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想当主角——惊天动地万人战栗的主角，但命中注定我们只是些掀不起大浪的泥鳅。”其间的挫败感是不言而喻的。作品结尾采取了一种让时间倒流的方式，从第十三天写到第一天，让往事以原画复现的形式呈现出来，但往事不能回复到原始的真实状态的失落感与迷茫感仍然包孕其中。一定程度上，这一作品在写法上与《动物凶猛》有相似之处。作品中充满了回忆与幻想，少年的天真与现实的无奈，怀旧的情绪中融入了往事不堪回首的人生感兴，作者感受到了用小说这种虚构形式追求真实的虚妄，同时意识到了记忆的背叛却又无能为力的尴尬处境。纪实与虚构的混淆，使这两篇作品在写法上带上了一丝实验、探索特征。
王朔还是较早在创作中意识到读者的分层问题的作家。他曾说自己的《空中小姐》《浮出海面》是冲着纯情的少男少女们去的，《永失我爱》《过把瘾就死》是奔向大一大二的女生去的，《玩的就是心跳》是给文学修养高的人看的，《我是你爸爸》是给对国家忧心忡忡的中年知识分子写的，《动物凶猛》是给同龄人写的，《渴望》是给中年妇女看的，而《编辑部的故事》是给小青年看的。这种事后追认我们不一定当真，但从中仍不难看出，王朔已经较自觉地意识到了读者的分层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理论上实际上是否定不同的读者群和不同的阅读审美需求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至高无上的原则，意味着在理论上虚构了一个理想的铁板一块的读者群和一种理想的一元化的审美心理。
但问题是，在阅读趣味和审美需求上，所谓工农兵大众也是各有不同的。王朔对不同拟想读者的设想，使他有意识地在创作过程中采取一种主动的姿态去满足读者的不同审美需要，当然这也是后来人们指责他媚俗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当说，王朔意识到读者的分层问题主要不是来自于什么理论思考，而是来自于他在生活中培养起来的眼光和积累起来的经验：“虽然我经商没成功，但经商的经历给我留下一个经验，使我养成了一种商人的眼光。我知道了什么好卖。当时我选了《空中小姐》，我可以不写这篇，但这个题目，空中小姐这个职业，在读者在编辑眼里都有一种神秘感。而且写女孩子的东西是很讨巧的……我要是写一个农民，也许就是另外的结果了。”这种什么东西好卖便写什么而获得的成功，显然对王朔以后的创作起了一种鼓励和引导作用。
但因此断言王朔的小说一开始就存有取悦读者的一面还为时过早。在1989年，王朔说：“我的小说中的所有通俗因素，不是因为我要吸引读者故意加进去的，而是因为生活已经改变到了这种程度，已经有了这些因素，所以或许应当是流行因素。或许还可以说，我最感兴趣的，我所关注的这个层次，就是流行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里，就有暴力，有色情，有这种调侃和这种无耻，我就把它们给弄出来了。如果我在这上面强加东西太多，就会影响别人认识它们。”说这话时，王朔还没有后来那么火，也没有后来那么爱抬杠，结合他当时已有的作品来看，基本是可信的。从他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他自身个人生活的投影，而且可以看到时代的变化在他作品中打下的烙印。
《空中小姐》《橡皮人》《浮出海面》《顽主》《一点正经没有》中既融入了作家自己参军、退伍、经商、恋爱、写作的经验和感受，作品本身对于时代的描摹也是较为真实的。《空中小姐》中“我”复员回到北京后发现生活正日新月异而出现的头晕目眩手足无措感，应当说是同王朔一样有共同生活经验的人曾有的一种共同心理经验；而《橡皮人》所反映的走私中的黑吃黑现象、人物的无耻和淫烂，应当也折射出了一个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的混乱无序的社会生态，在某些角落，连最无耻的个中人也发出了解放区的天不再是明朗的天了的感慨时，当当事人一俟回到省城便仿佛做了次时间旅行，从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又回到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时，我们不得不承认，王朔在这里是敏感的，他不仅传达出了处于一个社会的大变动时期的人们普遍的心理感受，而且先于何顿等作家十来年描绘了一个转型期社会的动荡不安和糜烂无耻。
三
当然，就此得出王朔的创作是现实主义的结论，同样是不慎重的。为了追求作品的流行功能，越是到后来，王朔越是专注于生活中的无耻和调侃，甚至有意识地搭起台子来说笑话，让方言、于观、杨重、马青、赵宇航们组建什么“三T”公司、三好公司、捧人协会、中赛委之类，总之是找到一个由头来调侃，来嘲讽，故事惟恐不荒诞，情节惟恐不出奇，人物惟恐不正经，语言惟恐不搞笑，总之是怎么能获得最大的闹剧效果便怎么来。作者以往那些带有痞子精神的人物这时仿佛也升了级，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我”还只是同方方一起坐在大学演讲台下说些不酸不冷、不阴不阳的话瞎起哄，到《一点正经没有》中，却被请（绑）上大学讲台讲一通“为工农兵玩文学”；在《橡皮人》中，“我”还得从警察那里接受一番从猿到人的理想教育，到《一点正经没有》中，“我”却谈出了一番“千万别把我当人”的哲学；在《浮出海面》中，“我”觉得同那些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的老师比起来，“我活得像个没孵出来的鹌鹑。我不愿这么头脸不整地去见他们”，到《顽主》和《一点正经没有》，则什么尼采、弗洛伊德、经典之作、大师之作、西方现代派，都不放在眼里，全灭，全成为他妈的调侃的好材料。
这时的王朔，实际上早已用创作否定了自己的“我这是现实主义的”的宣言，盒子车法院庄严的审判大厅实际上成为一个虚拟的空间，无业游民宝康控告方言们一无设备二无资金三不经批准擅自进行文学写作一案的审判现场，只不过是给方言们耍贫嘴提供了一个舞台，法官和被告的对答后来干脆演变为一种无底的文字游戏，王朔的写作因此也滑出了文学现实相关联的领域而进入了一个纯语言的领域，成为作家逞气使才、炫技逗乐的卖艺场，《你不是一个俗人》结尾处颁给于观的那面上书“巧舌如簧，天花乱坠”的大红锦旗，也完全可以作为对此时王朔创作的奖赏。
迄今为止，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王朔的“顽主”系列和影视小说系列，这主要因为这两类小说最能代表王朔小说的创作特色和价值立场：其创作特色是“贫”，有意摆出一副大大咧咧、任谁也不在乎、任什么也不放在眼里的浑不吝的姿态，调侃一切，嘲弄一切；其价值立场是躲避崇高、理想、信仰、热情，取消价值的判断和意义的追求就是其价值立场。但是，饶有趣味的是，说是调侃一切，嘲弄一切，在调侃和嘲弄的对象上王朔却分出了轻重。他此时仿佛同知识分子结了仇，在调侃和嘲弄时格外地宽待和照顾知识分子，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作品的主题用英达的一句话来概括比较准确，英达说：‘王朔要表现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因为我没念过什么大学，走向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体系，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把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
而且打别人咱也不敢，‘雷公打豆腐，拣软的捏’，我选择的攻击目标，必须是一触即发，攻必克，战必胜。”验之王朔的小说，他还真是不惜一切机会、不遗余力地要“拣软的捏”。在以言情为主的《永失我爱》的火灾现场，“我”（何雷）做了一回救火英雄，“一群知识分子”却沿走廊狼狈溃逃，其中之一甚至抓住“我”指着走廊顶头一间烟冒得最粗的房间说：“那里有重要资料，快去抢救。”
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一群知识分子”狼狈溃逃？这里大概可以用《给我顶住》中关山平对周瑾所说的一句话来回答：“不就因为是个老头儿么，真正穿官服的咱也不敢说什么。”明明是知识分子像这里的老头儿一样无权无势又无力，而王朔却偏偏要虚构出知识分子独霸一切、高高在上的形象，这就难怪“攻必克，战必胜”了。王蒙说王朔“开了一些大话空话的玩笑，但他基本不写任何大人物（哪怕是一个团支部书记或者处长），或者写了也是他们的哥们儿的朋友，决无任何不敬非礼”是不无道理的，什么人敢打什么人不敢打，这个作家是有所选择的。同时，“他基本不写任何大人物”，却并不意味着他一定写小人物，“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主题在他那里只是实践了一半，在《许爷》那样的作品中，我们闻到的更多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一类的气息，看到的是卑贱者永远是卑贱者的主题表达。
相反，王朔笔下的“顽主”们，虽然看上去最能自轻自贱，但骨子里的优越感依然隐然可见。
虽然叙述者“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能等同于真实作者，但是在王朔的小说中，“我”确实成为作者的较忠实的代言人，“我”的某些观念和价值取向可以同作者王朔的某些言论相互印证。在谈到理想主义者和激情时，王朔说：“……我不是个理想主义者。你不能不允许理想主义者存在，但你也不能要求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一个固执的理想主义者往往干出非常可怕的事来。”“我认为激情这种东西含有虚伪，你冲谁而来呀？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怎么还能抱有幻想？你就应该尽可能地适应环境。”这些看法与观念已深深地渗入作品中“我”和其他“顽主”们的言行之中。应该说，王朔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传达出了经由“文革”的大灾难所带来的理想主义大滑坡所带来的怀疑一切的情绪，这既是一种乌托邦幻想破灭后的强烈逆反情绪，也是一种在新的现实面前觉得无路可走的迷茫情绪。
王朔及其笔下的“顽主”们，在其青少年时期受的是典型的现代传统教育，在“文革”未结束的日子里始终坚信自己对解放全人类的事业负有责任，但进入新的时代以后，却发现过去的假想敌成了当下社会的宠儿，《浮出海面》中的刘华玲甚至还以自己的青春美貌换来了国际友人和“资本家”的身份，故无论从前和当下，宏大的事业根本就与他们无关，他们似乎成了真正的边缘人。
特别是对从军队大院出生和成长起来的王朔们来讲，面对许立宇们在经济上的崛起，他们过去所拥有的特权和优势地位也开始式微，虽然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他们凭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又迅速崛起，但是当理想和信仰被全盘抛弃以后，当金钱和女人都已经不是问题以后，心灵的空虚和灵魂的归宿依然是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这个意义上，《动物凶猛》中的“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有一个故乡可堪回味，倒确实不是无病呻吟，因为在他那里，确实“没有遗迹，一切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虽然，“顽主”们可以开始新的一轮“玩的就是心跳”的游戏，但所有迹近死亡的游戏，其结果仍然只能是“没有遗迹”，这大概也是不抱任何幻想所可能获得的最终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