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来看一看杜赞奇是如何谈论民众的。从循环的和话语的角度叙述历史，使杜赞奇将反宗教运动描写成国家（及知识分子）与民众两种话语之间的永无休止的斗争，民众话语可能被压制、被遮蔽，但不会被消灭。在最终意义上，不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杜赞奇写道：“对于运动的抵抗既包含了僧侣及乡村当权者等特权阶层的利益，同时也包括了由秘密会社和会道门所领导的保护民间文化的努力。尽管可以把此种文化看成是父权制的、迷信的，但它却构成了一个观念和习俗的世界，涉及地域、社群、家族、时间、娱乐、营生等。（国民）党通过攻击历法、节日及其他相关活动而力图根除这一世界。
实际上，反抗非常强烈，我们甚至可以从此运动中发现一种对立的叙述线索”（第99页）。“民间宗教并不反映一个‘永恒’的中国，但到目前为止，只要它还反映与线性的历史和国家秩序有所不同的习俗和信仰，那么，它跨越时空所传输的意义就有可能汇并成一种现代中国的民间异议的话语”（第105页）。“此种竞争无输无赢，但会作为官方和地方社区之间不同的象征秩序之间的斗争而长期存在下去”（第104页）。不过，我想指出的是，虽然杜赞奇在这里对于“异议的话语”评价甚高，但正如李猛在《拯救谁的历史》（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10月号）中所说，杜赞奇所拯救的仍然是精英的历史，他似乎并未直接听到庶民发出了什么样的声音，说过什么样的话语。
反满革命：符号与意义
本节主要阐述杜赞奇在第二编第二章中对革命派话语策略的分析，他认为，此种策略的作用在于，使“反满”等传统词汇或符号摆脱儒家话语，成为现代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并使其新的解释具有合法性与权威性。
杜赞奇在这一章讲述了辛亥革命中的反满问题。杜氏坚持认为，当时发生的“排满”（他谓之“种族主义”），既非简单地对于历史上之种族主义的传承，亦非革命党人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是其面对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为动员民众起来革命，通过接受与改造当时流行于全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建构出来的一种话语。或者说，它既非来自中国的历史传统，亦非来自秘密会党的意识形态，而恰恰来自革命党人自己。不过，我在这里不准备复述杜赞奇对于这个问题的系统论述，而只打算谈一谈所谓文本合法化策略（他又称之为话语策略或修辞策略）的问题。
在这一章的开头，杜赞奇指出：“本章认为，不仅秘密会党的种族主义与革命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话语有所不同，而且从某些方面说，种族主义也是被强加于或硬比附于这些秘密会党的”（第107页）。为论证这一点，他首先指出，秘密会党的社会构成极其复杂，从农民到流民，包括船民、矿工、苦力、脚夫、短工、郎中、和尚、遣散的士兵，等等；在某些情况下，所有阶层的人，从职员、邮差到上层的精英，都可以自称是秘密会党成员；至于会党首领，则不但上述各种成分都有，而且还包括地主、商人、军官和士大夫。“会党内部复杂的社会成分相应产生了多样化的目标，包括互助与团结，绿林好汉式的劫富济贫，以及欺压贫民、反政府、乃至反外国人的活动，宗教活动与犯罪活动以及偶尔的反地主的行动。”经过上述“铺垫”之后，杜赞奇断言：“秘密会党的社会成分如此复杂多样，很难指望在他们中间发现统一的意识形态……（在此）我们可以实实在在地看到意义的流动及其意识形态的多变的性质”（第108～109页）。
杜赞奇在本章所着力论证的不仅是会党的意识形态复杂而多变，更是会党与清政府的不同程度上的一致性。杜氏认为，清代的会党只有一部分在政治上是反满的，“其他一些会党则很少在政治上受到政府的注意，他们受到注意时，多半是因为刑事犯罪如走私食盐之类的活动”（第108页）。他又以余栋臣起义为例，指出余氏在其1898年发布的《檄文》中，使用非常策略的语言，“把对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与受儒家的民本思想启发而产生的保卫祖国的思想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把国家与王朝等同起来（使用了儒家的国家意义而非现代的国家意义），暗示朝廷捍卫儒家的国家观念，试图将那些反对其运动的官员孤立起来，同时将其运动（‘义民’）确立为正义事业的中坚力量”。杜赞奇强调：“但是，如果将其与儒家思想的话语亲和力仅仅视做策略性的举措，则是错误的。面对外来的基督教，其文本确认了起义者（‘义民’）、儒家传统与清王朝之间的共同文化语汇”（第114～115页）。杜氏又说：“朝廷的儒学和民间的反叛者之间的话语亲和力是超越满汉之争的，余栋臣的措辞也像北方义和团的措辞一样，包含了民间抵制反满的种子”（第115～116页）。他的意思是，由于会党与清政府有着儒家传统这个共同的思想文化基础，所以，二者的立场并非截然对立；另一方面，如果说会党与清政府有共同点，那么也就等于说，其与革命派有不同点。于是他就顺理成章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革命派施展了什么样的话语策略来使会党反叛清政府呢？然而问题尚不限于此，对于革命派来讲更严重的是，什么样的话语策略才能使信奉儒家思想的会党转而支持共和革命（或民主、民权）呢？
杜赞奇在本章“结论”部分强调：“革命党人之所以能够（与会党）建立联盟，并不仅仅是因为存在着反满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因为他们依靠大量权威性的历史词汇，如‘革命’、‘义’之类德里达称之为‘古旧义词’（paleonyms）的词汇来作为介绍新思想的连接点……如果没有这些历史联系，新的表述本身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第137页）。这短短的一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词汇（或文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符号（或“能指”），二是意义（或“所指”）；第二层，符号与意义的联系并非固定不变，如果“修辞策略”得当，就可以使旧的符号指向新的意义。先来看“义”这个词。许多研究者的看法是：“会党的意识形态多数是通过从通俗小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学来的有限几个观念表达的。这些观念最重要的是‘义’、‘忠’、‘仁’，全部出自正统儒家词汇，但却被改造成了‘强盗的伦理’。”也有学者指出：“‘忠义’是将秘密会党及民间文化与儒家精神文化的霸权联系起来的重要范畴。因此，当汉族与其他民族发生冲突时，‘忠’与‘义’的结合在这些秘密会党团体（中）就非常盛行，在北方地区尤其如此，这些都反映了对君主和国家的重视，而后两者即君主与国家均来自精英文化。同时……对于‘仁义’的强调反映了这些团体的互助性，而且可以成为财富平等及减低租税的激进要求的基础。”还有学者不大强调会党反清复明的一面，而更强调其反封建、崇尚正义和政治方面的理性。杜赞奇总结道：“‘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象征符号，可以应用于文化的不同方向上。由于与权威当局切断了联系，其道德权威来自许多帮派对它的共同追求。考虑到这些团体的流动性和社会界限的不定性，‘义’所具有的不同的、变化着的意义成了秘密会党的意识形态旋转的中心。革命党人在发动秘密会党的过程中，尽力利用这些观念中的一部分，即反满，来作为它对于传承（传统）的叙述模式”（均见第110～111页）。
革命派的话语策略不但包括利用“旧义”，而且包括嫁接“新义”。在总结陶成章挪用会党的核心观念之一“义”的时候，杜赞奇说：“陶氏把‘义’作为一种手段，使他们（指会党——引者）去建立平等，实际上还要去反映共和的原则，这在已经约定俗成的‘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内是很难消化的，它代表了一种试图把具有可变性的‘义’固定下来以便对民间文化中广泛传播的秘密社会的浪漫话语加以利用的一种尝试。这种利用涉及重新加工，其目的是把对所有民族主义都必不可少的二元时间性融合为一，即：既要现代，但同时又要保留原始。在此种叙述模式中，‘义’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和平等意识，同时还产生了不息的为祖宗报仇的决心”（第124页）。于是乎，通过对“义”这个旧符号的操作，修辞策略便产生了三方面的作用：第一，保留了部分旧的意义；第二，排除了部分旧的意义；第三，增加了新的意义。
对修辞策略的分析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推测来进行，既是推测，便可能出错。在分析陶成章的《教会源流考》时，杜赞奇认为，陶氏“有意做了两点曲解”，其中之一是挪用“兄弟”的概念和“秘密会党中所有成员均是一家”的观念，“把家的观念与群体世系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国家观念的核心……对种族之忠被视为对家族之忠的延伸，共同的祖先与共同的血缘成为维系革命党人单一种族观念的重要手段……然而，最有意思的却是他想方设法克服了这样一个悖论，即：他们这一虚构的大家庭或兄弟并非因为血缘才联系在一起，但却要充当真正的传人”（第122～123页）。以家族喻种族，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悖论；杜赞奇将陶成章所做的“兄弟”比喻视为有意曲解，恐怕有所误解。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将圣贤或名臣“拟制”为祖先的传统，民间也有“认干亲”的习俗。实际上，在我看来，无论家族、宗族还是种族、民族，“族”之一字本就有血缘的意味在。而将“兄弟”二字做泛化的使用，更是司空见惯之事，“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会党的比喻，“祖国是个大家庭”是现代民族主义者的比喻，似不必因为出现了“国”这个字便一褒一贬，也不必做诛心之论。
据杜赞奇的分析，革命派的话语策略不仅用于“古旧义词”，而且用于“古旧观念”。如种族观念，它本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秘密会党所理解的也是它的传统含义，然而，“革命党人的种族观念，却是来自一种更现代化的、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相联系的世界话语。因此，在革命党人试图用切实可行的方式在儒家的框架内来利用秘密会党的反满情绪的同时，在另外一个层次上，他们又不得不把这些会党的话语与儒家的文化完全分离开来”（第112页）。杜氏还分析说：“很显然，秘密会党的反满是非常矛盾的。从历史上说，中国种族主义的建构更确切地说是对儒家文化主义观念的补充，尽管有时两者之间亦会相互抵触……诉诸儒家文化语言的策略……是十分有效的。但是，革命党人必须警惕传统观念的多变性。在这方面，满族作为儒家文化的赞助者，可能会成为此种文化的领导者……秘密会党可能会突然倒戈，从反抗满族转向支持满族”（第119页）。总之，如果沿用上述修辞策略三个作用的说法，那么，革命派在操控“反满”话语时所用策略就相应具有了下面三个作用：第一，保留儒家的种族观念；第二，排除儒家的文化主义观念；第三，增加西方的民主共和观念。
杜赞奇在本章中指出，革命派还曾采用其他策略，以使其所做的新解释、所赋予的新意义，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一是引用孔、孟之语，借助圣贤之名。如《龙华会序》“一再引用孔子和孟子的话以便证明，人民应该成为皇帝”。二是构建历史。杜赞奇分析说：陶成章为确立种族纯洁性的叙述，“把教门与会党的最初目标与中华文化初建之时联系起来，那时，华夏祖先来自西方，与这些地方的夷狄发生长期的冲突。这些祖先树起大旗以便与夷狄相区别，并保护其同类及其价值观念，从而深深地把人民的心维系在一起。中国人所尊敬的古代英雄，如三皇五帝、周公、管仲等人，正是他们的领袖，是他们驱逐了异族之人”（第121页）。我们一向比较重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重建，而杜氏在这里似乎更关注革命派这样的历史主体对历史的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