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时代》《未来世界》《二〇一五》《2010》《大学四年级》《黑铁时代》《黑铁公寓》都属于反乌托邦小说，其创作受到了奥威尔《1984年》、扎米亚京《我们》、赫胥黎《美好的新世界》等作品的影响。反乌托邦用于文学批评中，是指借助虚构作品，“描写令人作呕的梦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现代社会、政治和技术的某些不良倾向以可能造成的后果折射地反映出来”。王小波的反乌托邦小说很少涉及科学技术给人类所带来的令人恐怖的灾难性影响，他主要是写人类的组织制度和文化制度对人的创造性的抑制、对个人自我的剥夺，以及权力的泛滥所造成的社会的不公、人性的异化。在“2010”年，患上“数盲”的人可以去做领导，享受着比没有患“数盲”而仍从事着技术工作的人更好的条件和生活；在“白银时代”，人在公司只有两件事情可做，枪毙别人的稿子或者写出稿子来被别人枪毙，所有的小说创作都被一个“脱离生活”的紧箍咒弄得支离破碎，一部书稿从交出到出版要经过数十道删改，而最后的定稿与初稿一模一样，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竟然被贬低到如此的廉价和低贱的地步；在“2015”年，稍有个性的艺术创作便被视为居心叵测，是祸害之源，其作者就要被送进习艺所改造成工程师或农艺师。而在《未来世界》，由于犯有所谓直露、影射的错误，从事着写作的“我”被安置到了学习班，公司的权力达到了无边无际的地步：“是公司的思想教育研究会首先发现我的书有问题，公司社会部检举了我，公司治安部安置了我，公司财务部接收了我的财产，公司出版社拿走了我的版权。我现在由公司训导部监管，公司的调查科在监视我，而公司的写作班子准备吸收我加入。”在此篇中，王小波并且展示了被安置后的创作者集体出产短中篇的可怕流程：每篇文章都分为抒情、煽情、思辨、激情四段，向国庆、建党献礼的作品加入第二抒情段和第二煽情段，面向工农兵的则删去思辨段。本应富有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变成了机械乏味的编程活动，而且一切都在“公司”这个权力机构和领导、训导员的管辖控制之下进行。即使最具隐私色彩的夫妻性生活，在“白银时代”也呈现出了越来越简约之势，成了索然无味的组织生活。而男人成为性无能者、女人成为性冷淡者正寓示了无孔不入的组织权力对人的创造性的最彻底剥夺和戧害。
值得注意的是，王小波的反乌托邦小说虽然指向一个未来的时空，但与他的“青铜时代”系列和“黄金时代”系列在创作的主旨和写作技法上并无大的差异。在谈到《未来世界》的时候，作者说：
“写了一个虚拟的时空，其中却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这样的特点针对“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的其他诸篇也同样成立。它们通常能引起读者有关现实世界的联想和类比。在“黑铁时代”，每个稍有知识的人都被抓进“黑铁公寓”居住，接受管理员的约束，有一技之长的人经常被盖满戳记邮递到远方为用户服务，其形象就像一封到处旅行的公文；最有成就的人则带上由国家三部一局监造的标有“国之瑰宝”的手铐；大学四年级学生不想进公寓，可多年求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进公寓，现在下定决心不进总是心有不甘。黑铁公寓在此已不再只是人物处身其间的物理空间，它还成为了一种组织形式和人事体制的象征，人一方面害怕失去自由、一方面又惧怕自由的双重矛盾心态与困境，在此也得到了较好的表达。
王小波有关几个时代的命名显然来自于古希腊神话对人类历史的划分。但在古希腊神话中，人类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再到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黑铁时代，所走过的是一个不断堕落的过程；而在王小波那里，虽然每部作品大致都有时间标识可供辨识，可以被我们大致划入古代世界、现实世界、未来世界，但寄身其间的人，从一开始就堕落和败坏了，而且这种堕落和败坏，从来就没有向好的方向转化，并且看不到任何得救的希望。在王小波的“时代”系列中，惟独缺了一个“英雄时代”，这让我们想起了《革命时期的爱情》
中王二的一种说法：“我不再相信会有什么奇迹。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而吵吵闹闹的英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年“拿起笔做刀枪”、立志救世界上三分之二人口于水火中的英雄们，连自己也未能拯救，而何况这样的英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那么，堕落、败坏了的人类的得救的希望又何在呢？面对如此绝望的人世间，王小波只能付之以一种绞刑架下的幽默。
尽管王小波小说中有很感性的描写，但他本质上是一个相当理性的小说家。他习惯于描绘一些荒唐到极点了的故事和场景，然后运用一种逻辑上的归缪法，从中引申出一种不酸不冷、又酸又冷的言论，将其中的荒诞之处暴露出来。这跟他的一种认识有关。“从逻辑上说，从一个错误的前提什么都能推出来；从实际上看，一个扯谎的人什么都能编出来。所以假如你失去了理性，就会遇到大量的令人诧异的新鲜事物，从此迷失在万花筒里，直到碰上了钉子。”在王小波写来，失去理性是历史和人生的一种常态，在自己的一生中，几乎每个人都会遭遇到，或者自己在一种集体性的狂热中失去理性，或者自己成为别人失去理性的牺牲品。在《似水流年》中，写到“文革”中凤师傅对贺先生的殴打，“我”不冷不热地议论说，闹了一回红卫兵，凤师傅干的这点坏事不算多，闹纳粹时，德国人杀得犹大人差不多灭了种，要这么算，凤师傅只打屁股，“还该得颗人道主义的奖章”。显然这是一个荒唐的结论，它建立在凡事都往坏里比的错误前提上。经过这么一推论，那种以为一场民族浩劫中的小人物的疯狂之举不值一提、可以原谅的观点便不攻自破了。同样是在《似水流年》中，面对李先生讨论龟头血肿问题的大字报，回应的大字报说：“在伟大的‘文化革命’里，大道理管小道理，大问题管小问题。小小一个龟头，它血肿也好，不血肿也罢，能有什么重要性？不要被它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但是，正像李先生再次回应时所说的，不论是非真伪，只论大小重要不重要，是一种混蛋逻辑。它是从一个为了国家的宏观目标就可以牺牲个人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错误前提出发的。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觉得这种逻辑有什么不妥，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问题在于，建立在无视个人幸福和自由基础之上的主义与信仰，可以导致国家对个人的不加限制的权力，甚至剥夺个人的生存权力。而假如个人的生存权力都得不到保证，那么个人和国家如何能发生联系？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先有国家才有个人，而是先有个人才有国家。国家也是由无数个人所组成的，个人的问题也并不是不重要。大家将李先生讨论“龟头血肿”的行为视为一种无聊之举，发出了“龟头血肿可以休矣”的议论，是因为被人踢得“龟头血肿”一类的事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要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每个人还会觉得“龟头血肿”没有什么重要性吗？王小波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戏谑笔调来写“文革”中的大字报风波，但却可以引起我们对个人自由与国家利益等宏观命题的深层思考。在他看来，每个人几乎都会遭遇到一些荒唐之事，但不是每个人都天生会对荒唐有所理解和体悟。荒唐是什么？按《2010》中王二的理解，它和疼痛大有关系。我们一直生活在疼痛之中，但一般条件下，由于疼得不厉害而不足以发人深省。疼痛的真意是：“你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轻度的疼痛是威胁的开始，中度的是威胁严重，等到要命的疼时，已经无路可逃了。”王二是在48岁挨了一顿鞭子时才明白了这一点，但这时已经为时过晚、无路可逃了。由此反观李先生，他之所以要就一个大家看来实属无聊的问题一辩真伪，恐怕就在于“龟头血肿”让他感受到了疼痛和生命受到了威胁，而局外人的疼痛感还不足以使他们深省。在小说创作中，王小波经常性地通过性的领域和人物的身体感受来展现人与外界、人与权力间的规训与反抗、惩罚与逃离的关系。身体是人的物质存在形式，也是人的立身之本，而性是人最原始的欲求之一，是个人存在于世的最私人化、最隐蔽的角落。权力对人的规训和惩罚，一般也是通过思想训导与肉体惩罚并重的形式，并且思想改造通常借助于劳动改造来完成，而性也经常性地被作为规训与惩罚的一个突破口（所谓“作风问题”）。王小波大量地写到了各种场合的身体惩罚场景（如办公室、劳改盐碱场、习艺所、禁闭室），并将革命时期中大彩的人比喻为“电流下的蜻蜓”（《革命时期的爱情》），以此来描绘那些遭惩罚的人所产生的身体的抽搐和扭曲，以及由肉体的痛苦所带来的精神痛苦。
他还经常性地写到了权力突破性的领域对于个人最后一个堡垒的侵犯。在《二O一五》中，小舅和小舅妈之间曾是一种罪犯/警察间的关系，小舅妈总喜欢将左手和小舅铐在一起，右手拿着小手枪同小舅做爱，即使后来不当管教了，也喜欢拿着一把玩具枪。这种新奇的做爱方式，展现的是权力进入性领域所产生的可怕后果，在手枪的威逼之下，正常自然的性爱关系只能化为权力之剑下的死亡痉挛和机械运动，“我爱你”之类的话成了一种美妙的谎言，只有天知道其中有多少快感可言。
除了直接描写这种权力干预下的人性异化之外，王小波还时不时地将政治领域的一些怪现状同性领域的怪现状相类比。譬如，《革命时期的爱情》在写到1958年的赛诗会和大发明时，便旁敲侧击地发挥道：“指标这种东西，是一切浪漫情调的死敌。假如有上级下达指标令我每周做爱三次的话，我就会把自己阉掉。”上级下令做爱多少次的事不曾发生过，但上级规定做多少首诗却是真真实实地出现过，而且当年堂而皇之地登在报纸上，大多数人也没有什么觉得不对头，这一方面是它罩上了堂皇的面纱，二是因为集体性的荒唐与每个个人的生活还缺乏直接的沟通，王小波则用一个看起来有点不伦不类的类比，拉近了这种集体性的荒唐与个人身心痛苦间的直接联系，使之以一种陌生化的方式对读者个人的痛感神经产生刺激。谁也不愿意任何的权力机关来主宰自己性生活的次数，但并不是谁也明白写诗一类的精神活动同样由不得权力机关的染指。这里的可怕之处在于，要等到所有人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受到了难以忍受的控制时，已是为时过晚了。王小波曾说：“我喜欢奥威尔和卡尔维诺，这可能因为，我在写作时，也讨厌受真实逻辑的控制，更讨厌现实生活中索然无味的一面。”王小波所写的，不少肯定经不起僵硬的真实逻辑的检验，但它自有自己的真实逻辑在，譬如他的反乌托邦小说，无疑是对漫无边际的权力与惩罚的提前警省。
王小波的小说，无论是写古代、现代还是未来，也无论他在关注小说的叙事技艺时将简单的故事讲得多么复杂，其真正的主题，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讲：“还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逻辑是：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做黑色幽默。”他不仅将历史和人生中的荒诞事实直接描写出来，而且将其中的荒谬逻辑用一种无可辩驳的推理发掘出来。在写到革命时期有关漂亮不漂亮的问题时，王小波首先写道：在革命时期，漂亮不漂亮还会导出很复杂的伦理问题。漂亮首先分为实际上漂亮和伦理上漂亮两种。实际上指三围，伦理上指我们承认不承认。而按照革命时期的逻辑，假如对方是反革命分子，则不管三围和脸如何，都不能承认她漂亮，否则就是犯错误。
接下来，王小波做了下面的推理：
1.假设我们是革命的一方，对方是反革命的一方，不管她实际上怎么样，我们不能承认她漂亮，否则就是堕落。
2.假设我们是反革命的一方，对方是革命的一方，只要对方实际上漂亮，我们就予承认，以便强奸她。
其他的情况不必再讲，仅从上述讨论就可以知道，在漂亮这个论域里，革命的一方很是吃亏，所以漂亮是个反革命的论域。
——《革命时期的爱情》
等到推导出“漂亮是个反革命的论域”的荒谬结论时，谁都会看出其中的荒唐不合理，但这种结论又是从革命时期的一种普遍观念中推导出来的，这就形成了一种荒诞的审美效果。王小波写的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可悲的事实，但他总是以喜剧性的幽默、笑谑笔调出之，将以往构成悲剧的有罪与无罪、有意义与无意义、自由与不自由等等因素统统转化为荒诞性因素。在这一点上，王小波找到了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家的相通之处：“现代主义所表现出的重大问题已无法再利用悲剧因素的辩证形式，因为它以个人权利及其对真实性的追求为中心，而不是以对普遍意义的信仰为中心。后现代作家放弃了有罪与无辜、有意义与无意义之间的辩证法，而把悲剧因素修正为荒诞因素，或者说事实上已将两者融于反幽默（counterhumor）中去了。”荒诞性与悲剧性的不同，是处身其间的人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种可悲、可怕的悲剧性境地之中，引起一种相当痛苦的悲剧性情感，但人进而发现在任何情况下都无力改变或超出这种悲剧处境，于是在一种过于痛苦和压抑的无可奈何的情绪的支配下，采取了嘲弄的态度、黑色的幽默来为痛苦感、压抑感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宣泄口——由此形成的幽默不是轻松的、愉快的，而是苦涩的、沉重的，它具有喜剧性的外观，却有悲剧性的内质，它是一种反幽默，一种大难临头时的幽默，一种绞刑架下的幽默，一种你打死我我也要说笑话的幽默，一种用嘲弄的口吻与刽子手称兄道弟的幽默。这种幽默不属于李先生，李先生在一个非理性的时代里吁求理性，王小波从中看出了李先生的天真，也看出了李先生的荒诞性处境，在一个不讲理的时代里讲理是荒诞的。《黄金时代》中的王二才是深得黑色幽默个中三昧的真正高手，他告诉陈清扬与其急于澄清自己不是破鞋，不如自己将自己做成破鞋。真正的高手不是在刑场大声喊冤，杀错了，杀错了，而是与刽子手和观众插科打诨，他知道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与其发表义正辞严的演说，不如说些笑话让观众得些乐趣。他的笑既是对自己的鼓励和嘉奖，也是对绞刑架和刽子手的蔑视和嘲弄。
你看，他的态度是多么坦然和轻松呀，赴死好像赴一场祈盼已久的盛宴。但他的这种态度仍是以悲剧打底的：赴死不是悲剧，在屠刀下活着才是最大的悲剧。在一篇文章中，王小波曾谈到这种幽默：
基督教早期的一位圣徒，为一帮野蛮的异教徒逮住，将他穿在烤架上用文火慢慢烤，要将他做成一道菜。该圣徒眼瞅着自己的下半截被烤得冒泡，上半截却原样未动，于是说：喂，该翻翻个了。
烤肉比厨师还关心烹调的过程和烤肉的美味，这就是黑色幽默。
王小波并且由这一故事得出结论说：“只要你不怕做烤肉，就没有什么阻止你说俏皮话。”王小波是说这种俏皮话的高手。他的小说语言一点也不能说丰富，常用词绝不会超过三千，他的小说的色彩也有些单调，很少超出黑色和黄色两种颜色，黑色涂抹出了一种压抑和恐怖的底色，黄色则与政治和性的笑话相连。有时他仿佛在说政治领域的笑话，乍一看他扯到性的领域去了；有时他仿佛在说王二的小家伙，转眼间或者压根儿他就是在说政治领域的怪现状。他是我们这个过分严肃的社会里的一个一点正经也没有的捣蛋鬼，又是我们这个一点也不严肃的时代的一个认真的批评家。
尽管他有时也自信、卖力得过了头，将那同一句俏皮话变了法儿在那舞台上讲，但你若是担心他因此塌了台，他还是会自信地还你一张俏皮的脸。可惜的是在人间我们再也看不到这张脸。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不赞成王小波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可不得不承认，他的英年早逝，毕竟是中国文坛的一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