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否认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主张由封建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毛泽东历来不赞成这种观点。他认为，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相比较，资本主义是一种进步的生产关系。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当时中国所要做的事情，不是立即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走“节制资本”的道路。这个思想，在党的“七大”会议上讲得最为明确。
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为召开“七大”作准备。毛泽东对政治报告草案作了说明，其中讲道：
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农民是喜欢共产的，共产就是民主。报告中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反旧民主主义也提了一下，军队国家化之类就是他们的口号，但不着重反对旧民主主义，因蒋介石不是什么旧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而且报告里也说明了有三种经济成分。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也存在了几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未得，富农存在得更久一些。（《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75页）
毛泽东在“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篇名为《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在上引这段说明中，原则上讲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根本区别。毛泽东的论断，如“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无疑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得出这个结论，不用说毛泽东是很用心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同时他还研究了列宁时代和苏联时代“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他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的。因而，他的结论是科学的。
毛泽东还讲到自身在认识上的发展，他在说明中对比了“七大”政治报告与他在1940年写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不同，就在于报告“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我们来看一下“七大”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中的有关论述：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60—1061页）
很清楚，这段论述中所批评的“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和主张，恰恰是民粹主义的货色。这在“七大”正式召开以后，毛泽东在大会上作“口头政治报告”时（1945年4月24日），讲得更为清楚：
在我的报告（指《论联合政府》———引者注）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这有什么好处呢？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在写具体纲领的时候，有人提出增加一条：“没收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财产”。其实在全文里，引用了孙中山所说的“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意思已经有了。现在如果讲没收，就是要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这三家，那就不大好。所以我没有讲要没收他们的财产，但是这个意思也讲了，因为那是孙中山讲过的。在后头，我还要讲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就是这个革命的对象，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所谓一般的资产阶级，就是指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孙中山讲过的“操纵国民之生计”的特殊的资产阶级，则不在其内。将来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在大城市里也要没收操纵国民生计的财产，没收汉奸的财产（这一点，我在报告里已经讲过了）。我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收这些财产为国家所有的。另外，在下面我也说到要广泛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国家经济，这二者是允许广泛发展的。
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22—323页）
为了说明问题，笔者不得不较多地引证毛泽东关于民粹主义的论述。谁都知道，党的“七大”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太重要了，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对民粹主义影响的批判，对必须经过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等思想观点的阐述，是作为一个政党（不久将来的一个执政党）的政策确定下来的，也就是说，它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很快被贯彻到解放战争中的土地改革和城市接管等等具体革命实践中去了，而且影响了很长一个历史阶段。
上述这些事实告诉人们，毛泽东对19世纪下半叶俄国民粹派的历史，对民粹主义的定义和基本内涵，对列宁、斯大林的党同民粹派的斗争，对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实践中让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对中国党内党外受到民粹主义影响的“很大”和“长期”，以及在实践中对民粹主义的影响的克服，都有着深刻的研究、清醒的认识和理论上、实践上的自觉。如果不是心存偏见，如果不是瞎说一气，那么，就该承认这些。事实证明，毛泽东是继列宁之后坚定的理性的科学的与民粹主义进行斗争的“后继者”。
结论是什么？结论只能是在构成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区别点上，毛泽东都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与民粹主义根本对立的。无视上述基本事实，不征引毛泽东的上述言论，似乎他从来就没有对民粹主义作过明确的批判，仅仅根据他年轻时探讨“救国之道”时说句“学梁山好汉”，根据他身上的“水浒倾向”和“梁山习气”，根据他念念不忘下层农民的集体造反，就判定毛泽东思想具有“民粹主义倾向”，那样的话，施耐庵岂不成了民粹主义的最早鼓吹者了？这种论证问题的态度，是否太主观武断了？不能认为是严肃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