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法语译介：意识形态选择，文学价值的显现
翻译是一项文化交流活动，实践性很强。考察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情况，我们看到，翻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一定目的服务的。
其一，翻译家选择一部作品来翻译，都出于某种明确的目的，并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众多影响翻译的因素中，最为活跃的是译者的选择视角和动机，而译者的选择，除了个人的追求和爱好，如艺术上的追求、政治上的追求和审美趣味，还要受到社会、时代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在赵少侯翻译的《法朗士短篇小说选》“前记”中我们读到：“他是拉伯雷、蒙田、伏尔泰的光辉继承者，是他把法国传统的民主主义的火炬从左拉手中接过来，保持着它的纯净而旺盛的火焰交到巴比塞和罗曼·罗兰的手里，为今天的法国的战斗文学打下了基础。”【8】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译者的选择立场和标准。罗曼·罗兰在中国的影响超过他在法国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追求正义，追求真理的中国人民与他在心灵上产生的一种共鸣。文学翻译家赵少侯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在北京大学法文系、山东大学、出版总署编译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工作，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195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著有法国小说《伪君子》《恨世者》《悭吝人》《羊脂球》《项链》《山大王》《海的沉默》《魔鬼的美》《最后一课》等。
其二，选择作家和作品加以译介，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参照因素。正如歌德所讲的：“莫里哀是很伟大的，我们每次重温他的作品，每次都重新感到惊讶。？？他的《悭吝人》使利欲消灭了父子之间的恩爱，是特别伟大的，带有高度悲剧性的。”【9】《悭吝人》是1668年莫里哀在喜剧创作全盛阶段的作品，当时路易十四依靠封建贵族的力量，建立了“绝对王权”的封建君主制国家，同时他又拉拢资产阶级充当王权统治的支柱。法国社会中，封建贵族、教会和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敲骨吸髓、巧取豪夺，人民在重压之下苦不堪言。而“虚伪”和“吝啬”恰好是17世纪法国社会一对最凶恶、最狠毒的多头毒蛇。《悭吝人》这部喜剧无疑是刺向嗜血成性的资产阶级的一把利刃，把他们肮脏的灵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剧本写的是17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家庭生活。阿巴贡是一家之主，他和儿女在金钱和爱情上都处于尖锐的冲突之中，在一系列的矛盾里，莫里哀以惊人的艺术魅力描绘了一幅吝啬鬼的图画。莫里哀设计了阿巴贡和儿子“爱情对立”和“金钱对立”这两条线索，深入发掘他的性格，揭露拜金主义的危害。莫里哀喜剧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民主主义倾向和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由于长期颠沛流离的穷困生活，以及和下层劳动人民的密切接触，他看穿了表面上繁华耀眼的路易十四“太阳王朝”的伪善和腐朽，并以喜剧为武器针砭时弊进行战斗。《悭吝人》的历史重要性，除本身高超的喜剧艺术之外，是它最先用喜剧的形式以实例说明金钱在资产者心目中被神化以后所起的巨大破坏作用。巴尔扎克继承莫里哀这部喜剧提供的基本观点，在长篇小说方面作出了悲剧式的感人描绘。正如别林斯基所说：“莫里哀的喜剧乃是一种戏剧形式的讽刺，通过这种讽刺，他运用他那支犀利尖锐的羽毛笔把愚昧、鄙陋和庸俗无耻等恶习呈现到大众面前。”【10】
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的《伪君子》（亦译《达尔杜弗或者骗子》，1664-1669）是新古典主义性格喜剧的典范作品。这出戏的人物性格可分三种类型：骗子、上当受骗者、清醒者。达尔杜弗是宗教骗子；富商奥尔贡及其老母白尔奈耳太太属于受骗者；他的儿子大密斯、女儿玛丽雅娜及其未婚夫法赖尔、后妻艾耳密尔及其哥哥克莱昂特，特别是侍女道丽娜，均属清醒者之列。三者之中，达尔杜弗是主角，其余人物的设置、冲突的组织、情节的编排，都为刻画他的虚伪性格服务。奥尔贡是骗子和清醒者双方争夺的对象；他受达尔杜弗伪装虔诚的愚弄，对骗子信任备至；清醒者只有剥掉骗子的层层伪装，使其原形华露，方能掰开受骗者的眼睛。这就决定了喜剧冲突的特色：主要表现为奥尔贡和全家人的内部矛盾；一旦清醒者和受骗者的对立转化为奥尔贡同达尔杜弗的对立时，冲突也就达到顶点而趋向结束了。赵少侯选择翻译莫里哀的作品自然就在情理之中。典型的学院派气质造就他严谨的教学和精纯的译风，他在翻译中“求真”，忠实精确，绵密雅致，如果将其译著《伪君子》《悭吝人》细细读来一定会发现其“忠实原著，达意传神”的风格。
其三，译介外国文学意义多重，它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建设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在不同民族的文学交流中，翻译总是承担着根本的任务。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翻译什么、引进什么样的作品，不仅仅是语言转换层次的译者的个人活动，它关系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借鉴什么、吸收什么等重大问题。选择一部作品，要求译者对这部作品的各种价值要有深刻的理解，包括对原作风格的识别，对原作审美价值的领悟，甚至对作品所蕴涵的细微意义也要有着细腻的体味。一部作品，一个作家，一个流派的译介，离不开研究这一基础，没有系统的研究为基础，选择有时会是盲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是翻译的前提，但反过来，翻译也可以促进研究。从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的情况看，翻译与研究始终起着相互促进的作用。翻译与研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不少译著宏富的翻译家，同时也是出色的研究专家，也有不少研究者因欣赏、喜爱一个作家的作品，而走上了翻译的道路。不少翻译家的名字跟某个作家或某个流派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如：罗大冈与罗曼·罗兰，赵少侯与法朗士。同时，研究又促进翻译，罗新璋主编的《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以编译介绍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为任务，内容包括现代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文论、代表作以及有关资料，分辑出版，每辑一个专题，或以作家，或以流派，或以文学史问题为对象”。（参见《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出版说明）它为翻译工作者选择作家作品提供了参照。像已经出版的《萨特研究》《新小说派研究》《马尔罗研究》《西蒙娜·德·波伏瓦研究》《尤瑟纳尔研究》《阿拉贡研究》《叙述学研究》《莫洛亚研究》《圣爱克苏贝里研究》等，有力地促进了有目的的借鉴和系统的译介。
法国文学翻译从1898年林纾与王寿昌于该年翻译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开始，拉开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序幕。时至1998年，法国文学汉译已经走过了它不平凡的一百年，法国文学凭借其雄厚的实力和辉煌的成就屡次在外国文学翻译大潮中脱颖而出。法国文学在中国文学翻译中一直紧随苏俄位居第二，而在欧美文学中，则始终居于榜首。【11】张峰一文“1898-1998：法国文学汉译百年回顾”将百年法国文学翻译史分为发轫期（1898-1918）、形成期（1919-1949）、成熟期（1950-1966）、停滞期（1996-1977）和全面发展期（1978-1998）等五个阶段。纵观1898-1998年间百年来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我们发现，尽管它历尽沧桑，经历了多次的涨潮与退潮，但浙江翻译工作者在极大丰富法国文学翻译实践活动中作出的卓越贡献，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法国文学翻译在浙江呈现出的特色可以有如下几个之最加以概括：第一，施蛰存曾对中国翻译最早小说《茶花女》作出过评论。《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起初于1899年2月以“素隐书屋”名义刻版印行。他说：中国的小说家们“在《巴黎茶花女遗事》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或摹仿之下，写出不少新意义、新结构的爱情小说”。浙江湖州人王振孙曾复译《茶花女》（1980）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两次印行了10万册。
第二，在复译最多的法国小说《红与黑》（大约有10余种译本）中浙江籍翻译家最多。1944年重庆作家书屋出版社出版赵瑞蕻的译本后，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股名著复译热潮。这与当时的经济大潮同步，致使复译本优劣掺半，真伪难辨。1995年，许钧曾采访赵瑞蕻，并撰文揭露某些译本存在拼凑、雷同、抄译现象，在翻译和出版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名著复译问题的讨论。“面对受利益驱使的抄译、剽窃之风，道德批评的力量虽然显得单薄，但其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翻译论》418页）。另一本是浙江上虞人罗新璋的译本。期间，许渊冲、屠岸、江枫等在《外语与翻译》杂志上就译诗问题进行了争鸣。《读书》杂志1995年第1期，还刊登了罗新璋以《“译”者“溢”也？》为题的评论文章。罗文称之为“墨水瓶里的风波”。我们认为出现此种境遇，平心静气，与人为善，摆事实，讲道理，各抒己见，提倡各种翻译风格为益。同时也说明当今中国译坛百家争鸣，欣欣向荣。
第三，最难翻译的法国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就有浙江籍翻译家的参与，如许鈞翻译论第四卷，罗大冈为中译本写了题为《试论〈追忆似水年华〉》的《代序》。许鈞因此而在1999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金质教育勋章”。《追忆似水年华》是法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伟大作家杜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部鸿篇巨著。译林出版社组织了十五名译者，共同合作，译了数年之久，这部小说的中译本才于1994年得以和广大读者见面，填补了法国文学翻译的一个巨大空白。
第四，译介最多的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傅雷可誉为译介最多、态度严肃认真、译笔生动流畅、在读者中影响最大的译家。他的贡献让人难以望其项背。他虽说出生在上海，是但是他一直在浙江杭州工作。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是傅雷翻译生涯用力最多的作家。他以卷帙浩繁、技艺精湛的译品而被批评家誉为在中国一两个世纪也难得出现的翻译大家。傅雷生前谈及自己翻译经验时，曾说过：“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巴尔扎克的具有不朽价值的《人间喜剧》，包含147部作品（其中实际完成97部，其余50部没有成书），可谓作品比岁月还多，一点不假。他先后在平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贝姨》《邦斯舅舅》《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夏倍上校》《都尔的本堂神甫》《搅水女人》《于絮尔·弥罗埃》《幻灭》《赛查·皮罗多盛衰记》等十三部巴氏名篇的译本。自然巴尔扎克已成为在中国被译介最多和深受读者欢迎的法国作家。
随着学术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政治话语的逐渐退席，罗大冈等老一辈学者在学术研究上那些具有一定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成果被日益边缘化。应该立足新时期语境，重新梳理罗大冈的学术思想，以探讨罗大冈在超现实主义和罗曼·罗兰研究以及法国文学翻译等方面的得失问题。出身于浙江绍兴的罗大冈是我国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专家，无论是对我国的外国文学事业的开拓和发展，还是对外国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完善都颇有建树。但由于他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于改革开放之前，所做的研究就不免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烙印。罗大冈身上带着当时的历史痕迹自在情理之中。他一生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研究、翻译和教学，由于历史的局限，致使研究范围较为狭窄，许多法国的优秀作家作品未能进入他的学术视野，这也成为他那个时代法国文学未能在我国读者面前呈现出众声喧哗态势的原因之一。但是归根到底，罗大冈终究为中国文化建设及中法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无愧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杰出的外国文学研究大师的历史地位。
虽然，文学翻译具有时代性，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解，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有自己对文学作品的“期待视野”，每一个时代的语言都有这个时代的特点，每一个译者都有自己个性化的追求。所有这些，决定了文学作品一定会有重译，而且必须重译。方平自己说得好：译本“可以被超越，不会被淘汰”，文学翻译并“不存在理想的范本”。因此，重新梳理罗大冈的学术思想，审视他在法国文学研究和翻译中的得失，无疑是有利于我们今天的事业的。众所周知，罗曼·罗兰研究是罗大冈一生事业的重镇之一。他的学术专著《论罗曼·罗兰》，资料翔实，“对这位在中国有很大影响的伟大法国作家，作了全面客观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价，代表着我国的罗曼·罗兰研究的最高水平”【12】。罗大冈堪称国内罗曼·罗兰研究的第一人，他对罗曼·罗兰的思想、作品风格、作品写作的背景等等都有非常全面的了解和非常深刻的认识。于是乎，他自如地运用语言，完美地传达了原作的真正含义，在翻译过程中既做到尊重原作，又能够从实际出发进行恰如其分的改译。罗大冈的翻译活动是基于自己的研究基础上。
知义译作是罗大冈翻译理念中实践原则的核心。罗大冈认为，译一部小说首先应“事先彻底理解作品，同时要能欣赏、品味作品的艺术美。如果对原作的艺术魅力一点不能感受就提起笔来翻译，势必把一部充满艺术特色的文学作品译成一堆索然无味的资料”【13】。
在具体实践中，罗大冈有一种独到的翻译选材观。面对蔚为大观的法国文学，作为译者，应如何择取其中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作为具体的工作对象是一个首先需要关注并事关成败的问题。罗大冈选择了罗曼·罗兰的作品，翻译了《阿拉贡诗文钞》《艾吕雅诗钞》等的动机不外乎这些作家都具有共产主义倾向。而忠实于原作是罗大冈选材时所恪守的又一重要原则。罗大冈总是选择与自己风格相近的作品来译，这实际上成了他翻译获得成功的一个必要前提和一项基本保证。翻译是一个让译者适应他人风格的过程，也是一个往译作中施加自己个性的过程。
虽然在五六十年代，我国文艺界领导人将西方文学视为殖民主义的黄色文学。【14】翻译界此起彼伏、争先恐后地对俄苏文学、东欧文学、亚非拉的“反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文学”以及西方国家的“革命的进步文学”大量追捧。但是，他坚定自己的翻译理念，始终不离法国文学的领域，甚至涉足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最为复杂的超现实主义流派。1957年5月，在《文艺报》社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罗大冈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应加强与世界文学的联系，指出只翻译苏联文学“会使我们自己吃亏的，使我们目光狭窄”，认为“对西方文学的忽视，正是新文学达不到应有水平的原因”【15】。然而，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再创造的行为，这是不争的事实。文学翻译背后作为思想和解释系统的意识形态始终在起着作用，它从某种层面上也决定了文学作品再现于目的语的形象。安德烈·勒菲弗尔指出，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的形象主要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和当时占支配地位的诗学。【16】
