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沈家本主持起草的这部《刑事民事诉讼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诉讼法草案。它按照沈家本的构想，吸收西方诉讼法律制度，如陪审制度、律师制度等等，充满了现代气息。虽然，沈家本等人关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体用”认识尚属幼稚，以“刑法”代指所有实体法也颇有以偏概全之嫌，其对程序正义的侧重仍然远逊于对实体真实的追求，但理念的更新毕竟已经开始，他们开始意识到西方的制度文明，不只在刑法，更在程序法与商律私法领域。自此，诸法合体、实体与程序不分的法典编纂观念第一次被打破，程序法走出实体法的笼罩而单独成典的立法思想一直指导着以后历次刑诉法的修订。
四、从蔑视践踏人权到注重保障人权１８４０年之后，直面中国的衰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盛，面对侵略的西方与先进的西方，中国许多有识之士最终走上了一条共同的道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封疆大吏林则徐即是近代史上第一位“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他在广东时，“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之后，魏源更是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太平天国的洪仁玕则不但主张采用西方的技术和某些经济制度，而且建议采用某些资产阶级的法制原则。到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一批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大力提倡振兴商务、开展“商战”，同时将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君主立宪等制度进一步介绍到中国，对清王朝的刑名狱讼予以批判，倡导改革，并主张修改旧律、以“西法参用乎其间”。因此，列强的侵略，一方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也随炮火硝烟裹挟而入。到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首先引进了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民约论、分权论等新思想，康有为提出了着名的“三世说”，借“托古改制”，行“变法维新”；谭嗣同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尽学西法”；严复引“西法”以警世，倡导“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主张法律应“为民而立”；粱启超则极力宣传民权平等等思想，主张“治旧国必用新法”，立法权应属于“多数之国民”。
在以上思想家中，严复对人权的见解尤为独到、深刻。其民约论和民权论思想显示出鲜明的反专制主义性质。他指出：“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人权是人性人格的自我发展在法律关系上的必然要求，而忽视、压抑个体自我，恰恰是封建专制主义法律文化的最大特征，“专制制度的惟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为此，严复批评道：“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在这种自我声音被淹没的社会中，人性人格人权都会在沉重的社会压力下扭曲变形，甚至连痛苦中的呻吟和怨愤也是不允许的。为彻底改变现状，他特意构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理论，甚至率先提出妇女应该解放，男女一律平等：“夫民主既以道德为精神点，则平等自由之幸福，何独于女子而靳之？”在封建专制主义的黑暗统治中，严复入木三分地揭批如同电闪雷鸣，显得格外醒目刺眼，振聋发聩，甚至为后来新文化运动中高呼以“主人道德”打倒“奴隶道德”的陈独秀等人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
西方资产阶级和中国改良派的人权思想，也同样深深影响着名重一时的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和伍廷芳，二人在修律过程中始终表现出对人权的深切关注。
在修律过程中，沈家本始终贯彻尊重人权、注重平等的思想。他所说的“权由天畀”，即西方的“天赋人权”；他讲的“于法律实不应有厚薄之殊”，即是西律倡导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的许多关于修订律例的奏议，都是“参酌中外”、“融会中西”而成。如在禁革买卖人口的奏折中，他强调，“买卖人口一事，久为西国所非笑”，“现在欧美各国，均无买卖人口之事，系用尊重人格主义，其法实可采取”。为此，他发出“生命固亦重，人格尤宜尊”的呐喊，建议清王朝“仿照西国赎奴之法，普行放免”。只有这样，才能“与重视人类之意有合，人格乃日见增高矣”。
沈家本于《修正刑律草案》中论道：“立宪之国，专以保护臣民权利为主。现行律中，以阶级之间，如品官制使良贱奴仆区别最深，殊不知富贵贫贱，品类不能强使之齐，第同隶帡崏，权由天畀，于法律实不应有厚薄之殊。”在此，沈家本明确指出了立宪政体应注意保护臣民的权利。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清律有关人口买卖的条目繁多，旗人故杀奴婢，仅惩以枷号，“较之宰杀牛马，拟罪反轻”。奴隶所处境遇之悲惨，可见一斑，毫无自由、人权可言。沈家本极力主张禁革买卖人口，删除有关奴婢的律例。他在《禁革买卖人口变通旧例议》
中指出：
中国三代盛时，无买卖人口之事。惟罪人乃为奴隶。周衰，始有鬻身之说。秦汉以后，变而加厉，以奴婢与财务同论，不以人类视之，生杀悉凭主命。我朝定例，逐渐从宽，白契所买奴婢，与雇工同论然仍准立契买卖，本源未塞，徒挽末流，补救终属有限。贫家子女，一经卖入人手，虐使等于犬马，苛徒甚于罪囚。呼吁无门，束手待毙，残酷有不言者。
言语忧愤之中，透露出沈家本深切同情下层人民、重视平等的思想。他激愤地谴责那些蹂躏人权、践踏人格尊严的压迫者：“不知奴亦人也，岂容任意残害？生命固应重，人格尤宜尊，正未可因仍故习，等人类于畜产也。”沈家本认为，“现在欧美各国，均无买卖人口之事，系用尊重人格之主义，其法实可采取。”他在“参酌中外”法律之后，拟订了禁革买卖人口变通旧例的办法，将奴婢律例删除。此外，在《旗人谴军流徒各罪照民人实行发配折》中，他主张统一满汉法律，要求废除旗人犯罪享有的换刑、减罪的特权：“嗣后旗人犯谴军流徒各罪，照民人一体同科，实行发配。现行律例折枷各条概行删除，以昭统一而化畛域。”若此，公正平等的法律秩序才有可能建立。同时，受儒家仁政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轻刑主义影响，沈家本极力主张刑事司法中的改重为轻、化死为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尊重人性、顺乎潮流的人道主义精神。
沈家本竭力主张司法独立、政刑分离。在“考古今之沿革，订中外之异同”的基础上，他主持制订了《法院编制法》，明确规定行政长官及检察官“不得干涉推事之审判”。他还主张统一满汉刑律，消除法律上的“重轻悬绝”现象，力求在法律适用上人人平等。就法律应当维护人权还是维护纲常伦理的问题，面对礼教派杀气腾腾、必欲置法理派死地而后快的情势，沈家本毫不示弱，慷慨陈词，与礼教派展开了激烈论争，指斥礼教派主张的不合法理、不尊重人格，抨击旧律例对人权的蔑视。他说：“官员打死奴婢，仅予罚俸；旗人故杀奴婢，仅予枷号；较之宰杀牛马，拟罪反轻，亦殊非重视人命之义。”
受中国传统的“仁政”思想影响，沈家本指出，“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他认为当今仁政之要务，在于将刑法改重为轻，在于重视人格和维护人权。为此，他多次奏请删除旧律中的“凌迟”、“袅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
同时，他认为“买卖人口，久为环球报指摘，而与立宪政体保护人民权利之旨尤相背驰”；“应将律内有关买卖人口及奴仆、奴婢诸条，一律删改定，以昭仁政。”在狱政问题上，沈家本认为凌虐多端、疾疫传染，“惟以苦人辱人为事”的旧式监狱，使“仁人不忍睹闻，等之于地狱”，与仁政格格不入。设置监狱的目的应当是“感化人而非苦人辱人者也”，以使罪犯“幽禁思愆，改恶为善”。
如果说沈家本的人权思想多来自于对旧学的切切感悟和对西学的间接采撷，那么，伍廷芳则由于留学英国且长期驻外，其人权思想更多的来自于对西学的耳熏目染和深刻体会。自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四月法律馆开馆伊始，至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再度出使美国为止，在与沈家本联名上奏的《诉讼法先行试办折》、《删除律例内重法折》、《流徒禁刑讯笞杖改罚金折》等奏折中，伍廷芳的人权思想得到集中体现。在删除酷刑方面，伍廷芳认为中国刑法蛮酷是导致治外法权的重要原因，所以与其“墨守旧章，授外人以口实，不如酌加甄采”，将刑法改重为轻。这不但是“今日仁政之要务”，而且是“修订之宗旨也”。同沈家本一样，他也建议应率先删除凌迟、枭首、戮尸等最为外人所“訾议”的酷蛮之刑；在刑讯方面，伍廷芳主张严格限制刑讯，除“罪犯应死，证据已确而不肯供认者准其刑讯外，凡初次讯供及徒流以下罪名，概不准刑讯，以免冤滥”。为纠正“中国案以供定”的流弊，伍廷芳主张除死罪必须有“输服供词”外，其他只要“众证确凿”，本犯即便“狡供不认”，亦即“按律定拟”，如此，“则听讼不用刑讯，无辜免受拖累”；在代理与辩护制度方面，伍廷芳认为，“盖人因讼对簿公堂，惶悚之下，言辞每多失措，故用律师代理一切质问、对诘、复问各事宜”，以求发见真实，裁决公正；在狱政改良方面，伍廷芳对清廷监狱的黑暗进行过深刻地揭露：“任命典守者恣情克扣，肆意凌虐，以致百弊丛生，莫可究诘。至监内房屋类皆偪窄湫隘，夏则人多秽积，疫疠频生；冬则严寒裂肤，冻馁交迫，瘐毙相继，冤死莫伸。”
惨骇若此，伍廷芳认为必须“改弦更张，切实整顿”，对全国监狱“大加修改”，严惩恣意凌虐犯人的行径，并派专人到各地监察，对“监羁未善、凌虐未禁者”，“准其据实禀明督抚皋司，比照滥刑例参处”。
伍廷芳虽关注人权，但他认为：“上天生人，品类不齐，性质亦异”，“讵能一律相待？”在这种唯心主义认识论指导下，他反对将“平权”理解为广义的权利平等，而是狭隘地认为“平权”仅是法律意义的，即所谓的“以律例眼中视全国之人，无分上下高低，尽属平等；国家法律，上下人须一律恪遵，为极长官，亦难枉法，犯者无论上下，一同治罪，此之谓平等也。”这一论调既反映了伍廷芳思想局限的一面，也表现出他对人权中平等问题的孜孜探求。
因此，清末民初之际，在西方人权理论及国内改良思想的综合影响下，在社会变革的大潮和清王朝迫于情势、着手预备立宪等外部环境作用下，维护人权、尊重人格的呼声渐高渐扬，改良旧法制、建立新法制的要求日益强烈。正如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英国伦敦脱险后向国际友人所宣告的，“在当今的中国，公共生活中也许没有一个方面比司法制度更急需进行彻底的改革”。在此种背景下，包括刑事诉讼法律在内的中国近代法律制度变革，开始在个人自由与国家集权的激烈争斗中颠簸前行。
总之，近代以来，在西学汹涌东传之际，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面临着尖锐的挑战。在先进的知识界和开明的官僚层中，经历了一个由传统法观念向近代法观念更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标志着中国法文化史上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而且对于中国法制的近代化，具有重要的思想先导作用。”在这种新型理念的驱动与指引下，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近代化变革虽艰难，却执着地一路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