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李陀曾怀着一种激动之情描述了“文革”后几年中国小说界的迅速变革所带来的繁荣景象。文章一开头便引用了肖红的一段话：“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接下来，李陀写道：
“肖红如果能够活到今天，看一看这几年小说的发展，她一定会感到满意的。”理由是那几年的中国文坛已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作者”和“各式各样的小说”。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说李陀当年的描述因为建立在“文革”后中国小说短短几年的变革基础之上而多少显得有点过甚其辞的话，那么，经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变革以后，肖红和李陀所期望的那种文学的繁荣与小说的多元化局面应当说已成为现实。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坛出现了公认的令人惊喜的眼花缭乱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如果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摆在人们面前：“这里没有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观念，也没有非此即彼的文学流派和创作风格，有的只是不可胜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事件杂陈其间，炫人眼目。即使像新潮小说、新写实文学这样的概括也只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议论的话题，它们内部的丰富多彩和竞妍争辉常常突破了试图对其进行理论框范的意欲。”无论是文学观念还是文学创作，无论是主题的开拓还是形式的探索，多元选择和争奇斗艳的局面均已形成。尽管由于处在一个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期，中国文学创作受到了主客观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在诸多方面还没有达到一个完全理想的状态，多元化流向之下甚至包裹着某些糜烂和无耻，但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均能普遍地感到一个文学的自由开放、多元发展时期已经到来。在各领风骚没几年的当代文坛，人们真正看到了“各式各样的作者”和“各式各样的小说”的争相出演。
在这一章里，我将选择三位有特色而并没有受到广泛评议的作家的创作来说明当代文坛的多采局面。
一
魏志远也许从创作伊始就执意不让自己归入广种薄收的作家之列。尽管从其创作实绩来看，他拥有一个多产作家的才能。在文学季风不断转换的年度，魏志远似乎只是感受着文坛潮涨潮落的气氛而不将自己投入到任何一种潮流中去。他几乎是远离尘嚣，在文坛的边缘默默地精耕细作着属于自己的一畦园地。这就注定了他在新潮迭起的季节不能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只有当文坛潮汐趋于平息，人们开始巡视往日的风景，才会惊讶于有人竟能将这方土地挖掘得如此深，经营得如此精致细腻。
在我们目力能及的范围内，魏志远的小说除《春天过后是夏天》《在拉萨》《往事》外，都是有关爱情、婚姻、家庭而以家庭为中心的。他仅有的两篇纪实小说更是直接题名为《家庭采访手记》《十二个都市家庭》。家庭特别是表现为夫妻关系的家庭始终是魏志远小说创作的一个兴奋点。从发表于1986年的《女人不是月亮》，到1987的《窗台》《门或者妻子》《晚晴》，1988年的《成》《我以为你不在乎》《匿名信》《一种构图》《一种颜色》《一种线条》，再到1989年的《夕阳坠落之后》，1990年的《有许多事情值得你回想》《新闻联播节目》，都以家庭为描写中心。同那些采用游击战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作家不同，魏志远采用的是定点射击，他不断地瞄准一个古老的靶心射打，期冀有朝一日能深中鹄的。
英国法学家科克说：家庭是你的城。如果把家庭比作城，魏志远的小说写的大部分就是城里的景观。它们一般从通常作为喜剧之收场的结婚以后的生活写起，进而揭开夫妻间存在着的为他人所不知道而只有他俩方知道甚至于他俩也不能全知道的一幕。当然，作为家庭之城的一种外围延伸，魏志远有的小说也写到城外的一隅，如《故事二题·凌的故事》之写不能将爱情寄托于婚姻形式的旷世之苦，《永远的瑜》之写近乎精神自恋的爱的独白，《小男孩》之写家庭破裂给下一代带来的苦况。但一般说来，魏志远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周游在家庭之城，家庭是他们活动的共同背景。即使是解除了婚姻关系的成，作者也没有让他割断同过去家庭生活的联系，并且让他以一种想像的形式滑入另一家庭之城（《成》）。家庭在魏志远小说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作家很少触及到家庭以外的世界对夫妻二人关系的影响。家庭既是他人物活动的背景，又是他直接描写的对象。这就使他的小说空间变动的幅度很小，背景呈现出一定的狭窄性。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在这里纷纷退隐，婚姻家庭生活似乎成了与历史潮流无关的个人行为。魏志远似乎从来就不想写处于世界中的家庭，结果家庭成了世界本身。
当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在家庭生活描绘中的作用减退以后，一件细琐的小事，一刹那间的情感，一种偶然的发现，在魏志远小说中的作用就升华了。一次由出差引起的短暂分离，夫妻的一方因病住进医院，甚至一个天气很好、有太阳的日子丈夫把打气筒借给一个小男孩，都可以成为故事发生的一个契机和起点，故事在这里不必经过铺垫就可起跑并直趋一个结果。这使得魏志远小说的开头异乎寻常的简洁：“他当然想不到会有这种结果。那天天气很好，有太阳。他想着该上街理个发了。”（《门或者妻子》）“事情是这样开始的。那是一个晚上，那是在殷的家里。殷说，你怎能不跳舞呢？看你的腿，天啦，多漂亮的腿。”（《窗台》）这种简洁的开头同时也确定了魏志远小说简洁的行文风格。借助这种简洁的行文风格，魏志远常能在很短的篇幅内完成对一个故事的叙述，并且最终使自己在整个文坛小说篇幅日益往长里发展的时候，成为少数几个以其创作维持着纯粹短制风范的作家之一（他的大部分小说均在两三千言之内，堪称真正的短篇精品）。
背景的狭窄并不意味着魏志远笔下的人物是超现实、超历史的。作者写来并不使人感觉到他的人物生活在割断了一切外界联系的孤城野岛之上。一般说来，家庭问题是一社会问题。但社会不能解决一切家庭问题，从社会、历史角度也不能全部解释一切家庭问题。各个家庭的结构几乎是相同的，但发生在各个家庭中的一切各有各的不同。特别是发生在夫妻双方的一切还带有为外人所不知的一定程度的隐蔽性和暧昧不明。魏志远不去写一大的政治、历史事件甚至于时代的道德风尚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而是写稀释了的日常生活中发生在家庭之城的人间悲喜剧以及这悲喜剧发生时人物灵魂的颤动和呻吟。社会和时代的影子在这里确实是淡化了，但人物情感的表达方式，他们对情感的要求，他们的道德反省和灵魂的自我审判，却让读者感觉到只有这一时代和这一方土地的人们才能拥有。因而在魏志远的小说中，不是时代和社会说明个人情感，而是个人情感说明整整一个时代和社会。在这一层次上，以偶发事件先行割断了的爱情、婚姻、家庭与时代、社会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了。而一旦这种联系重新建立起来，以偶发事件开始的一切便又呈现为历史的一定必然。
魏志远的小说在对人物灵魂和情感的探测中洞明了爱情、婚姻、家庭的某些现实，并达到了对爱情、婚姻、家庭本质的一定程度的体悟和澄明。在魏志远写来，恩格斯所说的那种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和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作为一种纯粹的现实还远没有到来。世上确有像瑜那样的人，可以将自己理想的爱人物化成墙上的明星照片，依靠做梦活下来（《永远的瑜》）。但世俗人生不是诗，而是散文，瑜的爱到底不过取了虚幻的形式而近乎精神自恋，并且实际上不过是在世俗人生中寻求理想婚姻而不得的一种发展。同婚姻作为理想的抽象形式必然要求以爱情为基础一样，爱情也只有附着于婚姻家庭才能得其圆满。在这一意义上，婚姻家庭的建立成了必然的要求。但实际上，应必然要求建立起来的具体的婚姻家庭又不必然以爱情为基础。许多情况下是由爱情之外的看似偶然的因素促成了婚姻：一些爱情之外的额外考虑（如《一种构图》），一个偶然的发现（如《夕阳坠落之后》），都可以成为一桩婚姻的基础。魏志远的小说中，妻子和丈夫通常没有自己完全的姓名，往往代之以他、她或是林、唐、尚、洁、萍等简单的可以随便替换成别的什么名和姓，这就暗示了具体的家庭中男女的结合的某种可替换性。具体家庭中的男人和女人不再是人们所期盼的那样某一男子专为某一具体女人而生，或者某一女子专为某一男子而生了。
这样，作为必然要求的爱情能否在这种不无偶然建立起来的婚姻家庭中实现就不再那么肯定。一方面，不无偶然建立起来的家庭也可以因偶然因素而解体，《晚晴》《夕阳坠落之后》中，婚姻的一方一旦体认到婚姻的另一方当初同样可以与别的什么男人女人结成婚姻家庭关系时，对方就离自己远了；另一方面，家庭是近乎河床的东西，有其固定的形式，不可经常更新。爱情是变化常新的水流，本性上接近自由的野马，它有时难保不溢出河床，其源头也难保不堵塞、不枯竭。当水流溢出或枯竭时，河床就龟裂了，原先被水覆盖的陷坑和怪礁暴露了出来，河床变得丑陋了，家庭因此有可能趋于瓦解。因而，至少是在魏志远的小说中，纯粹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和保持爱情的婚姻还只是人类未来的远景。作为现实的家庭图式则不无缝隙，甚至呈现出破碎的景观。魏志远写得最多也最好的，是由细小偶然事件引出的夫妻关系上的情绪的紧张。
这种紧张平常是由平静的家庭生活遮蔽着的，现在则被彰明了、放大了。
正像《一种构图》中的小毛坚持着爱人与老婆的区别一样，魏志远也固执于写家庭生活中爱情与婚姻在各种情境下的分分合合。但魏志远从不把旧的家庭实体的解体、新的婚姻家庭的建立作为趋于破碎的家庭图景的最终解决。且不说离婚诉讼的烦心劳神，也不说子女问题的瞻前顾后，单就新的婚姻家庭来说，同样面临着同样的世俗人生问题。新的婚姻家庭不是理想的乌托邦，而更像《成》中所写的那样是原有婚姻家庭生活的循坏。先有的婚姻家庭生活也不因为婚姻关系的解除而失去同当下生活的联系，作为一种参照，它还常成为新的家庭生活的阴影。因而，魏志远笔下的男女私情，从来就不是林语堂所说的那样，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也不是《围城》中方鸿渐所说的那样，男女私情么，就如烤山薯，吃下去不如闻着香。他笔下人物，既不是寻花猎艳的蝇营狗苟之徒，也不是止于意淫或意恋的风流名士，他们往往旁骛他园，偶食禁果，但最终还是回到原有的家庭生活中去，而且，这样的经历带来的常常是痛苦多于幸福，道德感和羞耻感每每令他们无地自容。
夫妻二人关系在魏志远的小说中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最简洁的表达形式。在他那里，解决好了夫妻二人关系也就解决好了人生的大部分问题。魏志远不倾向于以死亡来解决人生问题，尽管死亡常常是他的故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题名为《一种故事》的小说通篇写的就是几个死亡的故事）。这在他的诗歌《感动我们的怎能忘怀》和小说《有许多事情值得你回想》中表明了：生活无论有多少不如意却总是值得留恋。魏志远倾向于通过对话或者说倾诉来解决家庭问题和人生问题：“我们需要倾诉，甚至那些最隐秘的部分。倾诉是一扇门，从一个心灵通向另一个心灵；倾诉是镜子，让我们能看见自己。”（《夕阳坠落之后》）当然，魏志远并不因为呼唤倾诉而回避倾诉的困难。他笔下人物的倾诉基本上还停留在不能为对方所理解、所回应的阶段，倾诉作为通向心灵的门还只是像《门或者妻子》中的那扇门一样，堵在丈夫和妻子之间，被其中之一不停地拍打着而不为这一人所敞开。魏志远通常能用一种独特的技巧将人物心灵的不能沟通表现出来。《我以为你不在乎》中，一个男子男扮女装混进女澡堂，作为妻子的她当时觉得这人很腼腆，并且动过叫这人搓背的念头。真相大白后，她感觉受了伤害，抽泣着向自己的丈夫叙述这一切。在这一倾诉过程中，妻子谈到这男扮女装者时用的人称代词是“她”，丈夫用的却是“他”。通过这样一种细微差别，魏志远成功地写出了丈夫不能设身处地地考虑到妻子当初是认为那人是女人的。他们的思路是按了“他”与“她”的区别以平行线的形式向前发展了，理解不再可能，妻子以为丈夫不在乎的丈夫在乎了。在魏志远的几乎所有小说中，他或者拆除对话中的引号，仍保留直接引语的内容和语法形式，或者紧接着把这业已经过加工的直接引语变成间接引语加以叙述，保留下直接引语的内容，语法形式上将其变成小说叙述者的讲述。这样，魏志远小说的对话中就插进了第三者，对话的直接性不再存在于人物与人物之间而更多地停留于叙述者与拟想读者之间，人物与人物的对话都经过了第三者的转述。当对话语行动的模仿变成对话语行动的叙述时，传统的真实的幻觉就消失了。这一方面使读者认识到语言不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不是情感的一对一的表述，另一方面也保持住了人物灵魂和私生活的一定的隐蔽性和暧昧性。并且由于作品中出现了叙述者，也就意味着对话中的引号拆除以后，“你”就不仅诉诸于被叙述者，同时也诉诸拟想读者，读者被邀请进了文本。因而跳出纯形式的考虑，魏志远独特的话语形式一方面暗示了被叙述者——人物倾诉和对话的困难性，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叙述者在寻求同读者的对话。一方面是对话的几乎不可能，另一方面是对对话的吁求。而正因为对话不可能，才更需要对话。魏志远为一个悖论提供了一个解铃还需系铃人的解决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