协，提出一些反动的“社会改造”计划交由沙皇政府实行。民粹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普列汉诺夫原为民粹主义者，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最早起来批判民粹主义。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思想理论上彻底粉碎了民粹主义，并在实践上纠正了民粹主义。
谁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投身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以后，尤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以后，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批判民粹主义思潮是相当自觉的、坚强有力的。
民粹派作为小生产者的代表，企图在小生产基础上，通过发展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明确地批判过这种观点。1944年8月，他在《致秦邦宪》的信中说：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
1927年以后一个相当长时间里，中国革命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农村，但是———
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07页）
当着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及时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并且从原则上规划了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