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他相识的六十多年的记忆中，他不仅是翻译家，还是散文家；不仅是编辑家，还是出版家；？？”【1】这是郁风缅怀冯亦代时说的话，仅他这一句就概括了冯亦代的“龙套”生涯。
作为一名翻译家，他选题严谨，译笔简洁准确；
作为一名散文家，他语言质朴，文章言之有物；
作为一名出版家，他兢兢业业，为他人作嫁衣。
第一节 “龙套”之人：淡泊名利的人生及译事活动
冯亦代（1913-2005）作为一代文学巨匠已为众多海内外读者所熟知。他不仅是一位久负盛名的散文家、出版家，同时还是一位勤奋多产的翻译家。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语言，把英语国家的文化精华介绍到国内来使我们的读者和作家能有机会欣赏和借鉴。冯亦代虽然认为翻译是一件“难事”，但却陶醉其中，翻译了大量的英美文学作品，其中备受推崇的就有海明威的短剧《第五纵队》。他为何走上美国文学，特别是海明威作品的翻译之路，还得从他的人生之路讲起，这也是我们本章要阐述的重点。
冯亦代，原名贻德，出生于浙江杭州。母亲生下他一个月就离开了人世。然而童年时的冯亦代却得到了祖母和干妈的关爱和呵护，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小学毕业后他考进了原安定学堂（现为杭州第七中学）读书，毕业后又考进当时的杭州私立蕙兰中学（现为杭州第二中学）读高中。因为在教会学校上学，加上干妈的孩子英语学得不错，他也跟着学，所以英语的根底比较扎实，为以后的翻译工作打下了基础。17岁时，冯亦代进了上海的沪江大学读书，从此，他离开杭州浪迹天涯。在一次《名人家教》刊物记者婴音的采访中，冯亦代曾说，读书是他最大的爱好。他戏谑地自称为“书癖”，还专门以此为题写过一篇随笔。他的第一个美国教师埃德加小姐当时由美国浸礼会派来教书。正是这位老师教会他读书时勤查字典的道理，明白单词的不同词形变化，最终养成了勤查字典的习惯。她还教会冯亦代要自己发现错误，并由自己改正。
冯亦代从小喜欢丰子恺先生的绘画，于是莽莽撞撞地给他写信，问他如果学画画，将来是否可以维持生活。丰子恺先生回信说，学画是很难养家糊口的，于是冯亦代心一横去考了高中。新中国成立后，他去民族饭店找一个上海来的朋友，在候电梯的时候遇到丰先生。这是他们唯一一次见面，因为冯亦代曾看到过丰子恺的照片，认得他，这样一位老者在走廊里施施然向电梯走来。据冯亦代回忆，当时他一面让路，一面冒昧地问是不是丰先生。显然，丰子恺为他的突兀吃了一惊，脸上现出愕然的表情，等说明了过去的“邂逅”，他才依稀记了起来，连说“有缘，有缘”。冯亦代对绘画艺术及其热爱并有深刻理解，在“文革”期间下放劳动时，看到篱笆外的向日葵，触景生情，浮想翩翩，亦在情理之中。
1932年，入上海沪江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系，辅修英国文学，开始广泛涉猎英美文学名著，为以后的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上海沪江大学上二年级时结识郑安娜。当时英文剧社正上演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他一眼就看中了台上的郑安娜。他们于1938年成婚。他说：“和一个英文天才结婚，不搞翻译才怪。”同年去了香港，在《星报》（Star）做电讯翻译，他坦言自己翻译工作就是从枯燥乏味的电讯翻译开始的，若没有翻译星报电讯的磨炼，自己不会爱上翻译并从事一生。后结识了戴望舒、叶君健、徐迟、袁水拍、丁聪、叶浅予、郁风等人，他们大都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画家、编辑家。与这些朋友合作，冯亦代参与创办或编辑了《中国作家》《耕耘》《世界晨报》等报刊，旨在向人民介绍抗战文学作品，以及外国先进文学。
20世纪30年代起，冯亦代在出版界、文化界就非常活跃，曾与戴望舒、郁风等人在香港办文化刊物。1941年去重庆，创办出版社，1943年组建中国业余剧社，茅盾任社长，冯任副社长，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编译出版《美国文学丛书》，翻译了海明威、斯坦贝克等美国文学作品，曾组织编译《当代美国小说选》，与人合译欧文·肖的长篇小说《富人·穷人》。另外，他还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散文、随笔，已出《冯亦代文集》五卷。新中国成立后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多年。同许多文化人遭遇相同，1957年被打入另册，尘封20余年，直到“四人帮”倒台才翻过身来。冯亦代在年过半百以后，才又重新焕发了青春。
无论是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颠沛流离，还是在“文革”的腥风血雨中忍辱求生，他始终笔耕不辍，坚持翻译。自20世纪40年代，他就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到80年代已在文坛享有盛名。几十年来他用业余时间翻译了众多英美文学作品，为发展中国的出版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其主要译作有：[美]海明威《第五纵队》、《蜘蛛与坦克》、《第五纵队及其他》，[美]史坦培克《人鼠之间》，[美]克利福德·奥达茨《千金之子》，[美]丽琳·海尔曼《守望莱茵河》、《小狐狸》、《阁楼上的玩具》，[美]霍华德·法斯特《萨科与樊塞蒂的受难》、《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选》（合译），[美]《辛格短篇小说集》（合译），[匈牙利]海依·尤里乌斯《生活的桥梁》，[英]《毛姆短篇小说集》（合译）等。【2】冯亦代倾其一生不断地以自己的译作充实着中国现代翻译文库，完成近二十多种译著，其中包括大量的戏剧译作，可谓著作等身；同时作为一个卓有成效的出版家，他还编辑翻译出版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他对中国文学作出的贡献不容忽视。
冯亦代是个快乐、恬淡、朴素、真诚、善良、平静的人，他称自己是跑“龙套”的。其实这和他淡泊名利的人生观不无关系，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只要交代我做什么我决不打折扣，因此赢得了‘跑龙套’的美名。”【3】正是因为他这股认真劲儿、责任感才成就了一位文学巨匠。俗话说，“文章是自己的好”。年已古稀的冯亦代先生却“对自己译笔的遗憾，实在太多了”。如当年译A.卡静《美国现代文艺思潮》，因译文佶屈聱牙，至今“禁不住老脸还会红起来”，并为此向读者致歉，“原谅我的少不更事，胆大妄为”。这可算是冯老谦虚的真实写照。
冯亦代的人生阅历丰富。黄宗英当年听赵丹说过，重庆、香港、上海的左翼剧院、影业的发展，曾得到过冯亦代的支持。冯亦代大胆拍板为文艺界买下了最先进的印刷设备，成就了左翼文化工作。冯亦代本是学工商经济的，阴差阳错与书结缘一辈子，读书，写书，译书，编书，出版书，评书，在白纸黑字中忙碌了一辈子，“把自己‘输’成为‘做了一辈子龙套’。”很少有他那样的人，在事业处于顶峰，无限荣耀之时、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却淡之又淡。但他行云流水的散文和丰富多彩的“海外书讯”受到广大读者的钟爱，他的为人受到同道的尊敬，他的健康受到圈内老朋友们的关心。1982年他住院后回家休养，门上被强行挂了一幅苗子的手迹：“少读书，少用脑，少会客，少开会，少抽烟，多休息。”署名是“护冯委员会的苗子、郁风、吴祖光、丁聪”等老哥们。
1988年在“龙年”即将到来之际，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和《群言》编辑部于10月联合召开座谈会，就如何继续贯彻“双百”方针，深化改革，繁荣文艺，为文艺工作的蓬勃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等问题进行了专题座谈。冯亦代作了题为“盼望‘双百’方针真正实行的日子到来”的讲话。冯亦代觉得用天气的变化比拟中国的文化环境是比较形象的，使人容易一听就知道文化环境的情况。文艺圈子中人认为1986年开始出现了五六级大风，天气骤冷，1987年便成为八九级狂风，温度降到零度。这种天时的变换，文艺界最敏感，许多人停下了笔，又有不少人把他的作品从杂志和电影厂的编辑部抽了回去，一时颇有万马齐喑的日子重来的味道。这些事情都是在悄悄中进行的，所用的手段有类似“文革”中唯我独“革”的那种现象。于是正道消息被讳莫如深，藏在云里雾里，而小道消息则到处流传。我们要再建立自己一套文化，就要通过“双百”方针，否则自己的一套建立不起来，别人的一套也打不下去。“双百”方针靠的是辩论，而不是压服和围攻。然而，真理却不然。人们需要养成相互讨论、平等待人的民主习惯，而不要单靠行政干预或在暗地里算计人的那种不光彩行动。十三大后，党再次宣布要贯彻“双百”方针的决心，冯亦代深信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与“双百”方针的实施是互为表里的。
1991年，为了改进翻译工作，促进对外文化交流，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和《群言》杂志社再次邀请部分长期从事翻译和外文书刊出版工作的专家、学者进行专题座谈。会议由时任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冯亦代主持。外交部外语专家裘克安、程镇球，译林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景端等参加会议。会上冯亦代首先肯定我国的翻译工作取得不少成绩，而后就存在问题畅所欲言。冯老认为翻译界存在的问题很多，以中文译成外文为例，我们这些年来实行的是先定中文稿件，翻译之后，再用外文译稿对照中文原稿，有时甚至少一字、错一个字都不行，使译者感到很为难，而且译出来的东西外国人看了也莫名其妙，接受不了。冯老认为中外文化是有差异的，而且政治背景也不同，有些中国人想当然的东西，如“五讲四美”等词照字面翻译过去，外国人就不能理解。外文译成中文也有问题，前几年盛行再创作说，结果译成的中文稿与外文原文对不上，弄得面目全非。有的稿子粗制滥造，有的甚至翻不过来就想当然地杜撰。这种稿子让懂中文的外国人看了问题就严重了。将来要是版权法实行后，他们就有话可说，甚至可以起诉你。现在有些译者，别人指出错误还不买账，认为自己有再创作的权利，结果译出来的东西被人多处引用，以讹传讹，误人子弟。他还举例说，海明威的小说《印第安人营地》的原来译文有个别处有误，已经人指出，但以后的选本中，仍原译照载，不作更正，真难为了热心的读者。当然翻译中确实存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处，不能过于苛求，但也不能违反作者的原意。
正是有了冯亦代这样的翻译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孜孜追求，为翻译事业的出谋划策，才使得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多彩。著名翻译家王佐良认为“如果去掉翻译，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大大贫乏，整个世界也将失去光泽，宛如脱了锦袍，只剩下单调的内衣”【4】。
2005年2月23日，冯亦代在北京辞世，法国文学翻译家、《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说：“冯亦代的去世是中国翻译界的一大损失。”【5】《读书》的一位编辑在一篇悼文中说：“他以自己的本名和笔名写了数百篇文章，最早介绍了海明威、奥登、罗思、厄普代克、贝娄、冯·尼克、纳博科夫、格雷厄姆·格林、菲兹杰拉德、亨利·米勒、伍尔夫、劳伦斯、马尔克斯，及至谭恩美等一大批西方作家，推开了被文化专制主义多年锁禁的认识世界的窗户，为以后中国文学的飞速发展，为80年代新时期文学高潮的来临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读者们永远不会忘记是冯亦代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
冯亦代译事活动：
1938年，开始在《星报》翻译外文电讯；续译英国作家C.伊雪乌德《一个战争的旅行》（原译者罗吟圃被香港当局勒令出境），改名《中国之行》，在《星报》连载。
1941年，翻译海明威的《第五纵队》，由重庆新生出版公司出版；译作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由重庆天下公司出版。
1942年，主编《海滨小集》，翻译出版C.奥达茨剧本《千金之子》、丽琳·海尔曼《守望莱茵河》、海明威的西班牙短篇小说集《蝴蝶与坦克》等一批文学作品；译作海明威的小说《告发》《蝴蝶与坦克》《大战前夕》在叶以群主编的《前哨》上发表；译作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评论等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原》上发表。
1946年，参加上海文艺界协会美国文学丛书编译委员会，组织编译美国文学作品；译作A.卡静的《现代美国文艺思潮》上下两卷由赵家璧主持的上海晨光出版社公司出版。
1951年，翻译匈牙利海依·尤里乌斯的剧本《生活的桥梁》（依据英文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77年，组织编译《当代美国小说选》，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1979年，与友人合译《美国短篇小说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80年，与友人合译美国欧文·肖的长篇小说《穷人·富人》，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与友人合译《辛格短篇小说选》，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美国丽琳·海尔曼的剧本《小狐狸》，由《外国戏剧》月刊发表；翻译詹姆斯·瑟伯的短篇名著《华尔特·密蒂的隐秘生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9月，应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邀请访问美国。
1982年，翻译丽琳·海尔曼话剧《松林深处》，在《剧本月刊》发表；6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在北京成立，他被选为常务理事会理事，副秘书长；并作《打开一扇窗子》的专题发言；中国译协文学艺术翻译委员会成立后，任副主任。
1983年，中国译协出版《翻译通讯》杂志（后改名为《中国翻译》），冯任编委，并著文《漫谈翻译》；翻译美国冯尼格短篇小说选《回到你老婆孩子身边去吧》（合译），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译作英国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毛姆短篇小说集》，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1984年，重译海明威的剧本及短篇小说《第五纵队及其他》，编入施蛰存主编的《百花洲文库》，由江西出版社出版。
1985年，翻译丽琳·海尔曼的剧本《阁楼上的玩具》，由《外国文学》月刊发表；4月，香港翻译学会代表团访问北京、上海；首都翻译界人士和代表团座谈、冯就文学翻译问题做专题发言；7月，中国译协在山东烟台召开全国中青年文学翻译工作经验交流会，冯出席大会并作专题报道。
1986年，以郑之岱名译美国短篇小说选《青春的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郑之岱是冯亦代与夫人郑安娜合用的笔名）；4月，冯当选为中国译协第一届中国理事会理事、副秘书长，任译协北京分会副会长。
1987年，以郑之岱名翻译《美国获奖小说选》，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1988年，中国译协在长沙召开全国文学翻译研讨会，冯做专题发言。
1992年，中国译协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冯当选为中国译协第二届全国理事会理事。
1994年，获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颁发的“数十年在翻译工作中成绩突出”彩虹翻译奖荣誉奖。
1995年，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在京举行1994年度彩虹奖颁奖仪式；冯亦代与其他老翻译家获荣誉奖状。
1997年，在作协对外联络部和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承办的首届文学奖——全国优秀翻译彩虹奖评奖委员会，冯亦代任主任。
2000年，和季羡林等12位著名学者、老翻译家致函《光明日报》呼吁恪守译德提升翻译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